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医院，但中西医结合》柑葶

101、后记2 岭南卷番外

　　岭南卷有一个小支线是关于海贸的，也可以和白银那一章呼应（白银那一章我记得我作话写了好多关于金银汇率比套汇的内容怎么今天一看作话没有了，而且我那个作话当时夜班写的，没存档，我已气哭）
　　在今天这章重新写吧：
　　也是仿明背景。某位圣明帝王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或许有自己的道理，但对于世世代代靠海吃饭的老百姓来说，那就是断了生计。沿海的渔民没法出海打鱼，商人没法贩运货物，整个沿海经济几乎被摁进了死胡同。于是官方手里只剩下“朝贡贸易”这一根独苗——外国船只只有先承认自己是中国的藩属，带着表文和贡品来，才能获准在指定的市舶司港口停靠，进行有限的官方交易。市舶司虽然还保留着，但职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明史里写的清清楚楚：“掌海外诸番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一言以蔽之，这套体制的初衷就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搞政治怀柔。
　　直接后果也简单，利润巨大的海外贸易被从合法渠道挤压了出去，海边的百姓为了活命，只好铤而走险，组织武装船队搞走私。走私活动越闹越大，到了嘉靖年间，走私商贩和倭寇搅到一起，倭患愈演愈烈。官府越是禁得严，走私就越猖獗，官方的税源白白流进了私人商贩的口袋，沿海的局势也越来越失控。到了正德年间，朝贡贸易体系已经在悄悄松动，葡萄牙人跑到广州门口要求通商，被拒绝之后就辗转在宁波附近的双屿港、漳州的浯屿、广东的上川岛这些沿海岛屿搭起了走私据点。双屿港一度发展为东方最大的海上走私贸易中心，琉球、暹罗、吕宋各国的海商都跑来这儿做生意。但这种繁荣毕竟是见不得光的，嘉靖二十七年，巡抚朱纨率兵攻进双屿港，用木石把港口给堵死了，这个红极一时的国际自由贸易市场就此消失。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双屿港。
　　转机出现在隆庆元年，也就是公元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请求开放海禁，朝廷批准在漳州月港设县，允许民间私人船只从这里出发，前往东西二洋贸易。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隆庆开关”。明代国际贸易制度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贸易模式从官方朝贡贸易为主，一步步转向以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为主（我白银那一章的原作话究竟去哪儿了，我一直在哭）。
　　双屿港，嘉靖年间已经是闻名整个东亚的国际走私贸易中心，各路商人云集于此，只要加以整顿和改造，很容易变成一个合法的、繁荣的自由港。
　　大纲里是打算扬州、百越（百越卷里会改土归流称越州）各开一部分港口。
　　将沿海的十几个贸易节点都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多点分布的贸易网络，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每个港口可以根据地理条件发展出不同的特色。
　　搞定了地点，接下来就要建立一个清晰透明的税收体系。隆庆开海的时候，月港设立了一个叫“督饷馆”的机构，专门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和征税。在当时是个划时代的东西，因为它已经从明前期那种实物抽分转变成了明码标价的货币饷税，制度上已经有了近代关税的雏形。
　　督饷馆主要征收四种税：引税是许可费，水饷按船的大小和航程长短来收，陆饷是进口货物落地后要交的过税，加增饷则是针对某些特殊情况附加的。隆庆六年在确定《商税则例》的时候，前前后后一共列出了五十多种进口商品，每一样该交多少银子都写得明明白白。万历三年海防同知沈植又“条陈海禁便宜十七事”，把这些规矩进一步细化，大都保留在张燮写的《东西洋考·饷税考》里。
　　这套制度只在月港好用，在新开的那些港口还得提前规划好。最关键的一点是，得编出一部统一的《商税则例》，把什么货物该交多少税、按照什么标准来算，全部白纸黑字地写出来。还有一点就是废市舶太监，历史上常有到地方上作威作福，甚至勾结番商搞垄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广东的那个市舶太监韦眷，操控外贸二十多年，贪赃枉法，正经商人根本没法做生意。
　　在考虑的写法是把市舶贸易的管理权全部交还给各省的布政使司，由地方文官统一管辖，杜绝宦官插手（或者要不宦官这边也另立机构？我还没想好）。总的来说打算参考一下万历年间的《海税禁约十七事》。
　　元明当时的官方运输体系，尤其是大运河相关，生怕动了漕运的根本利益。因为运河相关是江南卷的重点，可以写一点利益纠葛什么的。
　　顺便说一下白银相关。明代海外白银输入主要有三大渠道：中和欧之间的海上贸易航线，中和美洲之间的跨太平洋航线，以及中和小日子之间的海上贸易航线。月港贸易直接催生了“白银时代”，白银在中国的货币体系里一步步站稳了脚跟。关税收入也从隆庆初年的只有区区几千两，一路飙升到万历年间每年近三万两，“天子南库”的名声就是这么来的。到了后来，外国银元在中国大量流通，这跟白银管理缺乏制度设计有很大关系，但它也确实为中国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货币支撑，但是会有另一个问题，后面说。
　　在硬件建设方面，首先要扩建码头。根据货物吞吐量预测，提前修建足够数量的码头泊位，同时配备足够的仓库和堆场。其次是增加配套设施，比如船舶修造厂、饮用水补给站、船员的宿舍区，等等。管理方面也要跟上，可以成立一个总揽全局的“总理海防市舶使司”，统一协调沿海各大口岸的关税征收、船只检验和海事安全这些事务。要走正轨、老老实实交税的商船，港口就提供优先泊位、降低装卸费用。
　　（其实这个还得有水师，但是这个我不会写，不写了）
　　谈论明清白银的汇率变化，绕不开一个核心事实：白银不是自己坐上帝位的一一它是被全世界的需求抬上去的。
　　发行大明宝钞时，朝廷明令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按理说白银连货币都算不上。可宝钞一路贬值，明朝政府不得不在正统元年解除了银禁，松开了第一道口子。
　　成化年间，徽州地区的土地买卖契约已经全部改用白银计价。到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规定各项赋税徭役皆折银征收，白银彻底坐上了国家法定货币的位子。朝廷需要白银，百姓需要白银，市场流通离不开白银一一可偏偏帝国境内的银矿产量远远跟不上需求。缺口怎么补？靠海外。
　　石见银山和波托西银矿，这两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矿，先后被纳入大明主导的全球贸易网络。小日子的银矿石随着勘合贸易船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宁波，在宁波港卸下的银锭再通过大运河往内地输送。另一边，西班牙人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装船的白银，横渡太平洋抵达马尼拉，中国商船则从福建月港出发满载丝绸瓷器前来交易。银子就在这里换了手。从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七世纪中期，据估算有七千到一万吨白银经这两条通道流入中国，高峰时期相当于全球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甚至有人说占到了一半。
　　这么多银子涌进来，金银比价自然跟着动。
　　明初朝廷定过规矩，一两黄金换四两白银。洪武十八年变成了一两兑五两，到永乐十一年调整到一两兑七两五钱。这些是官价，民间实际市场价没这么规矩。文献里说万历中叶“赤金亦止七八换”，也就是一两黄金兑七八两白银的样子。到了崇祯年间，银价相对金价反而便宜了，“已至十换”，最夸张的时候报到十三换。
　　与此同时，白银和铜钱的比价也在变。成化十七年朝廷规定每钱八文折银一分，八十文折银一钱，相当于一千六百文换银二两，换算下来一两银子能换八百文铜钱。过了百来年，到明末崇祯年间，南方沿海地区一两银子已经能换两千文左右。
　　十七世纪中期，白银产量锐减。输入中国的白银骤降，再加上明末战乱导致民间窖藏白银大量退出流通，市场上的银子突然就不够用了。这种“白银危机”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直到美洲银矿恢复生产，清朝又通过广州一口通商大量出口茶叶瓷器，白银再次大规模回流，到十八世纪末中国的白银存量据估算已增至四亿两上下。
　　银价再次跌了。金银比价从康熙年间的十来换一路拉开，到乾隆嘉庆年间已经到了十五六换。银钱比价也跟着变。乾隆中期银贵铜贱，一两银子在江南能换到一千文。随后银价慢慢回落，到道光初年，一两银子大约能换一千文左右一一这个“钱一两”的俗例，就是从这时开始确立的。
　　银贵钱贱。一两银子从道光初年兑换一千文，到鸦片战争前夕蹿到了一千六七百文。农村和小城镇的底层百姓日常使用的是铜钱，赋税却要用白银缴纳。银价暴涨等于变相加税。农民卖粮换不到足够的铜钱，农户破产，地方财政崩溃，流民四起这种被称作“道光萧条”的通货紧缩持续了近三十年。
　　洪武年间闭关禁用白银，到万历年间全面依赖白银，再到道光年间因白银外流导致全面萧条，这套以白银为核心的外向型货币体系，既成就了帝国一时的富庶，也成了它无法摆脱的枷锁。把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系于一种依赖贸易顺差流入的贵金属造成了这种白银内流与外流的惨状。所以币制改革应该会在岭南卷写，不过不会写太多，因为感觉不好看，也不好写（写得我掉头发）。

　　鼠李那章删了一小段：天姥姥，让她一个自从大一之后就再也没碰过数学。本科数学还学的是要求最低的高等数学（二），两位数以上乘法就要用计算器的医生韩景妍算这个也太残忍了吧。总之，经过他艰苦的计算，（主要是请陆青梧的侍女香云帮忙），需要的量是……（家人们觉得这段要保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