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女离职记》迦境

8、第八章

　　周末只要不加班，我会抽出一天时间陪爸妈，风雨无阻。

　　这一天，妈妈又弄了一桌子好菜，我照旧陪他们小啜一口。

　　“你这工作还不好啊？”爸爸笑呵呵地说，“背靠省级国企，有双休，有五险一金，一年到头坐在办公室吹空调，轻轻松松一万块，还不知足啊？”

　　我苦哈哈地说，“你是不知道我多有辛苦！”

　　“这话说的，哪个不辛苦？别人比你辛苦的还没你赚得多！”

　　我笑了笑，没再接话，只低头喝了一口酒。

　　在爸妈眼里，我在外漂泊四年之后回来，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已经是万幸。比起弟弟妹妹和身边大多数孩子，不知道要好多少。如果还不知足，那便是不懂事。

　　可他们不知道，公司虽转了国控，内里还是和私企一样。虽然有双休，但加班却是日常。这些外在的辛苦尚且能忍，真正令人窒息的，是人为造成的内耗。

　　我不知道该怎么向爸爸解释——

　　这一万块，收买的不只是我的劳动力，还有我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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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初，公司从私企转为国控，由日报集团一家全资子公司控股 70%。

　　董事长陆总、副总经理熊总均由集团母公司委派，名义上负责监督与管理公司的经营决策。但倪总依旧延续着私企时期的做派，高层之间的明争暗斗，也由此埋下伏笔。

　　一次在倪总办公室里，他先提起前母公司撤资的事，话锋一转，又说到了奖金。

　　“所以奖金不是不给你发，”他说，“那时候母公司要撤资，以我当时的能力我没办法帮你要。”

　　他语气听起来有些为难，像是在期待我的理解。可“帮我要”这三个字，让我愣了一下。

　　他穿着拖鞋，从办公桌走到茶桌前，慢悠悠地开始泡茶：“说好的会给你发，就一定会发，只是早晚的问题。我不可能又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

　　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说要发的是他，说发不了的也是他。

　　“但现在公司刚刚转型，”他接着说，“集团那边要求降本增效，我需要你们的支持。”

　　他停了一下，语气依旧平缓：“所以你们的绩效，公司决定暂时停发。”

　　我又是一愣。就这样轻飘飘一句话，我每个月两千块的绩效工资，就没了？

　　“那要停到什么时候？会补给我们吗？”我问。

　　“补肯定会补，”他说，“但是要等以后项目真正落地了，在项目提成里给你们补。”

　　呵，又是“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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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之前的一年里，我跟着倪总在省内多地奔波。前后接洽了四五个市级大型文旅项目，方案改了多少版、汇报做了多少场，早已记不清了。可这些项目最终要么无疾而终，要么被无限期搁置。

　　换句话说，我所在的部门，几乎整整一年没有真正落地的业务。这也是后来倪总提出停发绩效时，我心里并没有太多底气反驳的原因。

　　每接一个项目，我至少要加三个人的微信，分别对接不同层级、不同条线的问题。大多是国企单位领导，无论遇到多么离谱的要求，都不能有情绪，只能客客气气地先应着。即便是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也不能轻易得罪。

　　项目多在外地，有时只能我一人前往。汇报现场往往坐着一圈人，意见纷杂，我需要一一回应、反复解释，有时吵到面红耳赤，真不知道都是硬撑下来的。

　　好几次方案交上去，都得到了甲方的高度认可。或许是因为出身设计，我对 PPT 的呈现格外在意；又因为个人偏爱传统文化，标题和文案里常会用到诗词典故，看起来至少体面、大气。

　　“厉害啊，素素，”倪总盯着电脑屏幕夸我，“你是真有东西在手上的。”

　　以前我一直以为，只要方案足够好，项目就能顺利推进。后来才慢慢明白，方案充其量只是锦上添花，从来不是决定项目能否落地的关键因素。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对后续类似的方案，已经很难再投入最初的热情。

　　直到下半年，在我们接洽的几个项目中，有一个被单独拎了出来。我们先后争取到省市区级领导的关注，随后又明确得到集团母公司的支持，才终于完成立项。

　　从 2024 年开始，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个文旅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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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项目由我司发起，联合集团母公司，引入一家历史悠久的文化央企——首山堂，在省会城市的 5A 级景区内，投资开发一个文化艺术空间，暂定名为“云居阁”。

　　集团母公司、文化央企、5A 景区，三方联合，天然带着政治与文化属性，也因此得到了省委宣传部和□□的高度重视。

　　按照最初的设想，这个云居阁项目并非终点，而是一个开始。各位大佬真正的目标，是借助集团母公司的影响力，将这一模式复制到省内其他著名景区。而这一点，正是吸引首山堂投资的关键。

　　在项目结构中，集团母公司与首山堂作为投资方，我司则是主推方及未来的实际运营方。而项目标的所在的 5A 景区，又隶属于省直管单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参与其中的各方，对我司而言都带着“领导单位”的属性。

　　项目立项后，几乎全程由我单线跟进。前期，我跟着倪总四处汇报，不论是否真正需要，总要多跑一趟，多讲一轮，希望能争取到省、市，甚至区一级更多的支持。

　　起初我以为，项目无非是租下场地、完成装修，再按规划引入业态即可落成。可真正推进起来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仅一个租赁合同，就需要依次通过景区管理公司、上级集团企业、再到更高一级的集团母公司。这三关是关关难过，关关要过。

　　所有经手的领导都清楚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也因此格外谨慎。直到两年后我离开公司，这份租赁合同，依然没能签下来。

　　除了业主方层层审批，集团母公司基于投资所需的各类材料，也需要我逐一整理、反复汇报；而远在北京的合作方，同样由我一人对接。

　　为了给项目预留更多的业态选择，倪总还会找来一些外地公司让我对接，陪同他们前往项目标的实地考察，再回公司探讨种种合作的可能。

　　就这样，一个体量庞大、结构复杂、牵涉多方的项目，被完整地压在我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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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租赁合同，但每一条商务条款，都需要依次经过景区内部过会、集团过会、集团母公司过会。更棘手的是，这些会议从来不是一次就能通过，有时要反复两三轮，一卡就是一两个月。

　　只要条款稍有调整，前面的流程便需要全部重走一遍。

　　项目标的的租金一路上涨：最初是每年三十万，后来变成六十万、九十万，最终定在了一百二十万。仅仅因为租金的变化，我就不得不反复推翻原有测算，重做方案，重新汇报。

　　有一天在办公室，倪总看着我为了项目忙得焦头烂额，忽然开口。

　　“首山堂不是你一直想合作的吗？这不都是你自己喜欢的事吗？你现在又这样。”

　　“对我来说，没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我说，“工作就是工作。”

　　“那就用心去做啊！”

　　我没接话。

　　他又问起前一天刚聊过的一家 AR 公司：“那家怎么样？”

　　“还可以，周总看上去人不错，我们提的条件他基本都能接受。”

　　“不要见一面就说人不错，”倪总皱了皱眉，“你哪天被人卖了都不知道，还帮人家说好话。”

　　我依旧沉默。

　　“你现在是甲方，收起你对乙方的怜悯心，收起你的菩萨心肠，你是搞经营的，要杀伐果断！”

　　作为甲方，倪总喜欢用压制和博弈的方式去合作。别人退一步，他往往要进三步，直到对方退无可退，甚至还要再往前逼一点。我不否认这是一种有效的商业手段，职场上本就谈不上什么温情脉脉，更多时候只剩下利益。

　　只是我有我自己的行事方式。公司的利益我当然要维护，但我更在意的是一种平衡，或说“相对公平”，而不是过分压榨，不是一家独大。我希望合作的另一方，是心甘情愿把事情做好，而不是被逼到墙角。尤其是创意类工作，更需要对方作为专业人士的内驱力。

　　倪总的沟通方式，从来不是就事论事，总喜欢谈感情上价值，让人很难回应。久而久之，我学会了沉默。

　　等他说得差不多了，我再起身离开，继续把该做的事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