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有无斋

7、第 7 章 差一点牺牲

　　七、差一点牺牲在大堤上

　　1977 年 12 月 8 日下午，冬日的太阳已经西斜，把镇中学的青砖瓦房染成了暖黄色。我和蔡云生、蔡龙生兄弟俩在宿舍门口告别后，便各自转身回家。
　　我背着帆布包往家走，一个多月没日没夜的苦学，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全靠一股“要考上大学”的劲撑着；两天紧张的高考，神经像拉满的弓弦，连呼吸都不敢松快。此前不觉得累，可一旦卸下那股劲，整个人就像被扎破的气球，浑身的力气瞬间泄光了。
　　我走在刚下过小雨的土路上，路面泥泞不堪，每走一步都要格外用力，却还是觉得脚步发飘。眼前的景物偶尔会晃一下，头昏眼花的感觉一阵阵袭来，连路边的白杨树都像是在旋转。
　　我扶着路边的树干歇了几秒，指尖触到冰凉的树皮，才勉强稳住身形——原来这一个多月的透支，早已让身体虚弱到了极点。
　　就在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往前走时，身后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古之华！”
　　我猛地回头，差点没站稳，定睛一看，是大队团支书老七。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干部服，裤脚沾着不少泥点，裤腿还卷着一截，显然是刚从镇里匆匆赶回来。
　　他快步走到我面前，气息还没喘匀，就结结巴巴地说：“我正正——正要到镇中学找找——找你，没没没想到半路上遇上了。大队长叫叫叫叫我来通知你，今天晚上就就就出发，跟村里的人一起起起——起去汉北水利工地。”
　　“去工地？”我愣在原地，心里“咯噔”一下，像被什么东西重重砸了一下。
　　我下意识地攥紧了帆布包的带子，试探着问：“我要不要先和公社中心小学打个招呼？毕竟我之前还在那儿当老师，突然离岗不太好……”
　　老七却摆了摆手，语气硬邦邦的，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这是大队长他们集集集体定的，全村十六到六十岁的主要劳动力都都都要去，我只负责通知你。你别别别别耽误时间，赶紧回家收收收拾东西，别别别别迟到了。”
　　说完，他没再看我一眼，转身就往村里走，灰色的干部服在暮色里越走越远，留下我一个人站在泥泞的路上，冷风灌进衣领，冻得我打了个寒战。
　　我站在原地没动，脑海里不断闪过大队干部们平日里冷漠的面容。他们会不会真的在打主意，想借着“劳动”的由头，在政审时给我“穿小鞋”？可我又没理由拒绝——要是现在违逆他们，万一成绩过了线，政审却卡了壳，后果不可设想。
　　寒风卷着地上的泥点，打在我的裤腿上。我咬了咬牙，心里做了决定：去就去吧，至少先表现出“服从安排”的态度，等成绩出来了，一切才有定论。
　　我扶着树干，慢慢直起身，攥紧帆布包的带子，一步一步往家走。每走一步，都觉得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沉甸甸的，连原本就虚弱的身体，都显得更累了。
　　快到村口时，远远就看见父亲站在自家门口的老槐树下，看见我回来，他立刻快步迎了上来，声音带着几分急切：“子华，考得怎么样？题目难不难？”
　　我停下脚步，看着父亲关切的眼神，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些：“还行，应该考得不错。”
　　父亲听后，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他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掌心的老茧蹭得我有些疼，却很温暖：“好，好啊，我就知道你能行。这些年你没放下书本，没白费力气。”他顿了顿，又说：“刚才老七来家里了，说晚上要去汉北水利工地，我已经帮你收拾了几件衣服，你再看看还缺啥。”
　　我走进屋，看见母亲正坐在炕边，手里拿着针线，缝补着我平时穿的一件蓝色土布褂子。炕上放着一个包袱，里面整整齐齐叠着两件换洗衣物、一条薄被，还有一双新纳的布鞋——鞋面上的针脚密密麻麻，是母亲连夜赶做的。
　　见我进来，母亲放下手里的针线，连忙站起来：“回来了？快坐下歇会儿，我去给你热碗红薯粥，考完试肯定饿了。”
　　晚饭吃得很简单，一碗红薯粥，一碟咸菜。
　　吃完晚饭，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村口传来了集合的哨声。我背起母亲收拾好的包袱，父亲也扛起了一把锄头、一个箢箕——他也要去工地。
　　村口老槐树下已经聚集了三十多个人，都是村里的男女主要劳动力。有人挑着担子，担子的一头捆着被子和日用品，另一头挂着锄头、铁锹；有人背着包袱，手里拿着手电筒；还有人推着一辆独轮车，上面装着粮食和工具。
　　队长站在人群前面，手里拿着一个哨子，见人来齐了，吹了一声哨：“都别磨蹭了，赶紧出发，争取明天天亮前到工地，路上注意安全，别掉队。”
　　从古家田到汉北水利工地，足足有八十多里路，而且大多是山路和泥泞的土路。刚开始，大家还精神抖擞，有说有笑的，有人还哼起了山歌，脚步声、说话声、工具碰撞的声音，在夜色里显得格外热闹。
　　可走了不到两个小时，夜色越来越深，寒意也越来越重，大家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
　　我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每迈出一步都需要使出全身的力气——两天的高考，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晚上又因为兴奋和担忧没怎么睡觉，现在又要走夜路，困意和疲惫感像潮水一样袭来，眼皮不停地打架，大脑也变得昏昏沉沉的。
　　父亲走在我旁边，见我脚步有些踉跄，伸手扶了我一把：“是不是累了？要不歇会儿再走？”我摇了摇头。
　　其实我心里清楚，就算歇会儿，也缓解不了疲惫——更让我疲惫的，是对未来的忐忑：高考成绩能不能过线？大队会不会在政审时为难我？到了工地，又要干多久才能回来？
　　夜色里，只有手电筒的光柱在晃动，还有脚下“咯吱咯吱”的脚步声。我望着前方漫长的路，心里默默祈祷：希望高考成绩能快点出来，希望大队能手下留情，希望这次去工地，不会影响我改变命运的机会。
　　风刮过树林，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是在回应我的祈祷，又像是在诉说着这段漫长而艰辛的旅程。
　　当我们终于走到一个叫花子大塆的村子时，天还没亮。
　　我望着眼前的村子，心中满是期待，心里想，终于能快点找个地方好好睡一觉了。
　　村子里一片寂静，偶尔传来几声狗吠。
　　我们一行人在村口稍作停留，大家都露出了疲惫不堪的神情，眼神中却又透着一丝即将得到休息的渴望。
　　此时，我只盼着能尽快找到一处可以安歇的地方，让我疲惫的身体得到片刻的放松。
　　这时大概是早上 5 点多钟，我们三十几个人，分别在几个村民家打地铺。我和父亲，还有四个同村的人，在一个很小的房间的地上铺下稻草，上面再铺开被子，就算是安营扎寨了。
　　我刚想躺下睡觉，大队长来了，他向我们喊道：“快到外面集合，马上到工地上去。早饭在工地上吃。”
　　我到外面一看，一片漆黑，看不清这个村子的全貌。黑暗中，从不同的屋子里陆陆续续地走出来一群人，有的扛着锄头铁锹，有的挑着箢箕，在大队长的指挥下，排成一个稀稀拉拉的长队，缓慢地出发了。
　　我挑着一对箢箕跟在队伍的后面。
　　天很黑，田间小路弯弯曲曲的，不大好走。从我们住的地方到工地，大约有 8里路。走着走着，天慢慢地亮起来了，到工地时，天也差不多大亮了，可以看见工地的全貌了。
　　这是一个河堤工地，工地很大，左边看不见头，右边看不见尾。河堤已经修了有三层楼那么高了。
　　离大堤不远的地方有很多临时搭建的工棚，已经有许多民工在工棚里吃早饭。
　　我们村里的人挤在一个工棚里吃早饭，我已经非常饿了，端起饭就吃。
　　当年修这个汉北大堤，动员了全县的劳动力，每个大队修一段，民工们都是自带粮食，自备工具，没有报酬。
　　修水利有一个好处，就是大米饭管饱。
　　我正吃着饭，还没吃完，工地上的许多大喇叭就响起来了，《东方红》的歌声响彻整个工地。
　　大队长喊起来了：“开工了！开工了！”民工们纷纷扛着锄头铁锹挑着箢箕上工地了，我也急忙放下饭碗挑着箢箕跟着上去了。
　　看不清也数不清工地上有多少人，看不见头尾的大堤上满是人，堤这边几十米的场地上也铺满了人。堤这边是取土的工地，民工们把这边挖出来的土，用箢箕一担一担往大堤上挑。
　　体弱的民工和女民工负责挖土，身强力壮的民工就负责挑土，因为把土挑上高高的堤上去是很费力气的。
　　我们村的小队长苕三爹分配我挑土。
　　在汉北水利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挑土的民工们如同上了发条的机器，一刻也不得停歇。
　　装满土的箢箕被迅速挑走，空箢箕又马不停蹄地放回挖土的地方，整个过程如同精密运转的链条，无须等待，不能停歇，更没有休息的间隙。
　　大家就这样上上下下地跑着，一趟又一趟，仿佛陷入了一场永无止境的劳作循环。
　　可我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了——高考前一个多月的熬夜苦学，早已掏空了我的精力；来工地的 80 多里夜路，又没歇片刻，体力早已到了极限。
　　刚开始挑土时，我还强撑着，把箢箕装满土，用扁担勾住，咬着牙往肩上一扛。可刚直起身，腰部就传来一阵尖锐的酸痛，像有根针在扎，每弯腰装一次土，那痛感就往骨头缝里钻，直逼得我额头冒冷汗。
　　没挑几趟，体力就渐渐耗尽了。箢箕里的土明明和别人的差不多，可压在我肩上，却
　　像压了千斤重担，扁担勒得肩头生疼，火辣辣的，仿佛要把皮肉磨破。
　　我咬着牙往前走，双腿却像灌了铅一般沉重，每迈出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脚底板踩在泥泞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像是在泥沼里挣扎。
　　最艰难的是往堤上爬，那大堤的坡度不算陡峭，可此刻对我来说，却像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
　　我挑着担子，一步一步往上挪，腿肚子直打颤，膝盖发软得厉害，好几次都差点支撑不住，要不是及时扶住旁边的土坡，早就摔下去了。
　　有一次，我刚爬了一半，膝盖突然一软，身体往前倾，箢箕里的土洒了一地，我也差点跪倒在泥里。
　　旁边的村民见我实在撑不住，劝我歇会儿：“之华，要不你先歇口气，别硬撑着，身体要紧。”我摇摇头。——我知道，现在不能歇，要是被大队干部看见我“偷懒”，说不定又会在政审时找借口。
　　我扶着腰，慢慢直起身，再次把扁担扛上肩，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堤上爬。
　　风刮得更紧了，吹得我睁不开眼，可我不敢停下，只能咬着牙，任由汗水混着泥水往下流，心里只盼着能早点熬过去，盼着高考成绩能快点公布，盼着能有机会离开这片泥泞的工地，走进渴望已久的大学校园。
　　苕二爹的第六个儿子，绰号叫“苕肉头”的，负责挖土的工作。
　　他身材魁梧，浑身散发着一股蛮劲，平日里在村里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
　　此刻，他正挥舞着铁锹，一锹一锹地把土装进箢箕里，动作娴熟而有力。
　　他瞥见了我累得不行的样子，只见我脸色苍白，汗水湿透了衣衫，脚步踉跄，仿佛随时都会倒下。他停下手中的动作，悄悄走到我身边，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我，压低声音对我说：“之华，你去解手哇！解大手。”
　　我正累得晕头转向，一时没反应过来他的意思，有气无力地说：“我没手解呀。”
　　“你真是个书呆子，解手可以休息一下呀。”他见我没明白，有些着急地解释道，眼神中透着一丝狡黠与关切。
　　我听后，心里犹豫了一下，觉得这样做不太妥当，赶忙说道：“不行不行，这样不好。”
　　我心想，怎么能假装解手来偷懒呢？这不是弄虚作假嘛，那太难为情了。我知道他是出于好意，想让我喘口气，便接着说：“算了吧，我还是慢慢挑吧。”
　　“苕肉头”见我不愿意去解手，眉头皱了起来，眼睛咕噜噜一转，又想了一个办法。
　　他放下手中的铁锹，双手在土里用力一捧，抓了几把土在箢箕里薄薄地铺上一层，然后大声对我说：“挑走挑走！”
　　我看着那薄薄一层土，有些不解，疑惑地对他说：“这太少了吧？”
　　“挑走挑走！”他不耐烦地挥挥手，声音提高了几分，大声说，“你就说是我‘苕肉头’上的土，看那个狗日的敢放屁！”
　　“苕肉头”有弟兄七个，在村里势力不小，平时没人敢轻易招惹他们。他自己更是脾气火爆，和人打架时非常凶狠，下手毫不留情。
　　他父亲就是我曾经搞的那个“忆苦思甜”画展的主人翁。
　　经“苕肉头”这样一操作，我再次挑起箢箕，顿时感觉轻松了许多，如同挑空担子一般。
　　周围很多人都看见了这一幕，可竟没有一个人说闲话。
　　不知道是因为“苕肉头”的霸气震慑住了大家，让旁人不敢吭声；还是因为大家在这繁重的劳作中，都对我这个刚从高考考场上出来的人充满了同情，所以选择了默许。
　　而我，心中满是对“苕肉头”的感激，在这艰难的工地上，他的这份仗义相助，如同冬日里的暖阳，给了我一丝温暖与力量。
　　的确，我被大队撤了校长下放回家，在村子里引起了大家的公愤。
　　乡亲们都深知我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为学校的发展和孩子们的成长付出了诸多心血，如今却遭受这样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心中满是愤慨与不平，也正因如此，大家对我都充满了同情。
　　在这热火朝天却又无比艰辛的水利工地上，我每天都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乡亲。而只要他们看到我，目光中总会流露出一丝关切与怜惜。那些相识的大叔大伯们，总会停下手中的活儿，直起腰，用搭在肩头的毛巾擦一擦额头的汗水，然后走上前来，一脸真诚地问我：“你考得怎么样啊？”
　　他们的眼神中满是期待，仿佛我的高考成绩是他们此刻最为关心的事情。
　　还有那些热情善良的婶子大娘们，也会凑过来，温柔地安慰我说：“你这么有才华，肚子里装满了墨水，一定考得上！别着急！”
　　她们的话语如同春日里的微风，轻柔地拂过我的心田，让我在这疲惫的劳作中感受到了丝丝温暖。
　　在她们眼中，我是那个能为村子争光、有着光明未来的读书人，她们坚信我定能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
　　更有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们一边挥舞着手中的工具，一边大声对我说：“我们全大队的人都在为你祈祷，唯愿你能考上。你要是考上了，那可是咱大队的骄傲啊！”
　　他们的声音在工地上回荡，充满了力量。
　　我知道，他们是真心希望我能改变命运，走出这片土地，去追寻更好的未来。
　　多好的乡亲们啊！每当听到他们这样说，我的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
　　那些日子里，在大队遭受的委屈与不公，在这高强度劳作中的疲惫与艰辛，似乎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我强忍着眼中打转的泪水，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只能用力地点点头，向他们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感激。
　　我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努力，不能辜负乡亲们对我的这份信任与期待，无论高考结果如何，都要为了这片土地和这些善良的乡亲们，奋力拼搏，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尽管乡亲们在工地上千方百计地照顾我，可面对连日来的高强度劳作，我的身体就像一根紧绷到极限的弦，终于还是不堪重负。
　　我只觉一阵天旋地转，双腿一软，便重重地瘫倒在了工地上。周围的乡亲们见状，顿时惊慌失措，纷纷放下手中的工具，围拢过来。他们呼喊着我的名字，声音中满是焦急与担忧。
　　很快，乡亲们小心翼翼地抬起我，一路小跑着将我抬回了驻地。
　　工地医生也迅速赶来，他神色凝重地为我量体温，当看到体温计上显示的数字时，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高烧到 42 度了！
　　此时的我，躺在简陋的地铺上，全身仿佛被抽去了力气，软绵绵的，几乎没什么知觉了，唯有脑袋还残存着一丝意识，却也昏昏沉沉，像是被一团迷雾笼罩。
　　工地医生眉头紧锁，语气沉重地对父亲说：“这孩子病得很厉害，身体极度虚弱，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得赶紧想办法。”
　　父亲站在一旁，看着昏迷不醒的我，眼眶瞬间红了，泪水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他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身体微微颤抖，嘴里喃喃自语着：“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般，迅速传遍了整个大队。
　　全大队的人听闻后，都心急如焚，晚上都赶来探望我。
　　狭小的屋子里挤满了人，大家的脸上都写满了关切与心疼。很多人看到我病成这副模样，眼眶一红，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开开眼吧老天爷！一定要救救之华老师，他还要上大学啊！”
　　“之华老师是多好的人啊！为什么命这么苦啊！太不公平了！”
　　在昏昏沉沉中，这些乡亲们真情的话语断断续续地传入我的耳中，如同一股股暖流，缓缓流淌进我的心田，却又让我百感交集。
　　我的心中涌起无尽的感动，也夹杂着一丝酸涩。
　　我在心底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挺过来，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上大学！我不能辜负乡亲们对我的这份深情厚谊，不能让他们的期望落空。
　　工地医生也没有丝毫懈怠，他尽心尽力地对我进行抢救。他仔细地为我诊断，调配药物，时刻关注着我的病情变化。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父亲日夜守在我的床边，眼睛都不敢多眨一下，生怕错过我的任何一丝动静。
　　乡亲们也自发地轮流来照顾我，为我熬药、擦拭身体。一个星期后，或许是因为大家的悉心照料，或许是我心中那股强烈的求生欲望，我终于战胜了死神，身体慢慢地有了起色，开始好起来了。
　　我逐渐恢复了力气，能够坐起身来。看到周围乡亲们那欣慰的笑容，我知道，我挺过来了，未来的路，我将带着这份温暖与力量，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我刚好了一点的时候，大队小学的几个男老师也来工地了，清秋老师带来了玉芬的一封信。
　　信封上没有字，里面的信全是用汉语拼音写的，信中还有 2 元钱。玉芬得知我在工地上病倒了，所以带信来安慰我。
　　玉芬还真有心呢，汉语拼音别人看不懂，带信的清秋老师也是看不懂的，她知道，我是看得懂的。
　　再联想起她到公社书记那里去告自己父亲的状，我对她的好感就更强了。
　　大队长看到我这个身体状况，就没让我上工地，让我去为工地伙房打柴。
　　这里是湖区，能烧火的柴草早被村民砍完了。
　　我看到湖里有许多水草，水草晒干了也是可以烧的。于是我就到附近的湖里去打水草。
　　有一天，我打水草的那个湖的水被放干了，湖底的淤泥都露出来了。我脱下鞋，赤脚踏入淤泥中，准备去打湖中间的水草。
　　12 月下旬了，天还很冷，虽然那天是晴天，但脚踏入泥中还是感觉到冷得刺骨。时间长一点感觉就好一点，也可能是冻麻木了吧。
　　我正用镰刀割湖中淤泥上的水草，忽然感觉到脚旁边有东西在动，我伸手一摸，竟摸出一条大黑鱼。
　　我好高兴，有鱼吃了，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了，我天天吃的菜就是盐水煮大白菜、盐水煮白萝卜。
　　我拿挑水草的冲担在淤泥里捉黑鱼，不一会儿就捉到四条大黑鱼。这个湖面很大，我想里面的鱼肯定不少。于是就拿水草把四条大黑鱼串起来，挑起打好的水草，往村里跑。
　　伙房里做饭的人看到我拿回来的四条大黑鱼，也非常高兴。问我是从哪里搞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打柴的那个湖水干了，里面一定有好多黑鱼。
　　我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了。”我叫伙房的人把四条黑鱼都煮了，煮了一大锅黑鱼汤。
　　天黑了，民工们回来了，伙房的人把湖里有黑鱼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许多的民工都拿起麻布袋就往那个湖跑，结果他们都满载而归。
　　于是更多的民工都去那个湖里捉黑鱼，他们都搞回来一麻袋一麻袋的大黑鱼。
　　他们都说，这一回可发财了，这么多鱼很能卖些钱啊。
　　有人问是谁发现那湖里有黑鱼的，伙房里的人说，是之华老师发现的。
　　于是有几个民工就来问我：“是你发现的？你搞了多少？”
　　“我搞了四条？”我正和几个曾经的大队宣传队的民工在喝酒，吃煮好的黑鱼汤。
　　其中一个姓雷，是锣鼓队中打锣的，他还买来了一斤白酒。
　　他问我：“你怎么不多搞些啊？你看他们都搞那么多，有的人搞了一百多斤呢。”
　　“人不能贪心啊！”我笑着对他说，“你看吧，他们一条鱼都拿不回去。”
　　这几个民工都说我是书呆子。
　　忽然听到了大队长的喊叫声：“所有人都听好了啊！把搞到的黑鱼都交出来！”
　　民工们哪敢不交，纷纷把搞到的黑鱼交到伙房这里来了。伙房前堆了好大一堆黑鱼。
　　大队长得知是我最先搞黑鱼的，就跑来找我：“之华老师，是你最先搞黑鱼的吧？请把你搞的黑鱼交出来！”
　　“交不出来了！”我们几个把黑鱼汤吃得差不多了，我指着桌子上的黑鱼汤说，“我搞的黑鱼都在这里了。”
　　“怎么可能？你是最先发现黑鱼，最先搞黑鱼的，怎么只搞了这一点？别人后搞的都搞一百多斤了。”
　　那个为我做黑鱼汤的伙房师傅过来了，他对大队长说：“真的只有这么多。之华老师搞回来四条黑鱼，叫我做成了黑鱼汤，他就再没去搞了。”
　　大队长还是将信将疑，他一边往外走，嘴里还在说：“怎么可能？就搞这一点就不搞了？”
　　几个和我一起喝酒吃鱼的人都对我伸出大拇指说：“高！高！实在是高！”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天还没亮，工地上的哨声就划破了晨雾。
　　小队长苕三爹背着双手，站在挑土组的队伍前，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我身上：“古之华，你的病已经好了，今天跟大伙一起上堤，别落下进度。”
　　他的声音粗哑，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我刚点了点头，他又补充道：“挑土的箢箕别装太少，咱们队可不能拖后腿。”
　　我攥了攥冰凉的扁担，跟着众人往堤下走。
　　那时的大堤已经初见雏形，却一天比一天难爬——原本平缓的坡路，随着土层不断加高，渐渐变得陡峭起来，每往上走一步，都要格外用力，生怕脚下打滑摔下去。
　　我的腰还在隐隐作痛，肩头被扁担勒出的红印还没消退，可看着苕三爹时不时投来的目光，只能咬着牙，把箢箕装得和别人一样满。
　　日子一天天过去，大堤越堆越高，我的体力也越来越跟不上。
　　有天中午，太阳悬在头顶，晒得人头晕目眩。我挑着一担土，一步一步刚挪到堤边，远处就传来了开饭的哨声——终于能歇口气吃口热饭了。
　　我松了口气，放下担子就往工棚跑，工棚里飘着米饭的香气，饥肠辘辘的我赶紧端起一碗，刚要往嘴里送，就听见身后传来苕三爹的声音：“古之华，你站住！”
　　我心里一紧，回头看见苕三爹皱着眉，手指着堤下：“谁让你放下担子就来吃饭的？把那担土挑到堤顶再回来吃饭！”
　　他的声音不大，却让周围准备吃饭的民工都安静了下来，并将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
　　我握着碗的手顿住了，肚子饿得咕咕叫，肩膀和腰还在疼，可一想到高考政审，想到不能得罪队干部，只能把刚端起的碗放回桌上。
　　“知道了，苕三爹。”我低声应着，转身往堤上走，每一步都觉得沉重无比。
　　工棚里外的民工都在吃饭，有的坐在地上，有的靠在工棚的柱子上，只有我一个人，在空旷的大堤下，重新挑起那担土。
　　扁担刚一上肩，肩头的旧伤就传来一阵刺痛，我咬着牙直起身，一步一步往堤上爬。
　　阳光刺眼，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滴在泥泞的路上，瞬间就没了踪影。
　　我能感觉到身后有无数道目光落在我身上，有同情，有气愤，可我不敢回头，只能盯着脚下的路，一点点往上挪。
　　“苕三，你这也太过分了！”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是二队的王队长，他是村里的老人，平时说话很有分量。他放下手里的碗，快步走到苕三爹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大声斥责：“人家之华刚考完高考，身体本来就虚，又刚得过重病，有你这么欺侮人的吗！”
　　“就是啊，苕三，太不像话了！”旁边的民工也纷纷附和，有的放下碗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指责：“人家孩子不容易，想考个大学改变命运，你这不是故意刁难吗？”
　　“饭都不让吃，哪有力气干活？”本大队其他小队的几个队长也走了过来，你一言我一语，把苕三爹围在中间，说得他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最后只能梗着脖子说：“我就是让他把活干完，没别的意思……”
　　我挑着土爬到堤顶，刚把土倒下去，就看见父亲站在堤边，他手里还端着一碗饭，眼睛红红的，脸上挂着泪痕。
　　我知道，他是心疼我，却又不敢上前——出发前我特意提醒过他，这段时间一定要忍，千万不能和队干部起冲突，不然政审出了问题，十年的努力就白费了。
　　父亲见我看他，赶紧擦了擦眼泪，把饭递过来：“快吃吧，饭还热着，别饿坏了。”
　　我接过饭，大口大口地吃着，热饭顺着喉咙滑下去，暖了肚子，却暖不了心里的委屈。
　　周围的民工见我回来，纷纷安慰我：“之华，别往心里去，苕三就是故意找茬，咱们都看着呢。”“以后他再刁难你，我们帮你说！”
　　听着这些话，我心里泛起一阵暖意，眼眶也忍不住红了。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向 1978 年新年献礼，元旦那天，我们大队负责修建的这段大堤终于完工了。
　　看着高高筑起的大堤，像一条巨龙横卧在汉北河畔，我心里既有轻松，又有感慨——这段日子的辛苦，这段日子的委屈，都随着大堤的完工，暂时告一段落了。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家乡，却总忘不了那段在汉北工地的日子。
　　有时开车经过滠水河大桥，远远就能看见当年修过的那段大堤，它依旧稳稳地立在那里，像一座纪念碑，刻着我年轻时的挣扎与坚持，也刻着那些乡亲们的善意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