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徽下的泪》白敬杨

72、马庄债痕

　　白宇手中的手术刀沿着马老三颈部的创口边缘缓缓划开。皮肉向两侧翻开，露出断裂的颈椎骨。第三、四颈椎完全离断，骨茬在灯光下泛着冷白的光。

　　“创口边缘有轻微的拖刀痕。”白宇的声音在寂静的解剖室里格外清晰，“凶手第一刀砍入后，有约零点三秒的犹豫或调整，刀刃在组织内轻微移动了约两毫米，然后才发力完全斩断。”

　　他放下手术刀，用镊子夹起一片颈动脉的断端：“血管断端整齐，没有撕裂，说明凶器极其锋利。结合创口深度和角度，可以确定凶器是专业的屠宰刀或砍刀，刃长约三十至三十五厘米，单刃，刃背厚约四毫米。”

　　监控室里，凌霄盯着屏幕上的画面：“左手持刀？”

　　“九成把握。”白宇直起身，示意助手转动摄像角度，“你们看死者左侧颈部的浅表划伤——这是试刀伤。凶手先在左侧轻划一刀确认位置，然后从右前方发力。如果是右手持刀，试刀伤应该在右侧。”

　　他走到旁边的物证台，拿起那把装在透明证物袋里的凶器——一把老式屠宰刀，木柄已经被血浸成深褐色，刀刃上有三处细微的崩口。

　　“崩口位置和死者颈椎的硬度匹配。”白宇把刀放在灯光下，“更重要的是，刀柄缝隙里提取到了石灰粉末，和土地庙现场的一致。”

　　审讯室的石灰味

　　马建国强坐在审讯椅上，双手被铐在桌面的铁环上。他低着头，眼睛盯着自己手腕上的铐子，仿佛在研究什么精密的仪器。

　　“刀是哪来的？”凌霄把凶器的照片推到他面前。

　　“我爹的。”马建国强的声音很平静，“他以前是屠户，这把刀跟了他三十年。1979年他上吊前，把刀擦干净，用油布包好，埋在院里的枣树下。他说，这把刀杀过猪，杀过羊，就是没杀过人。可惜了。”

　　“你挖出来的？”

　　“上个月回来挖的。”马建国强抬起头，右脸颊的疤痕在灯光下像一条蜈蚣，“磨了三天，磨得像镜子。我想着，要么用它讨债，要么用它了断自己。都一样。”

　　审讯室的空调嗡嗡作响，但空气里依然有一股若有若无的石灰味——来自马建国强的鞋底。他穿着那双沾满石灰的旧解放鞋，鞋边已经开胶，但刷得很干净。

　　“为什么选土地庙？”凌霄问。

　　“那里清静。”马建国强扯了扯嘴角，像笑又不像笑，“而且土地公看着呢。我想让他看看，四十五年前的债，是怎么还的。”

　　生产队账本的数字迷宫

　　镇档案馆的库房弥漫着霉味和灰尘。

　　白宇戴着口罩，一页页翻看那些已经脆化的账本。1978年马家庄生产队的秋收记录，用蓝色复写纸誊写，字迹已经褪成浅灰。

　　“这里。”他用镊子夹起一页，小心翼翼地摊开在阅览台上，“十月十五日，玉米入库记录：总产量八万六千四百斤。但三天后的分配表上，只剩八万三千四百斤。”

　　少了三千斤。

　　账本下一页贴着当时的处理意见：“经查，监收小组马德福、马老三、马来顺三人涉嫌监守自盗。但因证据不足，暂不作处理，继续观察。”

　　意见下方的签名栏，有三个名字：生产队长马振邦，会计马文才，保管员马国庆。

　　“这三个人还活着吗？”白宇问陪同的档案员。

　　“马振邦五年前走了。马文才还在，住县城。马国庆……”档案员翻了翻记录，“前年去世的，肝癌。”

　　白宇继续往后翻。在账本的最后一页，他发现了一行用铅笔写的小字，写在装订线的缝隙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马德福是冤枉的。偷粮的是马振邦和马文才。马国庆做伪证，得了一百斤玉米。”

　　字迹很稚嫩，像是孩子的笔迹。

　　“这是谁写的？”白宇问。

　　档案员凑近看了看，摇头：“不知道。但1978年……马建军的弟弟马建国强，当时应该十四岁。”

　　井台边的少年记忆

　　第二次审讯，凌霄带来了账本的复印件。

　　看到那行小字时，马建国强的眼神变了。他盯着那页纸看了很久，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上面的字迹，像是在触摸某种早已褪色的记忆。

　　“是我写的。”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那天晚上，我躲在会计室的桌子底下，听见马振邦和马文才商量怎么栽赃。马国庆进来，他们给了他一百斤玉米封口。”

　　“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说？”

　　“我说了。”马建国强抬起头，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我跟我爹说了。他扇了我一巴掌，说小孩子别瞎说。他说马振邦是生产队长，得罪不起。”

　　他顿了顿：“后来我爹被怀疑，我哥去顶罪。我跟我娘说，我去作证。我娘捂住我的嘴，说再说就打死我。她说，咱们家已经折了一个，不能再折第二个。”

　　“所以你看着你哥去死？”

　　这句话像一把刀，刺穿了马建国强所有的平静。他猛地站起来，手铐砸在桌面上，发出刺耳的响声。

　　“我看着他每天去生产队扫厕所！”他的声音在颤抖，“看着他被其他孩子扔石头！看着他半夜躲在被窝里哭！看着他……看着他最后抱着玉米，一步一步走到井边！”

　　眼泪从这个五十九岁男人的脸上滚下来，混着脸上的疤痕，像两道新的伤口。

　　“我跟着他。”马建国强的声音低下去，低得像耳语，“我想拉住他。但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摇摇头，然后跳下去了。我跑到井边，只看见水面上的涟漪。我喊他，他没应。”

　　审讯室陷入死寂。

　　过了很久，马建国强轻声说：“那袋玉米，是他从我爹床底下偷出来的。他想还回去，想证明我爹是清白的。但他不知道，有些脏水泼上去，就洗不掉了。”

　　刀痕里的时间债

　　白宇完成了两具尸体的比对分析。

　　“相同的作案手法，相同的跪姿，相同的创口特征。”他在案情分析会上展示照片，“但有一个细微差别——马老三颈部的创口，比马来福的深约零点五厘米。”

　　“为什么？”凌霄问。

　　“凶手在马老三身上用了全力，在马来福身上收了些力。”白宇调出创口的3D重建图，“从生物力学分析，这说明凶手对马老三的仇恨更深。结合口供，很可能是因为马老三当年在作伪证时，说了关键性假话。”

　　技术科的报告也出来了：马建国强鞋底的石灰，和土地庙的石灰样本成分完全一致。而更关键的是，在他的指甲缝里，提取到了微量的玉米淀粉残留——经过DNA比对，和马老三家里存放的陈年玉米样本，属于同一年份的品种。

　　“他在杀人前，摸过玉米。”白宇说，“可能是仪式感，也可能是……在提醒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会议结束后，凌霄和白宇站在市局楼顶。夜色中的城市灯火通明，远处有火车驶过，传来悠长的汽笛声。

　　“四十五年。”凌霄点了支烟，“一个人的一生。”

　　“也是另一个人的一生。”白宇看着远方，“马建国强这四十多年，每天都活在那口井边，活在他哥回头看他的那个瞬间。”

　　有些债，用时间计算。

　　有些痛，用一生偿还。

　　而他们这些穿警服的人，要做的不是评判谁对谁错，而是把所有的债、所有的痛、所有的真相，都摊在阳光下。

　　即使阳光很刺眼。

　　即使真相很残忍。

　　“明天开逮捕通报会。”凌霄掐灭烟，“马振邦和马文才那边，也要调查。作伪证，包庇，教唆……该清算的，都得清算。”

　　白宇点点头。

　　他看着夜色，想起解剖台上那两道几乎相同的刀痕。

　　一道深零点五厘米。

　　一道浅零点五厘米。

　　这零点五厘米的差别里，藏着四十五年的时光，藏着一个少年未说出口的证词，藏着一口深井，藏着一条人命，藏着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