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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很冷的冬天 我是一名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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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记者，在那个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我去过很多国家，我坐过很远很远的车，车从秋天开到冬天，当时苏联还存在，那里的人麻木的落魄。
“女士，请给我一块面包吧。”一个灰色眼睛的佝偻着腰的男人在我下车之后拦住我。
他确实要饿死了。头发无力地黏在他的头皮上，看起来脏兮兮的。他的眼睫上沾着俄国的冬天。
“神祝福您。”他看着我。
我的包里只有刚刚车上剩下的半块干涩的面包了。
“请不要嫌弃。”我说，我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的语气像嘲讽，像不屑。
“神祝福您。”他说。
后来我在宾馆的胡同里看见了一个一样瑟索的摆摊者，身上背着包，提着行李，很累了，“我不是慈善家。”我告诉自己，余光不住地往地上的东西飞，“我是一名记者。”我想，
记者是什么？
我不知道，大概是记录者。
那记录的该是什么？
人们总是认为政经新闻，明星绯闻很重要，报社的报纸上头条一般是这些，而不是——这个绿色眼睛正在看我的摆摊者，他多么不值一提……
哦，他在看我。
或许是我驻足过久，像一只对尸体不存悲悯的秃鹫，我一定很好笑。
冬令时的路灯亮了，但光照不进小巷。
“小姐，您对二战感兴趣吗？”他或许很久没说话了，或许因为寒冷与饥饿像积雪一样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身上，枯枝般的身上，他的声音嘶哑，又充满了希望。
记者的职责是什么？
我听到了自己的靴子再次踩进雪地里的“嚓嚓”的薄冰结起又碎裂的声音。
“当然，先生。”
地上是一堆奖章，锈迹斑斑的奖章，我看着这些交错的苏联、德国的奖章，胃有点疼。
两国的士兵的尸体好像交错地摆在我面前。
“这些是我爷爷的，爷爷的战友的，还有几个德国佬的头颅，小姐。”
他笑了笑，拿起了一个铁十字在我眼前晃，这就是当年德国大兵的头了？我想，上面还有一些干涸的、令人不适的血渍，它看起来好脏。
他好像看出了我的想法，“光亮的铁十字属于法西斯猪猡。”他正色道，“沾了他们的血的铁十字属于苏维埃。”
“那你为什么要卖掉它？”
“我吃不上饭。”
“吃不上饭，光荣对于我来说有什么用？”他后面说，“我对不起爷爷和他的战友。”
“我吃不上饭，而战争又要被遗忘了。”
当人们遗忘了战争的伤痛，再多的奖章也将变得一文不值。
“我这一辈子不知道战争真正是什么，是死亡，是妻离子散，又或许是——一场豪赌。”
“但是我唯一确定的是我要饿死了小姐。”
我注意到他用油纸包裹的东西，雪花在上面堆成一小堆，我扫掉了雪花，打开了油纸。
里面是一本旧日记，闻起来有一股你在陈旧书籍中才能闻到的脆生生的纸页的味道，还有很久之前，还没有完全散去的那已经变味的面包碎屑与黄油的味道。
这是摊位里最贵的东西。
当我买下它的时候他告诉我
“要想将它从战场上带回来实在太难——我们不是都管那场战役叫坟墓，叫屠宰场吗？”
日记里夹着灰烬与血迹，来自于斯大林格勒。
“我看不懂内容，但它好像是雅利安人的安妮日记。”
安妮日记实在是一个充满诅咒的名字。
记者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