《所谓素材》水上银灯

110、翰林院

　　翰林院 [hàn lín yuàn]
　　翰林院从唐朝开始设立，初时为供职具有艺能人士的机构，自唐玄宗后，翰林分为两种，一种是翰林学士，供职于翰林学士院，一种是翰林供奉，供职于翰林院。翰林学士担当起草诏书的职责，翰林供奉则无甚实权。晚唐以后，翰林学士院演变成了专门起草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有“天子私人”之称。在院任职与曾经任职者，被称为翰林官，简称翰林。宋朝后成为正式官职，并与科举接轨。明以后被内阁等代替，成为养才储望之所，负责修书撰史，起草诏书，为皇室成员侍读，担任科举考官等。地位清贵，是成为阁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员的踏脚石。
　　无论政治地位高低，在各朝各代，翰林学士始终是社会中地位最高的士人群体，集中了当时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社会地位优越。唐朝的李白、杜甫、张九龄、白居易，宋朝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明朝的宋濂、方孝孺、张居正，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等，皆是翰林中人。入选翰林院被称为“点翰林”，是非常荣耀的事情。翰林学士不仅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的传承，更踊跃参与政治，议论朝政。由科举至翰林，由翰林而朝臣是科举时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是儒家学说中“达则兼济天下”的表现。
　　然而，成为翰林学士的辉煌前景也使得大量知识分子投身科举，造成了人才浪费。社会重文士轻技工，拖缓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此外，翰林制度也使得文学界和思想界的主流处于皇帝的监管之下，对学术自由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起了压抑作用，有利于皇帝进行专制统治。
　　中文名
　　翰林院
　　外文名
　　Imperial Academy或Hanlinyuan
　　设立于
　　唐朝
　　结束于
　　清末
　　有关名人
　　李白、张居正、方孝孺 、伍秉鉴
　　名称
　　翰林，即文翰之林，意同文苑。翰林一词最早可以在汉代扬雄的《长杨赋》中看到。由于汉代侍诏在玉堂殿，翰林院也常被称为玉堂署。
　　共2张
　　翰林院旧址
　　历史发展
　　唐代
　　翰林即文翰之林。
　　唐代翰林院是中国唐代开始设立的各种艺能之士供职的机构。初唐玄宗选擅长文词的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诏制，后逐渐演变为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任职者称为待诏。起草诏制本是中书舍人的专职，但唐玄宗感到中书舍人草拟诏制的制度难以保守机密和应付急需，乃一度挑选擅长文学的亲信官员充翰林院待诏 ，以备起草急诏（兼撰拟诗文 ） 。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另建翰林学士院，专供草拟诏制者居住，供职者称翰林学士（简称学士)，本身无秩品 。初置时并无员额，后来依照中书舍人之例，置学士六人，择其中资历深者一人为承旨。安史之乱以后，军事频繁，翰林学士地位愈来愈重要，不但在草拟诏制方面分割了中书舍人之权，也在参谋密计方面分割了宰相之权。唐宪宗以后，翰林学士承旨往往晋升为宰相。学士院设置之后，与中书舍人院有了明确分工 。学士所起草的是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为内制；中书舍人所起草的则是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称为外制。学士院有两名由宦官充任的学士院使（或称翰林院使），在皇帝与翰林学士间起传达联系的作用 ，在政治上 有很大影响 。后晋天福五年（940）曾宣布废除翰林学士，将草拟诏制之权归还中书舍人，但不久又恢复。

　　翰林院
　　宋代
　　宋沿唐制设学士院，也称翰林学士院，有时亦称翰林院。翰林学士实际上充当皇帝顾问，很多宰相都从翰林学士中选拔。北宋前期的翰林学士，亦无秩品。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承旨和翰林学士成为正式官员，正三品，并且不任其他官职，专司草拟内制之职，例带知制诰衔。由于唐代学士院自翰林院分出，故宋代有时亦称学士院为翰林院。宋代另有专掌艺学供奉之事的翰林院，但与学士院的翰林院无关。

　　翰林院
　　金天德三年（1151），置翰林学士院。
　　元朝
　　元朝设翰林兼国史院及蒙古翰林院，官制与金代相同，分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及译写文字。
　　明代
　　明孔贞运《明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节寰袁公（袁可立）墓志铭》：“赐进士、通议大夫、协理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纂修先朝实录记注起居管理六曹章奏、较内书文华殿展书诰勅撰文、前右春坊右谕德左庶子掌南京翰林院事、经筵讲官、通家乡眷生王铎顿首拜书丹”。
　　清代
　　清因明制，设翰林院。置掌院学士两人，满、汉各一人，从二品。清掌院学士无文学撰述之责，是侍读学士以下诸官的名义长官，与唐宋之翰林学士有所不同。但仕为翰林官者不仅升迁较他官为易，而且南书房行走及上书房行走例由翰林官为之，因皇帝、皇子及近支王公，多蒙优待厚遇 。
　　外班翰林
　　外班翰林出现在清朝，指的是为保持翰林中满蒙人的比例而经皇帝特准，从科甲出身的满蒙官员中直接招取的翰林。由于非经正途而入，被戏称为“斗字翰林”，表示才学不够之意。但满蒙翰林并非全是靠此途径入馆，凭真才实学入翰林者亦众多，还出现了一家数代翰林的满蒙翰林世家。外班翰林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满蒙两大民族敦儒重学的风气。
　　洋翰林
　　洋翰林指清末洋务运动兴起后归国的留学生。19世纪末清廷批准派遣中国幼童到外国留学，由容闳、陈兰彬监督。之后留洋学生渐多，清廷对留洋归来的学生按文凭赐予进士出身或授官职，因此也被称为“洋进士”、“洋翰林”
　　职责
　　翰林院的职责是：
　　（一）充经筵日讲：每年秋天举行经筵典礼，先由翰林院开列直讲官满、汉各8人（满讲官由大学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充任；汉讲官以翰林出身之大学士、尚书、侍郎、内阁学士、詹事、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充任），奏请皇帝钦派四人值讲。
　　（二）掌进士“朝考”之事：清代科举制度，每科于“殿试传胪”后，礼部以新进士名册送翰林院，由掌院学士奏请“御试”于保和殿。
　　（三）论撰文史：其所撰有祝文、册宝文（册立、册封后妃）、册诰文（册封王公）、碑文、谕祭文等。此外，纂修实录、圣训、本纪、玉牒及其他书史，或由翰林院承办，或由翰林院派编修、检讨参与纂修。而对书史的编辑校勘，则是翰林院官的主要职务。
　　（四）稽查史书、录书：六科根据红本辑录的史书（送内阁），录书（存科），为防止“玩忽潦草”，每年派翰林官两人专司稽查。
　　（五）稽查官学功课：宗人府的宗学、觉罗学，内务府的咸安宫官学及八旗的官学，都派翰林官稽查教习功课。
　　（六）稽查理藩院档案：理藩院的档案关系重大，须随时整理，例由翰林院派翰林官稽查，以重其事。
　　（七）入值侍班：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谕，翰林各官，原系文学侍从之臣，分班值宿，以备顾问，并在景云门内建造值房，翰林官分班入值。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定翰林官在尚书房侍值。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又定于圆明园值班。
　　（八）扈从：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定皇帝巡幸京城内外及王府等处，翰林院例应派员随从。
　　（九）每遇直省文武乡试、会试、殿试时充主考官、读卷官；顺天乡试，掌院学士充正、副主考、侍读、侍讲以下担任考官。各省乡试，学士以下、编修、检讨以上都可以充任正副考官。会试，掌院学士充任正副考官，侍读、侍讲学士以下充同考官。武科会试，侍读、侍讲学士都可以充任正副考官。
　　（十）考选、教习庶吉士：开列教习庶吉士职名，从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中选择学问优异者担任小教习。
　　翰林院内部组织有典簿厅与待诏厅。
　　典簿厅掌奏章、文移及吏员、差役的管理事务，并保管图书。额设典簿满、汉各1人，孔目满、汉各1人，笔帖式若干人（满40人，汉军4人，分在两厅办事）。
　　待诏厅：掌缮写、校勘之事，额设满、汉待诏各2人，笔帖式若干人。满待诏掌校时，翻译章奏、文史；汉待诏掌校对，缮写所撰之史。
　　溯源流变
　　翰林，即文翰之林，武德时，高祖设立由各种艺能之士供职的翰林院，除文学之士外，医卜、方伎、书画、甚至僧道等皆可入选，以待诏于院，史称“翰林初置，杂流并处”。玄宗时，遴选擅长文词之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诏制，翰林院因此逐渐演变为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任职者称翰林待诏。此前，起草诏制本是丞相府属官“中书舍人”之专职，而玄宗以其草诏难以保密且难应急需，从而挑选擅长文学之亲信官员充待诏，以备草拟急诏，兼有撰写诗文、以颂太平之责。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另建翰林学士院，将文学之士从杂流中分出，供职者称翰林学士，简称学士，本身无品秩，以原品入值。从此，“职清地禁，杂流不入”。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皆曾供职于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初置时，并无员额，后依中书舍人之例，置学士六人。宪宗时，择其中资深者一人为承旨，以统领诸学士。“安史之乱”后，战事频繁，翰林学士地位愈发重要，不但在草诏方面分割中书舍人之权，且在得参谋议论方面分割宰相之权。宪宗以后，翰林学士承旨往往晋升为宰相。随着时光推移，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分工日趋明确。学士负责起草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内制；而中书舍人负责起草一般臣僚的任免及例行文告，称外制。二者并称两制，而内制重于外制。宋沿唐制设学士院，也称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充皇帝顾问，宰相多从翰林学士中遴选。北宋前期，翰林学士亦无品秩。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承旨和翰林学士成为正式官职，正三品，不任他职，专司内制，例加知制诰衔。此外，宋因唐制，另设专掌方术伎艺供奉之事的翰林院。此做法也影响到其他少数民族政权。

　　翰林院
　　清因明制，设翰林院。置掌院学士两人，满、汉各一人，从二品，是侍读学士以下诸官之长，其他翰林官设置多因命制。而自康熙时起，掌院学士历由殿阁大学士兼领，地位更加突出。按清制，翰林官不仅升迁较他官为易，而且南书房行走及上书房行走例由翰林官为之，因而与皇帝、皇子及近支王公有较多接近机会，多蒙优待厚遇。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均由翰林官主持，形成座师制度，文脉与人脉相互交织，使翰林影响延伸至各个领域。翰林在知识界享有崇高声望，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翰林院制度不始于清代而以清代为最完备，资料最为丰富，机构最为庞大，品秩最为突兀，规模最为壮观，是集历代大成的产物。
　　科举制度
　　翰林院自出现便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发轫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是教育制度和选举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其核心是通过考试以选拔官员，以制度的形式保障并促进社会成员规范化地垂直流动。此制尽管有其种种欠缺与不足，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却不失为一项较为公正的选材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用人制度上的血缘、地缘局限，确立了以文化为本位的标准，成为与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官本位、金本位并行的另一标准。科举制度给无数栖身社会下层的民间士子带来了出头的希望，为其扶摇直上提供了可靠的阶梯。诸多寒士终日苦读，以期博得金榜题名。历代王朝统治者则藉此网罗到大批知识精英，既提高了统治效能，巩固了统治，也消弭了民间可能孕育的躁动与不满，在延长王朝寿命，缓解统治危机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在科举制的发展过程中，翰林院逐渐成为文化层次最高的官僚机构。自唐代创翰林学士草诏并应奉文字之责后，靠科举而晋身者的比例逐渐增加。宋代，科举制度与翰林院制度接轨。至明代，翰林院成为外朝官署，并规定一甲进士三人直接入翰林之制，状元授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编修（正七品）；还创立庶吉士制度。所谓庶吉士，就是在新科进士中再行选拔，以《尚书·立政》篇中所云“庶常吉士”之简称名之，在院学习三年后再试，合格者留院，称留馆，余者外委为他官。但因曾就学于翰林院，世人对不能留馆之庶吉士也以翰林视之。自此，“非进士不入翰林”。而自明太祖废丞相之后，成祖设内阁，置大学士，与丞相相类。大学士均出自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翰林院成为培育高级文官的摇篮和涵养高层次学者的场所。

　　翰林院
　　清代科举，沿袭一甲进士直入翰林之成法，二三甲进士则通过考选庶吉士才得入翰林，称为朝考。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合格者由皇帝亲笔勾定，称“钦点翰林”。为了防止冒滥现象，还在会试与殿试间增设复试，复试合格者方准参加殿试。另外，对已经跻身翰林者，创立大考制度加以监督和激励。制度之严格、措施之细密可知一斑。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清廷仿宋朝故事，实行制科征士，大批汉族士人被罗致入彀，直接进入翰林院，以成士林佳话，影响并吸引知识分子，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前人阐述明清科举制度，多囿于成说，只谈秀才、举人、进士三级结构，以考中进士为科举制度的终结；而考察教育制度者，则从府、州、县学直至国子监，以及清代出现的八旗官学、宗学、觉罗学，就以为概括了所有的教育机构。两者于不经意间，都把翰林院制度中的庶吉士培养制度摒弃于视野之外。其实，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由进士馆选而庶常，庶常而留馆，加之清朝特创的翰林大考、考差，无不是科举制度的延伸和发展，悄然又于三级结构之上又多出一个层次——翰林。所以笔者依此提出了明清科举制度为四级人才结构的新见解，并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可与采纳。了解翰林院制度和翰林群体，不仅可以加深对历史上科举考试制度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对全面了解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和体系也具有启迪意义。
　　由于长期施行科举制度，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不少学术世家。而翰林院制度的完善，使学术世家无论从层次还是规模，都比以前任何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出现了大量“翰林世家”。清代最盛之翰林世家乃六世翰林之安徽桐城张氏。自康熙朝张英始，至来孙聪贤，共6代12人得入翰林，且代无间断，诚为空前绝后之盛事。从时间方面考察，以张英得馆选之康熙六年（1667年）始，至聪贤得馆选之嘉庆十年（1805年）止，该家族绵延于翰林近140年，足见其家风崇文重教之盛。此外，五世、四世、三世、两世翰林之家更多，成为士林一道特殊风景。
　　民族交融
　　自秦汉以来，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诸多民族交汇频繁，少数民族其兴也勃，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其统治之下。北魏鲜卑拓跋、辽代契丹、金代女真等民族都曾凭借其强大武力入主中原，在中国北部建立政权，而元代蒙古族、清代满族则更是建立起统治中国全境的中央政权。其中，清朝统治时间最为长久，约二百七十年。清朝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各项制度上不能不带有深深的自身烙印。就翰林院制度而言，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曾首创殿试一甲头名即状元例授翰林院应奉的制度，使翰林与科举不可分割；元代创立蒙古翰林院，使将本民族士人安置其中；而就清代翰林而论，除汉族出身者外，不乏满、蒙翰林跻身其间，还有回族翰林和南方少数民族的优秀士子得选，遂使翰林院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所。翰林院为此专门制订一系列相关制度，颇具独创性。 《易经·益卦·彖》有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清代满族统治者因有翰林培育，汉学功底精深，深谙损益之道。为不伤汉族士人自尊，特定“满不点元”之策，即满族士子例不点状元，颇合“损上益下，民悦无疆”之理；而为提高本族总体文化水准以适应统治需要，自皇帝、皇子至普通旗人，皆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使一个文化层次原本较低、与汉文化体系差异巨大的关外民族，在数十年内便完成了知识主体的根本转换，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上书房的建立，乃专为皇子读书而设。因有培养未来皇帝之责，特延请翰林官为师傅。在皇室表率下，满蒙贵族及官员乃至平民纷纷移樽就教，文风大盛，重师重教成为时尚，对提高满蒙等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颇合“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之旨。有清一代，满蒙文人辈出，名士如云，正是“名师出高徒”的结果。
　　另外，清代尚有皇帝特准而入翰林一途，无需科考，称为特选馆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满蒙士人汉学水准的提高，除有相当一部分满蒙士人以馆选方式进入翰林院成为正式翰林官之外，还创造了外班翰林之法，即拣选科甲出身（进士、举人）之满蒙官员进入翰林院，以保翰林清望。而当时朝野将举人出身的满蒙翰林戏称为“斗字翰林”。“斗字”者，识字少之谓也。以翰林之人材翘楚者而被冠以“斗字”，其褒贬之意显而易见。随着满蒙翰林群体的不断壮大，总数达600人之多。其对满族蒙古族整体文化修养的提高方面起到过强大的引领和促进作用。文官、武将行列中到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其影响遍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宗教等诸多领域。
　　在此过程中，满蒙科举世家也应运而生，甚至出现了四世翰林之家，即满洲正白旗索绰络氏家族。该家族翰林之盛，始于德保。乾隆二年（1737年），德保以三甲进士获馆选，后留馆任检讨。其后又有其子英和，其孙奎照、奎耀，曾孙锡祉入选翰林，四世五人跻身翰林，为满洲科举第一家。当奎照点翰林时，德保家族得入玉堂已累三世。朝野一致称道，认为乃满洲之清望。乾隆之子、著名书法大家成亲王永瑆乘兴挥毫，命人制成“祖孙父子兄弟翰林”一匾以赠，世人荣之。至锡祉入翰苑，更为一时佳话。上所好，下必甚焉。长此以往，满蒙两大民族形成了浓厚的敦儒崇学的社会风气，势在必然。
　　满族以马背民族起家，讲求“文武并用”，翰林院不仅是培养高级文官的摇篮，且有不少将军悍将亦翰林出身。满蒙翰林中，多有持帅印、掌军旅之机会，如雍正朝的年羹尧、嘉庆朝的那彦成等，便是典型代表。此辈亦文亦武，大有儒将风采。
　　由于清代翰林群体居于科举金字塔型人才排列的顶端层次，而有机会接触最高统治者，不仅得以入值南书房而草拟诏书，参与机要；且入值上书房训导皇子，皇子一朝继位，翰林便成帝师。诸如康熙朝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法海、徐元梦，雍正朝张廷玉、朱轼、嵇曾筠，乾隆朝蔡新、那彦成，嘉庆朝汪廷珍、徐颋，道光朝杜受田，咸丰朝及同治朝李鸿藻、光绪朝翁同龢等，无一不是名重一时的博学硕彦。他们以人品与学识砥砺并哺育新一代统治者，与之相互影响，为提高其综合素质发挥过重要作用。
　　文化专制
　　数千年来，中国历代中央政权一向强大，必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方面是频繁的自然灾害，辽阔的国土，恶劣的周边环境；一方面是一盘散沙般的农牧经济，低下的生产力和众多的人口。为应对上述问题，早在秦代，便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汉代，又以“独尊儒术”的方式完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二者相互依存，最高统治者与知识界建立起共生关系，正式确立了法统（政权体系）、道统（文化体系）二元格局。皇帝据法统而南面称尊，君临华夏；士人倚道统而安身立命，承传文明。皇帝可操利刃而生死、荣辱士人；士人可搦秃笔而臧否、褒贬君主。皇帝授士人以官爵，士人扶君主以智力。对士人之需求与对历史之敬畏的双重因素使得君主不敢过于骄纵，为所欲为；而士人亦可售才学于朝廷，待价而沽。人主或为寻求智力支持而礼贤下士，如刘备之三请诸葛；或为不留千载骂名而强压怒火，如曹操之不斩弥衡。士人或为保持自然天性而辞官高蹈，如陶潜之采菊东篱；或因注重享受生命而放浪形骸，如杜牧之江南落拓，由汉至唐，士人之地位虽有沉浮，但基本稳定，中华文化于稳定中走向昌盛。这一时期，作为皇帝首席助手和百僚之长，丞相的选取标准一直以才学为主流，地位尊崇而相对稳定，也是士人尊严与权益的重要依托。就在这一时期，科举制度与翰林院制度应运而生。其初始目的，就是最高统治者借其获得知识翘楚所提供的智力支持，而其发展脉络则显示出双方在互动过程中一直在探索实现二者结盟的最佳途径。但令人遗憾的是，此后二者的关系却一直向着法统日隆而道统日损的方向发展。士人逐步将所有权力与尊严奉献给最高统治者，而作为知识界的幸运儿的翰林群体和功名获得者以牺牲自身尊严的方式换得剥夺其他人尊严的权力，如法炮制，逐层效仿，使得社会底层成员几乎丧失了一切尊严和权力，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君臣关系从汉唐之坐而论道，经宋代之立而听命，发展为明清之跪而请旨，尊卑关系绝对而僵硬。中华文化体系中的民主精华被不断荡涤，迫使亿万苍生不得不匍匐于专制强权的脚下。在此过程中，翰林院与翰林群体一直起着决定性作用。
　　明代，以废除丞相制度为标志，皇权更加恶性膨胀，继而以翰林为主要选择的对象的大学士制度开始出现。与丞相相较，大学士无论是权力还是地位，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士人地位也随之沉沦。造成了二百余年间凄风苦雨，星月无光。为适应执政需求，清代摸索出一系列提高最高统治者个人素质的有效方法，由翰林培养出的清代诸帝大多聪明天纵，精力过人。他们立于权力之颠，控制着庞大的统治网络的弛张，顾盼自雄，不可一世。一方面利用科举和翰林院制度，给无数士人以诱人的天梯，定期制造出些许幸运个体，以粉饰太平，引导天下士子皓首穷经，在科场拼杀至死；另一方面又张牙舞爪，对一切他们认为的不稳定的文化因素予以围剿、荡涤，直至大开杀戒。康熙时，满洲翰林朱天保，雍正时，汉族翰林、榜眼戴名世，皆因文字狱而成刀下之鬼。有清一代，共罗织文字狱160余起，终于使知识界形成了万马齐喑，上下失语的可悲局面。探究清帝心灵深处，文化上以低制高带来的自卑感与人数上以少至多带来的恐惧感交织一处，致使他们终日惶惶，变态过敏。他们倚重满蒙翰林尤其是满洲翰林，视为心腹，并通过他们带动、改造汉族翰林，使之最终几乎不知气节为何物，死心塌地甘当帝王之鹰犬。其所作所为，不仅使明代时士大夫尚存留着的东林党之气节至清代已无从寻觅，乃至对近现代乃至当代不少知识分子的政治软骨症与气节缺失症的形成，亦负有不容推委的责任。
　　影响
　　清代共有6472人得入翰林，形成了庞大的翰林群体，对清朝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到了清朝末期，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以及科举制度日显腐朽落后。西学东渐，翰林中也出现了主张改革教育制度，以救亡图强的声音。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沈葆祯等都是翰林出身。清朝灭亡后，遗留下来的翰林群体依然活跃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经济的舞台上。中华民国时期，教育总长蔡元培，北洋总统徐世昌，民族实业家张謇，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书法家谭延闿，外交总长颜惠庆，书法家潘龄皋俱是翰林中人。
　　清末翰林的后代子孙，由于受到父辈祖辈的学术熏陶，成为文学家、教育家的也不在少数。例子有清代首科状元傅以渐后人、著名教育家傅斯年，翰林吕凤岐之女、女子教育先驱吕碧城，翰林张佩纶的孙女、著名作家张爱玲，庶吉士周福清之孙、著名作家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以及其后的：末科探花商衍鎏之子、国学家商承祚，学术巨擘俞曲园曾孙、红学家俞平伯，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孙、社会史学家瞿同祖，嘉庆状元赵文楷后人、佛学家赵朴初，宗室翰林毓隆之孙、国学大师兼书法大家启功，溥仪老师陈宝琛的侄孙、经济学家陈岱孙等等。
　　综上所述，翰林院与翰林的辉煌已成往事，但却给世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盘点、评估这笔财富，使其惠及当世并启迪后人，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不容推卸的使命。
　　他国翰林
　　越南
　　据黎崱《安南志略》所载，古代越南的文职官员中，就设有翰林院官。至於它的发展，可追溯至太宁四年（1075年），李朝仁宗「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这是实行科举制度的开始。1076年（英武昭胜元年）李仁宗在升龙（今河内）设立国子监，选文职官员识字者入内习文。英武昭胜二年（1077年），试官员以书算刑律；广祐二年（1086年）成立翰林院，试全国有文学之才者充翰林院官。以后的陈朝、胡朝中仍实行科举制度，翰林的职位也一直保留。陈朝时，翰林学士更参与政界，如陈圣宗时的黎文休便任翰林院学士及兵部尚书。据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等的分析，这是说明了「儒生作为庶族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到黎朝时科举兴盛，翰林院纳入正式规制，之后的阮朝亦加以承袭。明命帝改革官制时，修订了翰林院官职的品级，如掌院学士及直学士为正三品、侍读学士为正四品、侍讲学士为从四品、翰林院侍读为正五品、翰林院侍讲及翰林院承旨为从五品、翰林院著作为正六品、翰林院修撰为从六品、翰林院编修为正七品、翰林院检讨为从七品、翰林院典籍为正八品、翰林院典簿为从八品、翰林院供奉为正九品、翰林院待诏为从九品。
　　翰林院直到20世纪初，才随着科举废除而消亡。
　　朝鲜
　　朝鲜于王氏高丽时代开始实施科举制度，太祖王建时参考泰封（後高句丽）的制度设置元风省，并在下面置学士院。至第8代君主显宗时改名为翰林院，是君主命令起草文件的部门。宋人徐兢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提到：「翰林院在乾德殿之西，所以处词学之臣。」之後又改过几次名，到第31代恭愍王五年（1356年）时又改回翰林院。恭愍王十一年（1362年）改为艺文馆。又名文翰署、词林院、艺文春秋馆，但成为元朝的朝贡国後，则改为成均馆。在高丽一朝的发展中，曾出现「文翰」及「史官」两者合并的情况，就是前述的艺文春秋馆（合并於忠烈王三十四年，即1308年），後来虽曾於忠肃王十二年（1325年）分拆，但至高丽恭愍王元年（1389年），两者再度合并为艺文春秋馆。朝鲜王朝之后，科举被两班垄断，进士直接授予官职。朝鲜官制中与翰林院类似的是承政院、弘文馆，负责传达王令，颁布诏书。但是科举考官的职责由礼曹负责。
　　日本
　　日本在8、9世纪时曾仿照唐朝的制度举办贡举，但到了11世纪后已名存实亡，并不与举官授职衔接。日本的官制为“二宫八省”，其中并无翰林院。与翰林院类似的机构是中务省，负责保卫工作以及草拟诏书，确保上命下达
　　被焚事件
　　庚子国难前，坐落在外国公使馆区的中国翰林院，以巨量藏书著称于世，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图书馆，被当时西方人比做是中国的牛津、剑桥、海德堡和巴黎。翰林院内藏有卷帙浩繁的各类古版善本，举世罕见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就珍藏于此。以金黄色丝绸装订而成的万卷册的《永乐大典》，是明代由两千名学者参与编修的大型综合性类书，经明末文渊阁大火，仅存副本；到了清代，这些副本已散佚两千余卷，其余都收藏于翰林院内（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另外，乾隆年间由纪昀、陆锡熊与众多清朝学者合编的七万九千卷的世界上最大的学术丛书《四库全书》的各类底本，当时也珍藏于翰林院内。
　　1900年间的翰林院大火，不仅将辉煌建筑焚毁，而且数千万卷古籍善本也在大火中烧毁，其中包括当时仅存副本的《永乐大典》。同样惨重而无法弥补的损失是——据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考证——从全国各地搜聚的《四库全书》的大量底本，也在那次翰林院大火中被烧成灰烬（参见台北《联合报》副刊，马悦然专栏第45集）。翰林院大火所造成的中国古籍文化方面的损失是永世无法弥补的。
　　国人历来认为翰林院是八国联军所焚毁。但事实上，当八国联军破京城解救被围攻的公使馆时，翰林院已经在大火中和枪炮声中变为废墟将近两个月了。翰林院毁于1900年6月23日大火，八国联军抵达北京的时间是1900年8月14日。翰林院遭焚的时候，北京外国公使馆正陷于清兵与义和团的围攻之中，除了获清政府许可而先期抵京的340名外国公使馆警卫人员，八国联军尚未进京。一百年过去了，除了翰林院大火罪魁被“张冠李戴“，国人还众口一词认定：“翰林院的数万册经史典籍，包括《永乐大典》……均被（八国联军——引者）洗劫一空“（《国耻事典》296页）。
　　那场大火是谁放的？翰林院究竟毁于何人之手？那些“被洗劫一空“的古籍经典又是怎么回事？与此相关的西方人在这场浩劫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反省历史应当首先弄清真相。
　　中国兵匪自焚翰林书院
　　翰林院[1]
　　翰林院内墙之大部与英国公使馆北壁紧密相连。英国使馆“墙厚八尺，高二丈有奇“不易攻破，而且“其大可容千人“，所以，在义和拳乱时期的围攻中，英国公使馆内不仅聚集了各国公使及其家眷，而且容纳了大量各地逃到使馆避难的中国教民。几乎所有使馆区内的洋人都认为，这里以翰林院为屏障，是最安全的地方。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对外宣战，义和团和清军开始围攻使馆（及西什库教堂）。据包括著名美国来华传教士、记者雷德（Gilbert　Reid，中文名李佳白）和当时法国驻华公使皮雄（Monsieur　Pichon，中文名毕盛）在内的诸多在华传教士、西方学者、驻华外交官记述，翰林院大火是中国官兵拳匪自己点燃的。
　　6月22日黄昏，清军烧毁英国领事馆东南角邻接的密集民居。次日，清军干脆引火翰林院，试图一举烧毁英国公使馆：“1900年6月23号，□□教徒士兵董福祥（清廷“甘军“首领——引者）在翰林院点燃了火，醉翁之意不在酒，很明显，他期待火势蔓延到毗邻的英国公使馆。“（In　Search　of　Old　Peking，　by　L．C．Arlington　and　William　Lewisohn）。当时藏身使馆的一位美国女教士，安德鲁斯小姐（Mary　E．Andrews，中文名安美瑞）记述说：“明显地，煤油被浇到了树上，以便助长火势。“（转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by　Diana　Preston，p139）
　　对翰林院被焚事件最为详细可靠的记载，出自扑笛南姆．威尔（Putnam　Weale）的日记，作者当时也是被围困者之一，他以见证当时情况为己任，每天各处观察情况，将亲历目击记成日志，编辑成书，名为《庚子使馆被围记》（Indiscreet　Letters　from　Beking），于1906年出版。书中中卷第三章1900年6月24的日记写道：“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猫，用其灵巧之手术，将火种抛如翰林院，只一点钟间，众公使居住之地英使馆，顿陷於危险之域。“有说，“中国放火人逃走之时籍树及房屋之掩蔽，一面逃走，一边抛弃烧油之火具，亦有且逃且放枪者。“
　　当时人的这些记录是否真实呢？公使馆被里的人们，先是被北京城里的烧杀抢掠惊扰，接着被发生在西什库教堂的暴行所震动，然后就被清军、义和团围攻了。翰林院被焚之前的三两天，公使馆区“……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几乎逐日都有大炸炮轰击使馆区的记录，少则一日发射十数炮，多则数面夹攻，处处崩墙倒屋“（《庚子北京事变纪略》），使馆区内躲藏的人们当时已成惊弓之鸟，焉有心情有时间相互串通一气，深谋远虑，在自己的日记或记录中编造？他们又有什么必要引火烧身，焚毁自己相邻的翰林院？
　　不仅洋人，当时的国人也有记载可作确凿证据：“是晚，台基厂及交民巷东首又起火，一路延长如龙。比利时、澳大利亚、荷兰及意大利四使馆均被焚，翰林院及吏部等衙门亦被团匪焚毁。“这段记录引自《庚子拳变记日要录》卷三。同样的记录也见于杨典浩的《庚子大事记》。此外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由日本人汇录、清人刊正的《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兵匪焚掠京师记“一节，及日本佐原笃介撰写的《拳乱纪闻》也有相同的记述。
　　中国自焚翰林院出乎洋人意料
　　洋人低估了中国人对他们的仇恨，也低估了这种仇恨被利用和煽动之后所爆发的野蛮程度，绝没料到，中国人为了攻打使馆竟会焚烧他们自己的书院圣堂翰林院。后来的英国驻华记者、作家弗莱明（Peter　Fleming，中文名傅勒铭）在他的《围城北京》（The　Siege　at　Peking）一书中说：“许多世纪以来，翰林院……它的大厅和庭院是中华学者精华的聚集地……那里各处有华美的木雕屋檐。外交官们觉察到了这种危险（指被焚毁的危险——引者）。但是他们觉得，中国人对学养、传统和建筑美的崇尚，会阻止他们以任何手段毁灭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
　　事实上，在整日炮火纷飞的攻击中，洋人已经四面为营，地下挖洞，筑垒堵道，八方防守，能用的家伙（包括被义和团烧毁的火车皮残骸）都用上了，也指望翰林院为屏障，坚持到八国联军救援的到来。他们觉得，在炮火中纷飞之中，位于翰林院背后的英国公使馆是使馆区中的最安全之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英国使馆当成坚守抵抗攻击的大本营，将各国领事家眷集中安顿在英国使馆的原因。
　　他们错了。弗莱明接着就看到令他惊讶的事实：“次日清晨，风从北面强劲吹来。外交官们的判断再次被证明是错的。中国人在翰林院点燃大火，他们有条不紊地一个庭院一个庭院地烧。当董福祥率领的回教徒们（指清廷“甘军“，其士兵大都来自甘肃青海一带——引者）从上方的窗户里透越浓烟，猛烈开火的时候，怒吼声淹没了持续的枪声。这座古老的建筑在这怒吼中燃烧起火，就象一个易燃物。“（The　Siege　at　Peking，p121～122）当时躲在英国公使馆内的马丁（Lizzer　Martin）也作了同样的记述：“翰林院是他们所珍贵的文学馆，我们不认为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中国人没有必要摧毁它……。“不过这个传教士接下来就记述说，“我们相当耽心敌人会把我们烧死，因为他们自己在这个地方（翰林院）点燃了大火“（转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383）。扑笛南姆．威尔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也写道：“如谓此地可以放火，吾欧人闻之，度未有不笑其妄者。然今竟何如？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烟焰上腾矣。“
　　中国自践神圣，西洋学者愤怒不堪
　　被焚后的翰林院遗址照片
　　面对翰林院大火，公使馆内不仅弥漫着惊异的气氛，外国学者尤其为中国人践踏千古文明圣地的野蛮暴行感到震惊。这些学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价值，当然也懂得这些珍贵的书籍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是人类精神宝库中的财富，是人类悠久文明的辉煌象征。曾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的英国汉学家，当时英国驻华记者毛里逊（George　Ernesr　Morrison）痛见翰林院在大火中焚毁而记述道：“……灰烬中的大堆的残骸、木本与残枝败叶一齐飞散，装点着这个帝王中国的辉煌书馆的废墟。“此情此景令他极感愤怒：“为了向外国人泄愤雪耻，不惜毁灭自己最神圣的殿堂建筑。而这座建筑数百年来是这个国家及其学者们的骄傲与荣耀所在！对于作出这等事的民族，我们能够作何感想？这是一次辉煌的灾难圣奠。如此亵渎神圣，骇人听闻！“（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139）火势猛烈，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抢救翰林院里已经焚燃的典籍，那些没有被焚燃的价值连城、有些甚至从未在皇宫之外面世的古版书籍，被随意抛到院子里，池塘中。此情此景震撼着当时在使馆内避难的西洋学人，“公使馆界内的外国学者们在检拾灰烬中残片时，泪水几乎夺眶而出。“（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139）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那部《国耻事典》还告诉我们，“八国联军还用《永乐大典》代替砖块，修筑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对此，我想还是西方当事人的回忆比较客观：“多卷价值连城的百科全书实际上被攻、守的双方用于加固自己的工事。“（引自In　Search　of　Old　Peking）
　　洋人冒险救火翰林院当时的英国公使馆人员，中国海关北京总税务司署官员扑笛南姆．威尔在他的日记中见证道：“……英国水手志愿兵均已成列，其往外线者亦皆闻信赶来，破墙而至院中，跨越许多障碍物，上面木屑纷纷下落，有时止放步枪一排，将院之内外搜查肃清。敌人所遗之铜火药帽约有半顿之多……此时火势愈炽，数百年之梁柱爆裂做巨响，似欲倾于相连之使馆中。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无论如何牺牲，此火必须扑灭。又有数十人从英使馆而来……人数既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护。“（《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三章）

　　翰林院
　　当时各国正规军尚未到达，在公使馆危急之中，前期抵达公使馆的警卫人员多是各国商船上的水手，客观来说，这些水手并非自愿抢救中国的翰林院，为救火，先要把自己置身于炮火枪弹射程之中，还要清理翰林院区域内可能藏匿的清兵团匪，而地上“半顿之多“的“铜火药帽“可以见出救火的环境非同一般，需得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这些英国水手“受有严令，逼其作事“，是被迫的，下此严令的，当然是英国公使馆最高首领，英国公使窦纳乐。
　　翰林院大火之后，英国公使先是急电清廷，要求中国政府出面抢救翰林院及书稿，这情况发生在清军义和团和使馆守卫双方都利用残卷书籍当作砖头加固工事这事发生之前。翰林院大火刚刚熄灭的次日，“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Maxwell　Macdonald）就通过专线给中国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发出急电，告知他们，他曾试图抢救图书馆，并要求他们出面收拾翰林院残剩书稿。“写下这段回忆的是当时在中国任邮政官员的美国人阿灵敦（Lewis　Charles　Arlington）和他的同伴卢因森（William　Lewisohn），中国政府“没有理睬他的通知“。另据记载，这位英国公使并不就此罢休，干脆把抢救出来的部分手稿和书籍送交到了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参见The　Boxer　Rebellion）。毫无疑问，他希望这些残卷在中国政府官员的参与和努力下得到保护和保存。
　　窦纳乐爵士的做法连美国人都觉得惊讶，认为这是一种“被围攻期间特殊外交智慧的表现“，虽然“不可思议但是无可置辩“（引自In　Search　of　Old　Peking）。窦纳乐急电发过去的时候两宫尚未“蒙尘在外“（慈禧携光绪出逃是八国联军八月十三号即将破城之前，而不是焚烧翰林院的六月下旬——作者注），而当翰林院大火之时，慈禧正在紫禁城里观看倾听“灭洋“、围攻使馆的好戏。
　　不了解中国宫廷内斗情况的洋人，受到清廷多次下诏“剿匪“的蛊惑，以为清政府控制不了义和团暴乱的局面，需要八国联军前来救助。后来八国联军开始从天津上路了，美国公使康格还在奉命调查中国政府究竟给公使馆送了多少粮食（其实到八国联军破城之前，公使馆里的外交使节和中国教民们早就开始斤斤计较、数着份量分吃马肉了）。洋人危难之中尚且知道痛惜中国圣堂圣典，□□观看“灭洋“之戏之余，却对自家珍宝之毁不理不睬，好象烧的是英国的剑桥牛津，这种情况实属不可思议！
　　当英国公使把被焚的书籍残卷送交总理衙门时，清政府方面仍然没有任何回音（参见The　Boxer　Rebellion）。《永乐大典》本已是历代残留珍本，《四库全书》全部底本则从全国各地精心搜集而来，还有历代手抄文本，皇帝御批原件等等，却如同垃圾一样不能让清政府稍微动心！清廷之冷漠，不仅匪夷所思，而且令人痛心。
　　烧翰林院是为了延毁英国公使馆。结果翰林院被毁，大量珍贵书卷被焚，公使馆却完好无损，而且，翰林院废墟灰烬中的一些书籍残卷，也落到了当时在场的外国人手中。
　　多年之后，在中国大陆，这便成了“八国联军“将翰林院书籍“抢劫一空“的证据。
　　严令禁止抢劫书籍
　　洋人的诚实在于他们自己记录了“抢劫“的实况。“抢“得不容易。是在他们自己的严令禁止中“抢“的，确切地说，是违令偷的。偷的人，是公使馆内研究中国汉学的专家学者，当然懂得这些书籍的珍贵价值，所以看见这些与“黄金等价“之物，遍地残卷，四处飘落，“心有不忍“。

　　翰林院
　　时人记载：“有稠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数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捡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值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
　　这段文字引自扑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1900年6月24日的日记。那天，翰林院大火未熄，他是在余烟焚绕中记下这些文字的。如果不是六年之后的1906年，作者出版这些日记的时候做过修改，他显然有先见之明—他在翰林院被焚第二天就写道：“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
　　中国在那次大火中焚毁的典籍众多，损失惨重，而落在洋人手中（英国人）的书籍极为有限。把全部损失统统算到外国人头上，简单方便，容易让后世接受，因为这样就可以跨越自我犯罪感的心理障碍。但是这并不能洗刷自焚祖典，自践古籍的耻辱。人可以没有记忆，可以忘记耻辱，但历史是有记忆的。除非利用国家力量把当年所有相关记录文字焚毁得一干二净。

　　翰林院
　　洋人手中残卷保存完好
　　值得庆幸的是，落入洋人手中的有数的残卷得到了很好的珍藏，就如同当今中国那些被遗弃或遭虐待的女婴或女童，被洋人领养之后，她们的命运一举改观，从此享受到了儿童应有甚至更好的待遇。
　　关于那些落入洋人手中的书籍，有记载者，如当时英国驻华领事希莱斯（Lancelot　Giles，中文名翟兰思）保存了一卷成为珍贵的残存样品的《永乐大典》，以及一些其他珍品，其中包括皇帝举办的科举考试的一些卷子；又如，这场著名的大火过去十三年之后，1913年，曾经在华执教的英国汉学家巴克毫斯（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中文名巴克斯）将他精心保存的六卷《永乐大典》卷呈交给了英国牛津博德利安（Bodleian）图书馆。为了保护这些饱经灾难的古籍，该图书馆为这六卷古老的著作特制了精美的木制封套，同时小心翼翼封补了书上的枪眼（参见The　Boxer　Rebellion）。此外，另几卷《永乐大典》残本，经过英国人的收集保存，最后在剑桥东方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地（参见参见In　Search　of　Old　Peking）。
　　翰林院大火后收拾残局，检拾碎片，清理废墟的是各国公使人员，这期间，有的学者违反禁令，从火光中减拾书籍收为己有，自行珍藏；有的事后送交本国图书馆，小心保存收藏。这才是半个世纪过后，我们的教科书中所说的“八国联军抢劫中国珍古书籍“的全部真相。如果不是这样的“抢劫“，可能还有另外两种结局：一，各国公使人员面对被焚毁的书院兴灾乐祸，以至于转嫁愤怒，助火于废墟之上，将各处残稿干净彻底焚成灰烬；二，对废墟残稿强做视而不见，以珍惜自己名誉清白为理由，任散乱各处的残稿随风随雨随战乱化为乌有。果真如是，前者未免残忍，后者未免虚伪。而事实是，他们既没有那么残忍，也没有那么虚伪，他们即扑灭了翰林院大火——因而翰林院辉煌建筑没有被全部焚烧干净；在通知中国政府没有回音的情况下，他们也抢救了大量残卷并送交了总理衙门——这是《永乐大典》绝大部份残卷至今在中国留存的唯一真实原因；此外，他们也违令窃取了少数残本——不过这并非英国的政府行为而是个别学者的个人行为。

　　翰林院
　　洋人取残卷于灰烬的行为，其中除了水兵们用残卷垫防御工事之外，都围绕着一个理由：他们懂得并珍惜文物古籍的价值，即便身陷重围之中，即便是敌对一方的文物古籍，即便是敌人用来消灭自己的武器，即便需要冒生命危险，也要珍视它而不弃置它，抢救它而不迁怒于它，精心保存它而不毁灭它。这是一个文明民族本来应有的教养。
　　我宁可认为，这些洋人应当得到中国后人、尤其是后学的尊敬，钦佩和感谢。尊敬他们珍视异国文化的精神；钦佩他们冒险灭火和抢救残卷的勇气；感谢他们从大火之后的灰烬中为中国送交保留了《永乐大典》残卷，同时感谢他们对手中残卷多年来的精心收藏和保存。
　　各国就焚烧翰林院的指责要求更正事实
　　1949年以后中国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上的有关不实之词，并非第一次把翰林院之毁归罪于八国联军。翰林院的故事的尾声发人深思：大概焚毁翰林院这个过错实在丢人，难以认可，于是八国联军陆续撤离中国之后，中国就把翰林院之毁推到八国联军头上了。不过时间距离太近，当事人都在，这次“栽赃“没能成功。
　　此举系清廷掌院学士昆中堂所为。在翰林院大部份成废墟一年之久的1901年6月，他上奏朝廷，报告翰林院被毁情况并请求朝廷拨款兴修，顺便也把翰林院焚毁之罪责归于八国联军。事情刚刚过去，谁都知道此乃无稽之谈。
　　可是这奏折内容不知怎么就让各国公使知道了。在拳乱期间，北京各国驻华公使处于漩涡中心，虽然环绕在他们周围的是喧嚣的仇外情绪和殊死战斗，不过他们自己能做的不过就是动动手发电报写公文，要么动动嘴开会传消息，即便在“四面为营““人以为必死“的紧急的时刻，他们也不过帮着挖挖地道抱抱孩子，数数还有多少粮食可以分食。一年过去，却忽然听闻前来拼死救助自己的洋兵成了焚毁翰林院的罪魁，而且是清廷官员正式上奏的折子中这样指证的。于是他们召开紧急会议，详细了解情况，磋商对应办法。办法其实很简单，就和过去一样，给朝廷在京全权大臣发出正式照会，要求立即澄清事实，更正错误。其实清廷对内对外满脑门子官司刚有眉目，未必会认真对待奏折上对洋兵焚毁翰林院的指证。只是外国人自己一出来正式照会，中国官员就不便再假装糊涂。当即传递消息，疏通情况。而掌院“肇事“的中国官员“昆中堂“闻讯而动，即刻做了更正和声明。（参见1901年6月9日《申报》）
　　外国公使这次如此郑重其事的外交正误行动，除了辩诬，与国际媒体的监督作用有间接关系。八国联军进兵中国，是当时的全球关注的重大国际事件，一举一动不能逃脱西方新闻媒体的注意。这些西方媒体不受官方控制，各国随军记者乐于秉笔直书所见所闻，当时俄国侵占东三省屠杀中国百姓的残暴、德军在华扩大打击拳匪范围，不分青红皂白仇杀中国百姓的野蛮复仇行径、以及其他联军僭越进兵中国之初衷的行为，都在西方媒体上有大量报道，并且引起了国际间的普遍谴责。当时没有联合国，除了美国一贯坚持的“门户开放政策“及其种种外交努力，国际舆论是唯一监督八国联军在华行为的力量，各列强亦不敢置若罔闻，若有重要报道与事实不符，必定认真要求澄清事实。
　　翰林院被焚真相不过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一个枝节问题。不过这个枝节在我们被给定的中国近代史知识结构中，相当“出格“，它所代表的逻辑与那个结构所呈现的逻辑严重冲突，无法吻合。显然，严格依据历史资料本身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观念，关于那段历史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