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意外总是先临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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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的通知贴在学院公告栏最显眼的位置，红底黑字，盖着鲜红的公章。
那几天，整个专业像是被投入了一颗深水炸弹，表面维持着一如既往的日常秩序。
这这可能是我在学校能参加的最后一个活动。
选拔是残酷的。
理论知识笔试刷掉了一半人，模拟舱应急处置实操又筛掉一批。
最后留下的六个人，要代表学校去北京参赛。
我靠着死记硬背熬过了笔试，靠着平日里对着镜子千万次练习形成的肌肉记忆，在模拟释压，紧急撤离的环节里勉强没出错，竟然也在名单之列。
集训的日子昏天暗地。
早上六点，别的同学还在睡梦中，我们已经穿着训练服在形体房拉伸。
上午是枯燥到极致的理论知识串讲和英文广播词特训，老师拿着秒表，要求我们用精准的语速，标准的发音和恰到好处的停顿完成全套中英文广播，一个“um”或“ah”的语气词都会被强制扣分。
下午是模拟舱的高强度实操演练，从最基础的迎客、安放行李、餐饮服务，到复杂的特殊旅客照顾，机上急救以及各种特情处置。
晚上是分组讨论和案例复盘，常常弄到教学楼锁门。
我的生活被压缩成了一个简单的回路：宿舍—训练场—食堂。
算不算另一种程度上的三点一线。
妆来不及仔细化，常常是胡乱打个底涂个口红就出门，盘发也因为反复戴取训练用耳机而变得毛毛糙糙。
只有训练时当实训舱的灯光亮起，穿上那身笔挺的比赛用制服，系好丝巾，站在“客舱”里，对着扮演旅客的评委和镜头露出那个练习了无数遍的职业微笑时，我才能暂时忘记疲惫，感觉自己真的触摸到了那个关于蓝天的轮廓模糊的梦想。
去北京参赛的前一晚，我收到了李思萌发来的信息，是一张她站在中国美院图书馆门口的照片，笑得见牙不见眼，背后是著名的美院红墙。
她发来语音，声音雀跃：“君君加油啊，拿个金奖回来，等你比完赛，来杭州找我玩，我带你吃西湖醋鱼。”
过了一会儿她又小声说：“嗯，好吧……虽然西湖醋鱼很有名，但是其实味道不怎么样，但是建议你亲口尝尝……绝对不是因为我提前踩过了坑。”
我也对着手机笑了，回她：“好，一言为定。我会去杭州找你玩的。你好好画你的画，别又熬夜。”
北京的比赛像一场华丽而疲惫的梦。
聚光灯，摄像机，严苛的评委，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同样妆容精致，身姿挺拔的对手。
我们团队发挥得不算完美，但也没有重大失误。
最后拿了个团体二等奖，我个人在“职业形象展示与中英文广播”单项里拿了个第三。
带队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周淑君，不错，心理素质很稳”。
同组的伙伴们抱在一起又叫又跳。
奖杯像是水晶的，沉甸甸，在宾馆房间的灯光下折射着冰冷的光芒。
那一刻，成就感是真实的，仿佛过去几个月所有的汗水都有了着落。
从北京回来的高铁上，大家都累得东倒西歪。
我靠着车窗，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北方平原，心里盘算着回去要怎么跟朋友吹嘘这段经历。
又想着是不是要提前发个朋友圈。
点开手机，想看看她有没有发新消息，却先看到宿舍群里有人发的一条：“你们看到群消息了吗？就之前来宿舍找过淑君的那个，画画的漂亮女生，好像出事了。”
我手指有些僵硬地退出群聊，点开和李思萌的对话框。最后一条还是我出发前她发来的“加油”。
往上翻，是我们之前约好去杭州的闲聊。
没有任何异常。
我立刻拨了她的电话。
关机。
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缠紧了心脏。
我又打给她妈妈。
响了很久才被接起，背景音有些嘈杂。
“阿姨，我是淑君，思萌她……”
电话那头传来极力压抑的哽咽，和一声沉重的叹息。
“淑君啊……思萌她，她……出了点意外。”
具体是什么意外，怎么发生的，阿姨语焉不详。
我挂了电话，高铁平稳运行，窗外是飞速流动的风景，但我却觉得世界突然失重，倾斜。
比赛获奖的喜悦，像阳光下脆弱的肥皂泡噗一声，消散得无影无踪。
只剩下担忧和恐惧。
我请了假，买了最快去杭州的车票。
一路上，脑海里闪过无数可怕的画面。
直到站在病房门口，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到那个熟悉的侧影。
李思萌坐在病床上，右手臂打着厚厚的石膏，被绷带吊在胸前。
左手正笨拙地划拉着手机屏幕。
她脸上没有我想象中的泪痕或崩溃，甚至在我推门进去时，她还抬起头，朝我露出了一个笑容。
除了脸色有些苍白，眼圈下有淡淡的青黑，那笑容几乎和往常一样开朗。
“淑君？你怎么来了，比赛比完了，拿奖了没有？”她的声音甚至带着惯有的笑语。
我站在床边，喉咙发紧，一时说不出话。
目光盯着她那只被石膏包裹的右手，不想被她发现，然后立马移开。
“哎呀，没事啦，”她顺着我的目光看了看自己的手，还用左手拍了拍石膏，发出沉闷的声响，“医生说了，就是骨折，有点复杂，但好好做复健，能恢复的。就是暂时不能画画了呗，正好休息休息，之前画得太猛了。”
她说得那么轻松，那么理所当然，仿佛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甚至开始兴致勃勃地问我北京比赛的事情，问我见了哪些评委，住什么酒店，有没有去逛故宫。
逛故宫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我看着她亮晶晶的写满“我很好别担心”的眼睛，听着她流畅得近乎刻意的语调，所有安慰的话都堵在喉咙里。
我知道她在隐瞒悲伤。
也许是不希望我说些安慰她的话。
医生后来私下里跟我说的话，证实了我的担忧和猜想。
神经和肌腱的损伤比预想的严重，即便骨头长好，右手想要恢复到以前那种能精准控制画笔的程度，可能性微乎其微。
对于普通人，或许只是生活有些不便；但对于一个梦想成为画家，刚刚踏入顶级美术学院的学生来说，这几乎是毁灭性的。
可李思萌不认。
她每天都严格按照医嘱做那些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锥心刺骨的复健动作，疼得额头冒汗，还笑着跟护士插科打诨。
她让妈妈把她的素描本和颜料带到医院，用左手尝试着涂鸦，画出来的线条歪歪扭扭，像幼稚园孩子的笔触，她也不恼，笑嘻嘻地自嘲“抽象派新星”。
她甚至开始计划，等手好点了，要用左手重新练习基本功，还说“说不定能开辟新风格”。
她表现得那么乐观，那么积极，像一棵被狂风骤雨打折了主枝，却依旧拼命向着阳光伸展细小枝条的小树。
可我知道，在那些我陪夜睡不着的深夜里，能听到她压抑的极轻的抽泣，看到黑暗中她凝视着自己石膏手的一动不动的剪影。
那不只是疼痛，那是梦想碎裂的声音，缓慢而无声，却震耳欲聋。
我陪了她一周，不得不回学校上课。
离开那天，她送我出病房，用左手别扭地朝我挥手：“回去吧回去吧，好好上课，等你下次来，我说不定都能用左手给你画肖像了！”
我转身走进电梯，镜面的厢壁映出我通红的眼眶。
电梯下行，失重感传来。
她的学业怎么办？
美院的课程繁重，大量依赖手上的功夫，她跟得上吗？
她的未来呢？
那个用画笔描绘世界的梦想，该放在哪里？
没有答案。
也许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只是走一步看一步，用尽全力维持着那个会好起来的谎言，因为一旦这个谎言破了，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片突然坍塌的未来。
回校。
同学们讨论着大赛的见闻，老师布置着新的作业。
我照旧早起化妆盘发，去上形体课，礼仪课，背诵新的航空法规条文。
镜子里的我，笑容标准，举止得体。
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当我站在模拟舱里，进行着千篇一律的服务流程演练时，当我为了英语四级和俄语变位头痛时，我会突然想起杭州病房里，李思萌看着自己右手时，那双笑着的眼睛深处，那片无人能触碰的冰封的荒原。
云端之上，是我们被训练要去追逐的光鲜与标准；而尘埃之下，是生活猝不及防碾过的真实而残酷的辙痕。
我的比赛奖杯被收进了柜子深处。
她的画笔却不知何时才能再次被稳稳握住。
我们都在往前走，只是她的路就好像突然布满了看不见的荆棘。
而我除了偶尔发一条问候的信息，寄一些她爱吃的北方零食，什么也做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