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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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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从来都是一个人,体育课让我第一次深切了解“一个人”的含义,我看着他们,三三两两,而我只一个人,当时,或许是年纪小吧,也或许弱化了对外界的感知力,我并不觉得悲伤,也没有产生其他的情绪,平静地看着笔记,也平静地看着他们,如若课上需要体测,而体测需要两人,那么,谁愿意帮助我完成仰卧起坐,我不知道,我躺在垫子上,看到了很多人的脸,他们似乎变得高大了,脸与脸交错着,我很好奇,也像他们打量我那样打量着他们。
我等待着,等待一个好心的人。那个女生很好,可惜我不认得她,虽然我们是同一个班级。她是一个很好的人,之后,她也帮过我,可惜,我无以为报,也忘记了她的名字。
当我重新换了一个同桌时,班主任曾问我:“你同桌是谁?”
我不知道,因为我好像没有见过她,如果不是她与我成为了同桌,我想我应该不会认得她,更不会知道我们是同一个班级。
班任是一个矮小、有些发福,可皮肉很紧致的人,这大概与他骑自行车上下班有关系吧。最后,毕业之前定做的班服竟然还印上了他的卡通大头,这也蛮有意思的。他很不客气道:“你还算什么同学。”
我无言以对,默默不语,可她难道会认识我吗?之后我这样去想,并且似乎得到了这个问题的回答。
她似乎请假了,总之没有来,后来,我知道她的身体偶尔会不好。第二天,她对我讲:“你竟然不认识我,气死我了。”
她为什么生气,是因为觉得自己被忽视了吗?我不知道,心中产生了一个疑惑:她是怎么知道的。
那时,我没有手机,也不认得章子怡,当她的图片出现在幕布的时候,我从老师的口中知道了她是演员,似乎很有名气,但我知道范冰冰与小燕子。那时,通讯工具仅仅知道□□,并且常常听班上的同学讲□□被盗号的事情,或许班上有一个群吧,我想。
这时班任似乎发现了他所设计的三人同行座有些傻,又调整为两人桌,不过,讲台前的哼哈二将并没有消失,并且他们发生了矛盾。
我很奇怪,为什么哼哈二将都是女同学呢?
她是个很开朗的人,并且与我的前任同桌政治同学关系很好。
某一次,前桌和我讲她曾见过我的新同桌,其实,前桌那个女生我也不认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和我讲?她讲是在一次酒宴上,新同桌当时任礼仪小姐,我很震惊,从此在我眼中,新同桌周身似乎弥漫一层朦胧的神秘气息,令我惊讶、疑惑。很久很久之后,我知道,那不过是一个比一小时十块钱更高的兼职罢了。
她的出现,使我产生了一种感激的心情,因为她,课间有人与我讲话,体育课有人与我并行,也因为她的出现,吃饭也非我一人了。
可是,班主任再一次调桌了。她去了后面,而我,依旧在前排。有时,她也会与我打招呼,之后,她就离开班级了,没有等到毕业。
听说,她家很富裕,计划送她到香港,或许是澳门,也或许是台湾,我不记得了,总之,她的家人是为了她更好的未来打算。
拍毕业照时,她回来了,远远地打了一个招呼,我们之间最后的关联便也凝结在毕业照之中了。
时至今日,我想:她父母的见识很高,至少,我知道那几个地方工资真的很高。
(四)
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人。我想记忆或许是不会遗忘的,即使你当下想不起来,或许也从未意识到自己的遗忘,总有某一个不经意的偶然,想起一个人,一件事。
我记得,他是一个高四的同学。高四,额外的一年,它是怀揣梦想、不甘心的人的一次改正的机会。我似乎也是这样,却似乎并不单单是这样。
我想,我为什么会选择继续呢?继续煎熬一年,是不甘心吗?是心底仍然怀抱着一丝丝的骐骥吗?大概是因为一个人吧。
负责这类工作的男老师讲:“一班的班主任外出学习了。”
他是什么意思呢?
他又讲:“一班学生五十多,今年有四五个复读生。”我记得他言语中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人数却已经不记得了,大概也不会相差很多。
好吧,那我就选二班吧。
我就读的高中是县里最好的一所。虽然,县里只有两座高中,除我在的那所,另一所听闻前几年改名为“第二高中”,之前的名字我并不知道,仅仅听许多人叫它“矿中”,“矿中”这个名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写,不过以音称其名而已,在我读书的时候,亲戚家的表妹因0.5分之差考中这所几年后改为“第二高中”的学校。
我感到很惊诧,为了她,也为了另一人,当时,大家都说“赋分”,那是什么?我不知道,也不了解,刚刚考中高中的时候,一个同学讲若不是赋分,她都进不来这所县里最好的高中。
这样,我一知半解,懵懵懂懂地迈入了高中,未来似乎还是未知,似乎在某些大人眼中是值得期待的。我不知道,当时我很懵懂,更不会想到这原本“值得期待”的三年延长为四年,轰轰烈烈,悲悲惨惨,以遗憾结束,可不知未来的我,当时的心情又会如何呢?
高中结束,直到现在已经七年了,这七年间,我遇见了很多人,也忘记了很多人。第七年,我再次见到D君,这似乎是个巧合,就像是这七年,我绕着一个圈,以为已经走的很远了,可到头来又重新回到了起点。
这对于我,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梦中的那个男生在二班,论理,我们是同学,为期一年的同学。
他似乎是个性格不错的人,当我以全班第一的成绩由最后排搬到第一排最佳座位时,他的座位在我的右面前,也就是讲台桌旁单座。
某一次,他买了一双鞋。似乎,男性对于鞋子的喜爱可比之于女性对于漂亮衣服的追求。直到现在我也想不清楚,他为什么在班级里打开那双新买的鞋子呢?我不记得学校内设置了快递点,或许他住校吧,可并不能成为一个解释。
总之,他打开了盒子,许多女生围着他去看,很意外,竟然会是女生。可总要原谅文科班男生少,虽然一二班都是普班,三四班才是奥赛班,不过,在男女生比例上这并没有差别。
在我眼中,那双鞋的色彩搭配很奇怪,我情不自禁笑了起来,和众人一起。他没有发表什么言语,也或许是我在笑中遗忘了,不过,他确实没有反驳。
是了,他在我后面的桌子摆弄他的鞋,因此,我也参与了观看他鞋子。想想,即使那一段时光被定义为灰色,可他和某些同学却成为了偶尔的光束。
我记得,那一年,我的话虽也不多,却时时有人搭话,好像与许多人有一些来往,甚至有艺术生回班级也会与我有一些来往。
或许,那时候,我很和善吧,也或许是那一年我的运气很好,遇见了很好的人。
他叫什么名字呢?我不记得了,当时的班主任是一个很顽皮的女性,因他在课堂上睡觉的呼噜声颇似车轮,给他取了个绰号——四轮子,当然,这只是她小小“恶作剧”的同学之一。还有一个女同学,脾气很好,总之,班任称她为“狗乐子”,这个“狗”字,我不知道源自何处,这个“乐”字,单因为她的名字有一乐字。
某次,他顺着班任的话也说:“扎这东西我看的怪奇怪的。”他指我脖子上粉白底色黑斑点丝巾。
好吧,我以后再也不扎了,其实,将丝巾扎成蝴蝶结,我心中满以为很漂亮呢,既然这样讲,我就不戴了。
后来,他不再在讲台桌旁坐了,和我分为一桌。他讲北京的物价很贵,故宫门旁的凉皮一碗二十五,还吃不饱。我很惊奇,一方面我是个土包子,最远只去过本省非省会的市,对于北京——这个遥远的只会出现在电视机中的城市——很向往。对他,我的心中油然产生了一股“这个人很有见识”的感觉。另一方面,校门口的凉皮五元一份就可以吃饱,不过,某一次,我听见班主任对某个关系很好的同学讲:“你给我带一份,要八块钱的。”当时,中午休息,她坐在教室中属于自己的桌子前——大概是从仓库多余的桌椅中搬来的,而不是讲台桌——一脸期待地讲。
我想,这是一位可爱的已婚女士。
我是一个很少话的人,某一次,班任在上面讲卷子,突然忘记了某个知识点,我指着书回道。似乎班任觉得很及时,叫站起来去读,我不知道怎么想的,把书推到他眼前,满是理所应当道:“读吧。”
他也不拒绝,真的站起来读了,捧着我的书。
班级哄堂大笑……
是的,我忘记了很多,也忘记那一句写在明信片上的话,可那张绘制巴黎铁塔的卡片我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情保留下来呢?
某次,我的卡片掉了,他很好心地替我捡起,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他翻转卡片去看背后,默默地给我了。我也默默地重新放在眼镜盒里。
是呀,他为什么会觉得背面有字呢?
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想起那张卡片背面写的那行字,隐隐约约地记得开头是:“谢谢你。”之后呢,我不记得了,或许,未来的某个偶然瞬间,我会再次想起来吧,想起某一个人,也想起某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