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诸子（主法家）》蔚蔚谭

3、儒

　　【儒家不受用的时代限制和实施缺陷】

　　儒家身处春秋战国，一直得不到统治者的青睐，究其原因，无非是受时代限制，没有施展的余地。一个无非得到施展的学说，却在那个时代传承下来并壮大，绝对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灭国之战频发，所有学说都为打败别人自己成为霸主而服务的乱世春秋，儒家却一直强调“四海如一”，多施仁政。不是孔子本人不知道他有生之年都无法看到儒政施行的一天，也不仅仅只有他知道，他的学生都知道。那么既然没有用，为什么还要不断发展？也许他想到了，也许没有，不过后世用了他的学说，总能说明这种坚持是对的。

　　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一书中，专门论述过学说理论的价值。真正能对后世发挥巨大作用的理论，都要经过历史的积淀而显得大器晚成；喧一时之宾的，在特殊时期过后，再无立足之地，连传承下去都难。孙皓辉先生在《大秦帝国》里将儒家骂得痛快，门派之别（孙皓辉教授法律系出身）有失公允不必介意，但张仪后话说的多么惊心：哪一天这个国家不想进步了，大概会把儒家僵尸抬出来，配享冷肉……

　　不合时宜，儒家不合时宜地出现，大肆宣传，自然会引起那时代人的反感。明眼人都看到了，孟子的王道看似很有道理，其实内在逻辑有巨大的纰漏，根本没有办法着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么在那个乱世谁先动？君呢、民呢、臣呢？

　　君一爱民，百姓反而瞧不起他。在那个人人问政的时代里，请不要盲目地将百姓视作弱者。臣呢，一旦将自己视为公仆，上下都夹着尾巴做人，那结果就是里外不是人。民呢，人民那么多，没有政策可以得到实施，没有法令可以得到遵守，只有软实力——教化，那结果只能是天下大乱。

　　这是体制施行外的难点，那么体制内：假如真的有一个国家君臣民三位一体，主次分得清楚，儒家也还是有其内在矛盾的。尊卑有序，各安其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么忠孝出矛盾了，情与法出矛盾了，仁与义不能两全，国君要怎么办？如此等等，都是普遍的难点话题。儒家有好的想法，却总忽视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推行国民刁臣奸的问题，问题本源是理论本身的纰漏。

　　因此，全部用儒家也是不能治国的，需要与它配套实施，那就是严密的法家。法家的严酷形象深入人心，对饱受战火的百姓来说毫无亲和力，当要粉饰太平、教化天下，儒家自然成为一时不二之选。为何这样说？

　　道家垂拱而治，仅限于人口有限，不治也不至于天下纷乱的情形，不计。墨家毫无中央集权的秩序观念，仅凭一己正义好恶杀人，光是信徒就在后代发展不起来（注：墨家代表着春秋战国小手工艺者的利益，几乎没有政府观念，但在大河文明两岸的中原文明，多灾多难，是不可能像印度一样不用奋斗，就环境优渥衣食无忧，以宗教为生活主要活动的）。儒家成为唯一的选择，在当时确实是这样，在其他宗教还没有入侵的时候，人数最多，观念也最合适。

　　【传承：儒的时代使命】

　　承接前面所言，儒在春秋战国没有得到重用的可能，那么他们各国奔走，孜孜以求的是什么？就像古有屠龙之技，学而无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响应孔孟号召，加入进去？他们愚吗？似乎不愚……他们的学说很能蛊惑人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自己都糊弄不了……那么是为什么？

　　后代评点儒家最公允的，是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立心，儒学的创设是为了探索人世间的真理。很多人都说，后世儒学呈现出一种浓重的教化之风，有时候还会演变成牵强附会的经典解读，比如说《诗》，儒生自作主张都解释成“忠贞德行”、“三纲五常”，要我说，屁……所谓欲速则不达，过犹不及，儒家为传达自己的意旨，有时宣传的手段有点类似于宗教。基督教有“诺亚方舟”，不信我则死，信我得生；心中无主的人必堕地狱，若要死后上天堂，需是我门门徒。佛教也有诸多地狱，为了不杀生，甚至一再宣传杀狗者成狗，杀人者死于非命……这些都是恐吓式宣传，可并不妨碍信徒称其善。儒家的手段虽激进，但相比之下却幼稚、善良、拙劣多了，不受其荼毒的我们有什么好指摘？

　　立命，儒家以忠君忠父为基础，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世俗道德观，有没有要自立于庙堂之上的私心暂且不论，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就可以看出，在中央集权势不可挡的封建时代，儒家是一种完美的妥协和缓冲。在周公制礼大体得到尊崇的西周，如果有儒家，那么毫无异议就是当时的正统思想。那时山远水远而人少，诸侯尚礼讲道义，宋襄公那样的“可笑之人”比比皆是，齐鲁之地成为天下文明渊薮……人人笑后代儒家不合时宜，就没有人反思过为什么在西周时就是合时宜的呢？因为世事境迁，后来生存环境变得险恶。后代之儒与法家融合，与阴阳家融合，与各种各样理学融合，谁能断定这不是社会需要？“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个人可以为了仁义去壮烈牺牲，但不该要求别人也这样做，墨家就是这样一群值得尊敬的可悲之人。民生多艰，而社会也确实需要统治，弱肉强食的规则从来就不会变，帝王家的剥削哪里会有终止，只有上劝帝王收敛，下劝民众容忍这一条路而已。有人又说，这不是“奴性”吗？我去你妈的血性，要牺牲人命才能达成的所谓“正义”，我从来就不相信！

　　传承，所以传承才是春秋战国的儒生不断坚持的根本缘由！他们坚信天下要一统，也欢迎天下一统，只有内忧消失，外患也不至于成为当务之急，儒家才能沿着“王道”，将天地之心和生民之命平稳地沿革下去。儒家欺人愚人，愚昧中自然别有一番大智慧。《尚书》便崇尚圣王法则，认定只有礼法道德才能万世太平。他们能抛弃一切成见，原谅人性的自私，居庙堂之高则当仁不让，处江湖之远也义无反顾。集人性之善之奸于一身，这才是儒家，这样的儒家值得一批又一批人传承下来。

　　但开万世太平之学？没有。儒家传承的理想之国，是人永远都无法达到的境界。儒家经典里，礼是人立身之本；诗能传达民声；乐能疏导民意；“雷霆雨露，都是君恩”，易旨在探索天人内在联系，明白荣辱生杀便是沧桑正道；书为政论根基，强调政权的合理性，并为当今统治者的正统性做脚注；春秋为史书，春秋笔法尽实尽简，不揣度，不妄议。

　　儒在春秋战国时期，所肩负的使命不是施行于世，而是传承圣人学说，如是，才能解释战国末期儒家学子众多这一咄咄怪事啊。

　　【文义的谬误和理论发展所带来的纰漏】

　　很多人说，儒生涂抹历史。什么历史？国史野史？凭良心说，涂抹国史可能性并不大。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儒生正式进入决策中心时候起，国史都只由最德高望重的大臣来修订。修史书的官在西汉叫做“太史令”，即阴阳家的占星师。唐太宗干涉起居注开始，对历史进行粉饰是有，但真要有大的涂抹……该归咎于儒生，还是归咎于当时的统治者，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明白。

　　接着是野史，修著野史的官可以叫做采风，也可以叫做稗官，是诸子中“小说家”流派。跟现在所谓“历史小说”一样，它借助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加工演绎，有虚构成分也只为娱乐，并没有人当真，所谓“涂抹”真不知从何说起。

　　其实儒生真正被指责的，十有八九都是对三皇五帝功业的称颂。从巫祝大臣屈原呵壁问天起，诸子就对上古流传下来的事件真实性产生极大的怀疑。《天问》质问源头第一来自《山海经》，第二是楚宫收有的西周典藏。上古神话神奇难懂暂且不问，但由此也可以推论，夏商周时候的传说在当时是确信无疑的。在之后，除了事件的经过有人质疑以外，事件起末已经是普遍共识，所以仅存的一些诸子百家相互质难的典籍中，也没有诸子反驳儒家在根本论据上造假，只是批判儒家想复古，迂腐不化。后代人总说儒生涂改历史典籍，真的是语焉不详且毫无道理的栽赃。儒生对自家经典的解读攀文附义、贻笑大方，但这并不足以成为“篡改”的证据。

　　还说，后世儒生爱对自家经典断章取义。可断章取义又如何呢？平常口头引用的话违背本意，传的久了远了，就完全可以附生另一种含义。这在任何一家学说里都无可避免的，连天才的那一句“天才等于百分之一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汗水，但那一分灵感才是最重要的”，都被我大中华只取了上半句，我们能说断章断的不好吗？语句意思大家都懂，再抠字眼那是在钻牛角尖。儒家学说的体系还是完整的，想要弄明白来龙去脉可以查典籍，有两种解读其实很正常。

　　与此类似，我们要承认理论是不断发展完善的，不能因为孔孟后来被称为圣人，就认为他的话金口玉言再不能更改。比如《论语》，学生将老师一言一行都记下，无法避免摘文抄句断章取义，孔子孟子自身的观念也还有自己的发展和摒弃，没有前后矛盾才大大蹊跷了。更何况，后代儒生还要在圣人理论上，加上一些个人解读。

　　法家有一句话叫做“有治人，无治法”——只有人来规定法，没有让人去将就法律的道理。礼治也是一样，礼法是死的，孔子不还主张废除圣王的殉葬制度吗？说什么孔子主张让人殉葬是假的，就算他主张了也没有什么好指摘的，奴隶社会有奴隶社会的规则，毕竟到战国开端人们才开始呼吁不要活人祭。

　　孔夫子很多言行并不僵化，跟法治所强调的都一样，法治要保持基本的稳定；在稳定的基础上，适应时代做一些调整是可以的，亦是必须的。所以，只要后代儒生在世人面前的解读是可以得到认可的，那么得到民众认可的那些，不管他是存心戏弄还是根本就语不达意，那都没什么问题。

　　结论是，只要对话的基础是相同的，那就不存在欺骗一说。真要说儒生哪里做的不好，那就是学生更新不及时呗。

　　【小剧晨
　　孔夫子跳出来：呔，这一段不是让你给删了删了吗？咱要再版，再版你听得懂否？臭小子你侵犯我的修改权，我要告你！
　　颜回：大大，删不了了，出版社说您的书太畅销，读者已经烂熟于心，你能删了字面的理论，但是能删除人心里的印迹吗？
　　孔子：！
　　孔圣人于是被埋进坑里，某些不当言论于是臭名昭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