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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致命女人》第一季观后感 感觉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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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没什么好说的,聊一聊最近新追的剧吧,刷B站刷出来的,叫《致命女人》,目前刚看完了第一季,谈谈观后感。
首先叙事的逻辑很有意思,同一个房屋,1963年、1984年和2019年三个年代,三段婚姻,三位女性在发现丈夫背叛之后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轨迹。这不仅仅是三个女人的故事,更是一部浓缩的美国女性平权史——从被供奉的“家庭天使”到闪耀夺目的社交名媛,再到掌控家庭经济命脉的女律师,六十年的时光流转,三代女性的选择折射出的正是女性在婚姻与自我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点的漫长历程。
1963年的贝丝·安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太太”。丈夫敲敲杯沿,她就能心领神会地去倒咖啡,即便邻居为她不值,她依然满脸骄傲地替丈夫申辩:“照顾他是我的荣幸”。这个女人的人生仿佛是一张围绕着丈夫运转的精密图表——她曾是钢琴演奏家,却因为丈夫一句“不喜欢听到这种奏乐声”就掐碎了梦想;她把女儿意外身亡的错误归咎于自己,在愧疚中卑微地讨好丈夫,却不知道那场悲剧的肇事者正是丈夫带回家的情人。
在这样的婚姻结构里,贝丝·安并非不独立,而是根本没有“独立”这个选项。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极度推崇“幸福的家庭主妇”这一文化想象,女性的人生价值被固化在厨房和卧室之间,在社会规训和个体认知之间形成了坚固的围墙。贝丝起初应对丈夫出轨的方式,是改变自己来吸引丈夫回头,甚至主动接近小三,天真地幻想能让小三生个孩子来弥补自己“未能生育”的“亏欠”。她的觉醒是极为被动的——直到在丈夫的情人艾普尔身上,她看到了那个早已被自己埋葬的、有梦想的自己。艾普尔谈到歌手梦想时眼中闪动的光芒,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贝丝失去的一切。
但贝丝·安的蜕变之所以令人动容,恰恰是因为她在最传统的框架中完成了最彻底的革命。她最终的复仇不是愤怒宣泄,而是一场冷静的手术刀般的精密操作。剧中最震撼的一幕,莫过于她在与丈夫共进晚餐时问出那句意味深长的话:“离开了你,我将是谁?”丈夫浑然不觉地回答:“My widow。”(我的寡妇)。在那一刻,贝丝·安不再是谁的妻子,而终于成为了她自己。
如果说贝丝·安的故事是“从附庸中挣脱”,那么1984年的西蒙尼的故事则是一场“优雅的反击”。身着华服、妆容精致的社交名媛,在上流社会的名利场中游刃有余。然而,一场聚会中收到的匿名照片,撕开了她精心维护的“完美人生”——丈夫卡尔不仅出轨,而且出轨对象是男人。西蒙尼的反应和贝丝·安截然不同——她没有卑微地反思自己,没有试图挽回,而是干脆利落地提出离婚。她的愤怒并非源于感情的受伤,而是丈夫的同性恋身份可能给她的名声带来污点。
西蒙尼的优势在于经济自主和社会地位。作为画廊老板和社交名媛,她是丈夫卡尔依赖的对象,而不是他的附庸。当卡尔为了保住婚姻不惜假装自杀时,西蒙尼毫不犹豫地拆穿了这场表演。在这场婚姻的权力游戏中,她占据的是主动的一方。然而,这份“主动权”是有边界的——她依然惧怕外界眼光,依然需要丈夫来维持表面的体面。所以她选择报复的方式不是撕破脸,而是与十八岁的少年展开一段禁忌之恋,在无人察觉的角落里完成对婚姻契约的背叛。
西蒙尼最动人的转变发生在她得知卡尔身患艾滋病之后。她本可以转身离开,但她选择留下来,卖掉画廊为卡尔筹钱治病,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如果说贝丝·安杀死的是那个压榨她一生的男人,那么西蒙尼守护的则是那个曾欺骗她却并非恶意之徒的伴侣。她用行动证明:女性的强大未必一定要以杀戮为终点,包容与选择同样是一种力量。
但这种包容也是有前提的,首先,卡尔虽然隐瞒了自己的性取向,但他从未企图压榨或控制西蒙尼。与1963年的罗伯不同,卡尔从未要求西蒙尼放弃事业、牺牲自我。他欣赏西蒙尼的耀眼,愿意站在她身后充当“装饰性”的伴侣——陪她出席宴会、帮她打理画廊的人脉,甚至在她与十八岁的汤米偷情时,卡尔也选择了沉默与理解。当西蒙尼问起他是否介意,卡尔只是淡淡地说:“只要你快乐。”这句话并非虚伪的敷衍,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即使他们的婚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爱情关系,但他始终把西蒙尼的自主权放在第一位。这种“纵容”让西蒙尼在这段关系中从未感到窒息,相反,她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其次,卡尔对西蒙尼的“兜底”体现在每一次危机中的清醒与担当。当西蒙尼担心出轨丑闻曝光时,卡尔主动提出离婚并揽下全部责任,甚至在误以为西蒙尼要赶走他时吞下过量药物——这个极端举动固然是懦弱的逃避,卡尔宁愿伤害自己也不愿拖累西蒙尼。这一期,算不上西蒙妮杀死了卡尔,而是在于卡尔自己走上了杀死自己的道路。从他为了不离开西蒙妮吃药假死,到开始放纵自己沉沦于同性恋情。可以说,卡尔杀死自己的过程,恰恰是他在彻底摆脱社会枷锁后,对压抑了半生的自我的一种疯狂补偿。而西蒙尼清楚,卡尔的病并非因她而起,也不应由她负责。但正因为卡尔从未在婚姻中亏欠过她(除了那场基于谎言的结合本身),她才选择在最后关头站到他身边。在生命面前,西蒙妮愿意放下自己最在乎的体面,从他们说被餐厅赶出来开始,到为了卡尔和朋友们道歉,求她们放过卡尔,不让一个重病的患者更加抑郁难过,这一集更多的是女性的包容性与对待生命的尊重与重视。
到了2019年,女性在婚姻中的位置似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泰勒是成功的事业型律师,承担着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丈夫伊莱则是一位事业停滞、依赖妻子养家的剧作家。他们的婚姻以开放式关系为契约——两个人可以各自拥有婚外的伴侣,前提是彼此坦诚。这看起来是现代婚姻的标杆:平等、开放、彼此尊重。
然而,理想总归是理想。当泰勒将同为双性恋的情人杰德带回家中,这场“三人行”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伊莱沉迷于杰德的温柔照顾和对他的盲目崇拜,一步步陷入毒品与自我毁灭的深渊。泰勒发现,即便自己拥有了经济实力和事业成就,即便自己试图以一种“更现代”的方式经营婚姻,丈夫依然无法承受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伴侣带来的心理失衡。正如一位观众所言:“因为泰勒的成功,无论她怎么努力,他老公始终不相信她会只爱自己。”
泰勒的故事揭示了现代婚姻中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女性在家庭外部的权力上升,并没有自动带来亲密关系内部的和谐。当两性地位的逆转打破了传统的婚姻脚本,男性和女性都面临着重新学习如何进行平等对话的艰难课题。
从1963年到2019年,三代女性在同一条时间轴上走出了三个不同的章节。她们的困境各不相同,手段也大相径庭,但最终的选择殊途同归:杀掉那个困住自己的男人。这不是巧合,而是女性主义觉醒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必然投射——正如剧中邻居婆婆那句意味深长的回答:“婚姻比看上去难得多”“因为杀人比离婚便宜得多”。
讽刺的是,女性在婚姻中的每一次自我解放,至今都仍需要付出致命的代价。当女人不再需要用暴力去回击背叛、不再需要用极端手段来夺回尊严的那一天,也许才是真正的“平等”到来的时刻。而在此之前,这栋豪宅里的三次谋杀,更像是一面悬在每个人面前的镜子——它照出的不是女人的愤怒,而是婚姻这座围城中,一个人为了找回自己必须付出的全部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