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郁春禾》迟暮晞晞

5、流放

　　那几年，我像苦行僧一样将自己流放。
　　无数次我都梦见自己被人按着头泡在门前那条洒春河里。憋闷着呼吸不畅，惊一头冷汗，错愕地坐起来，父亲、母亲、淑婷每个人七窍流血坐在我的窗台上，冲着我笑。
　　我在国内最好的体育大学学了四年游泳，拿了一墙的奖牌，却没能在家门前的河里将最亲的人救出来。
　　我的心从那时起，就同那一辆乘着他们淹没的车一起，成了一具空壳，一团废铁。
　　他们是爱我的。我知道，我泪流满面。
　　钟表无力地走着，或是两点，或是三点，四五点也有。
　　我索性不睡了。将门窗都打开，赤脚在房间里散步。
　　我将自己流放，背起包去随便哪个城市生活，做义工，跟着师傅们打坐诵经，住在禅院里听黎明的钟声。
　　东林寺的静善师傅很喜欢我的勤快，却劝我下山，他说我的缘法不在这里。
　　23岁的男人背着他破烂的双肩包，报了一个最便宜的旅行团，坐上了前往尼泊尔的飞机。
　　他的头发干枯地蓬在头顶，两侧碎发耷拉在肩头，面色如死灰。如果您在那时候见到他，一定会冲他啐一口，“滚开，叫花子。”
　　飞机飞到喜马拉雅的平流层，我甚至在那时幻想自己从这里像一只鸟一样张开双翅飞出去，会不会到达永恒幸福的所在。
　　随手翻开的杂志上，介绍着能够飞跃珠穆朗玛峰的高山秃鹫是如何被母亲啄断喙成长的。
　　突遇气流颠簸，旁边熟睡的小男孩被惊醒，吓得抓紧了我的手。
　　我轻声问他，“你不舒服吗，是不是有恐飞症？深呼吸，深呼吸……”
　　他抬头看着我，小麦色的小脸上挂满浑浊的眼泪，小嘴嚅嗫着我听不懂的尼泊尔语。
　　我用英文问他，是一个人坐飞机吗，他还是不知所云。
　　我无力地叹了口气，只能用手轻拍他的背，用夸张的动作教他深呼吸，一遍遍重复。
　　飞机渐渐平稳，他的小手将我紧紧攥着，指甲几乎嵌进我的肉里，我却被某种莫名的安全感包围。
　　降落在加德满都的那一刻，小男孩长长地呼了一口气，绷起的脚尖也落在了机舱的地毯上。
　　他冲我双手合十微笑，我笑着对他比了个大拇指，摸了摸他的头。

　　在尼泊尔的一周，我转了许多寺庙。最后一天，旅行团的小汽车从博卡拉颠簸上路，去往加德满都机场。
　　出城前，一个小型广场上正在进行着一场开放式的演讲。主持人像牧师布道一样讲的绘声绘色，高饱和的手绘海报上是印度瑜伽修行者斯瓦米。
　　我透过车窗，看到海报上那个极瘦的老人在看着我，冲我微笑，眼神沉静的像一湖水，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心安。

　　我回到家乡广西百色，在一所不大的乡村小学任体育老师。
　　学校背靠阳明山，一高一矮两座山，常年青青的耸立着。晨暮间常有薄雾缭绕在山头。
　　我总觉得，那是头发花白的父母在天上看着我。
　　学校离家很近，我下午下了班骑自行车回老房子住。陪着顺路的学生纵队，我们一起顺着路边往山上走。
　　偶尔迎面走来几头水牛，赶牛人悠闲地喝着。
　　孩子们唱着山歌，银铃似的歌声环绕在阳明山脚下。
　　晚上我常常坐在自家院子里，放着禅乐练瑜伽。
　　院门大开，陪着我从小玩到大的大黑狗旺旺懒懒地趴在门槛上，它已经很年迈了。
　　父母和淑婷如果路过，会变成一阵风，打着旋儿来摸摸我吧。那时，旺旺一定会叫一声。

　　我学着母亲的样子为自己种下各色蔬菜，一日三餐，秋收冬藏。我像父亲一样迈进家门累了就直接冲进院子里舀一勺凉水大口喝，再脱光了衣服站在院子里冲凉水澡，像淑婷一样坐在门头用小鱼干喂旺旺。
　　叔伯婶娘们来请我上家里吃饭，我总是婉拒。他们并不记恨，隔天倒让孩子们端着头天做的圆子、灰粑来给我吃，说是特意给我留的。我顺便给他们讲一会儿作业题，天擦黑了送他们回去。
　　头一年的清明节，我在洒春河岸上呆呆地坐了一天。纸钱被晚间的雾气打湿，缩成了一团粘在地上。我采了一束野花，用潮湿的纸钱卷起来撒在了水面上，踏着月色回家。
　　后来每一年清明节，堂哥都会喊我过去一起祭扫，留我吃了饭再回家。
　　在父母和淑婷三年的大祭上。叔伯礼数周到地招待所有宾客，并不苛求我做什么。宾客散尽后，我坐在席间和他们喝酒，后半程抱着小叔又喝又吐。
　　他说，哭吧，孩子，哭出来就好了。

　　四年了，我没有再梦到过他们。
　　同事们说，丁老师，感觉你没有刚来的时候那么沉闷了。我腼腆的笑笑，跟他们拍着篮球去了球场。
　　仲夏，学校放假，我从湿热中醒来。
　　父亲入梦，他苍老了很多，背也塌了，但眉目间还残存着逼人的英气，我跟他长的很像。
　　父亲站在我床前，一会儿说粮食没有归仓，一会儿说旺旺的食没有了，一会儿说后山有块石头在往我们的房子这边滚落……
　　他描述的绘声绘色，焦急的舌头几乎打结。
　　我想按住他的肩膀，让他慢慢说。但他挣开我，离我越来越远，声音也越来越远。他退出了门外，化成了一团云雾，飘去了天上。
　　这房子是他卖粮食做苦力伐木头一分一分赚钱修起来的，他比任何人都珍惜。
　　放假前，县教育局发文通知，称招生困难，学校会压缩教师编制，音体美教师是首要裁撤的对象。
　　我隐隐觉得，自己待不长久了。
　　本想等到开学再看具体安排，看看能否被协调到其他学校，毕竟一时还没有其他对策。
　　但负责此事的高主任提前跟我放了消息，让我做好准备吧，只有我和另一个音乐老师是非师范学校直接招来的，当时没有审核教师资格证，如果用这一项卡人，必然是我们二位了。
　　高主任最后还出于私交，叮嘱我眼界要宽一些，“教音乐的小杜她老公在县城当官，没了这份工作她正好去那边相夫教子。你和她不一样，你不去大城市闯闯，可再就没机会了。”
　　焦灼的那几天，正好接到了本科学校院办老师的电话，通知我的档案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去一趟学校补充一下。本想质疑这些行政老师的办事效率，都毕业5年了，怎么才想起来翻我这个老校友的档案，难不成还需要我飞一趟北京吗。
　　来人说是的，尽量在9月份之前，甚至敬告我，不要影响到之后的就业。
　　思及毕业时我不管不顾赶回家，前前后后都在忙亲人的治丧，许多来自学校的电话都是含含糊糊地应付过去了，也许就是那时候搞错的。我的语气软了下来，表示一定会赶回去的，让老师费心了。
　　父亲的梦就是那一晚来的。
　　此后第二天，旺旺趴在自己的饭盆前，静静死去了。它太老了，皮肤松弛，牙齿稀疏，胡子也虚虚的蜷缩着，浸湿在口水里，它沉沉地闭着眼。
　　我将它埋在了门前的油菜地里。心里空空的。
　　我带着我和父母、淑婷，还有旺旺的照片，坐上了北上的火车。
　　那一晚，夏汛来临，暴雨如注。火车在南宁中转时被通知无限期晚点。我枕着行李同滞留旅客一起，在南宁站的候车大厅里迷迷糊糊睡了一晚。
　　早晨8点，小叔的电话将我叫醒，“筱春，家里房子被淹了。泥石流！”我征着，不敢相信，傻傻的站着。
　　车站广播在这时开始播报“由南宁开往北京西方向的Z286次列车现在恢复运行，请持本次列车车票的旅客前往第四候车室第2检票口检票上车……”，广播传到了小叔的手机里。他那边的男人喊着加油的号子像是在搬运物资，孩子哭闹，女人天啊地啊地喊，雨还在哗哗地打着屋顶，闷闷的。
　　我的心里钝钝地疼着。
　　“你放心，我们已经安全转移了。孩子，去吧，不要再回来了。往前走！”小叔在电话里对着我喊，这是他对我最后的祝福。
　　2011年8月，我登上南宁开往北京西的火车，没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