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徽下的泪》白敬杨

49、浴缸的少年

　　“凯越大酒店”1314号房，凌霄推开门时，浓重的血腥味已经弥漫到走廊。

　　浴缸里放满了水，水是浑浊的粉红色。姚三德仰面躺在里面，头靠在浴缸边缘，眼睛半睁着，望向天花板那盏奢华的水晶吊灯。他看起来像在沉思，或者只是在休息——如果忽略脖颈上那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和水中晕开的、不断稀释却又源源不断渗出的血色。

　　白宇蹲在浴缸旁，用手背试了试水温：“水早就凉了，但空调开到了最低的十六度。延缓尸体变化。”

　　他戴上手套，小心地检查颈部伤口：“创口边缘整齐，只有一道。刀刃锋利，手法干脆，是专业人士，或者...经常用刀的人。”

　　姚三德很年轻，面容清秀，甚至有些稚嫩。身份证显示他刚满二十岁，地址是邻省的一个小县城。他的行李简单得可怜：一个磨损的背包，几件廉价衣服，一部屏幕碎裂的旧手机，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昨天下午抵达本市。

　　“钱包里有三百块钱，身份证，一张超市会员卡。”派出所民警汇报，“没有银行卡，没有信用卡。”

　　手机被技术科迅速破解。最后的通话记录停在昨天深夜十一点四十七分，来电显示只有一个字：「客」。而最后一条发出的短信内容是：「凯越1314，带现金。」

　　白宇完成初步尸检后，目光停在姚三德的双手上：“指甲修剪得很整齐，但右手食指和中指指腹有茧——不是写字的那种，是经常按手机屏幕形成的。”

　　更关键的是，在姚三德的左肩后方，有一处极淡的旧疤痕，形状特殊。

　　“这是烟头烫伤，”白宇用镊子指着，“而且不止一次。疤痕有叠加。”

　　案情逐渐浮现轮廓。一个年轻的、经济拮据的外地男孩，深夜来到高档酒店，等待一个“带现金”的客人。然后死在了浴缸里。

　　酒店监控证实了警方的推测：昨晚十一点五十二分，姚三德独自进入酒店，径直走向1314房。凌晨一点零三分，一个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男人走进酒店，同样走向1314房。两点十七分，男人独自离开，手里多了一个黑色手提袋。

　　“手提袋里装的，”凌霄盯着定格画面，“很可能就是凶器和死者的东西。”

　　通过姚三德的手机通讯录和社交软件，警方还原了他短暂的人生：出身贫困山区，高中辍学打工，半年前开始在网上从事“特殊服务”。他的账号动态里，满是精心修饰的自拍和暧昧的文案，最新一条写着：「这座城市真美，希望能遇到懂我的人。」

　　而那个“客”，经过技术追踪，锁定了一个叫周永明的男人——四十五岁，某建筑公司项目经理，已婚，有两个孩子。

　　抓捕周永明时，他正在工地上指挥施工。见到警察，他异常平静：“我交代，但我不是故意杀他的。”

　　审讯室里，周永明的供词令人心寒：“他说他十九岁，我看他年轻，就...谈好了价钱。可事后他要加钱，不然就告诉我老婆。我们争执起来，他抓伤了我的手...”

　　周永明展示着手背上的抓痕：“我慌了，刚好看见浴室里的剃须刀...”

　　案件似乎可以就此了结。但白宇在第二次尸检时，发现了一个所有人都忽略的细节。

　　“看他的胃内容物。”白宇指着化验报告，“只有少量的酸奶和面包，而且至少在死亡前六小时摄入的。一个准备‘接客’的人，不会不吃东西保持体力。”

　　更重要的是，法医在姚三德的血液里检测到了高浓度的抗抑郁药物成分。

　　“他有严重的抑郁症，正在服药。”白宇说，“这种药需要定期服用，但他背包里没有药瓶。”

　　再审周永明，面对新的证据，他终于说了部分实话：“他...他当时哭了，说他不想再做这个了，想回家。我说那你怎么不退钱，他说钱已经寄回家了...”

　　在周永明的手机里，警方找到了一条被他删除的聊天记录。姚三德在凌晨一点五十分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是：

　　「叔叔，这钱我赚够了，明天就回家。你能抱抱我吗？像爸爸那样。」

　　而周永明的回复是：「别废话，拿钱走人。」

　　就是这句话之后，监控显示周永明匆匆离开了房间。

　　“我没想杀他...”周永明捂住脸，“我只是...觉得恶心。”

　　但法律不看动机是否“恶心”，只看结果。

　　结案那天，凌霄联系到了姚三德的父母。电话那头，两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泣不成声。他们不知道儿子在城市做什么，只知道他每月按时寄钱回家，说在“大公司上班”。

　　“三德说他今年过年就回来，”父亲哽咽着，“说攒够了钱，要翻新房子...”

　　这个二十岁的少年，用最不堪的方式，默默守护着遥远的家。而他最后想要的，只是一个像父亲那样的拥抱。

　　白宇将尸检报告放进档案袋：“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他那天真的回家了...”

　　“但他回不去了。”凌霄轻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