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个人自传》水流走了阳光

1、第一章：我的家庭

　　1964年，我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两间草棚里住着父母二人和五个孩子——分别是我、大姐、二姐、大哥、二哥。
　　我的母亲有两段婚姻，先嫁给邓伯伯，结婚第三年邓伯伯就因病去世，留下只有半岁的大姐。十年之后，经媒人介绍，家境贫寒的父亲入赘到母亲家里。没了邓伯伯的母亲在村里便成了独门独户，大姐随邓伯伯姓“邓”，大姐比我年长十四岁，我、二姐、大哥、二哥没隔相，相继而生。我们四个父母亲生的，改母亲的姓氏 “曹”，为了给大姐回娘家有个本家，大哥也随姓“邓”。若大的村子有一百多户人家，就我们一家姓曹，那个年代的农村，入赘和再嫁一定会被邻里说闲话，更何况我们还是独门独户，很多人等着看笑话。
　　父亲个头矮，身板单薄，但颇有些文化，会写毛笔字、打算盘、嫁接果树。大队上红白喜事父亲总是帮忙写毛笔字，还在生产队当过会计，在小队里记工分儿。不过又能怎么样呢？并没有得到村里其他邻里的好感，拼人头出力气的年代，即使父亲会这么多技能，也赚不到几个工分儿，家里有5个孩子要养，生活与我们而言，就是艰难的活下去。
　　母亲是一位很要强的女性，大个子，下厨也罢，下地也罢，从来不把自己当一个女人来看。和父亲一起尽最大的努力，将我们五个孩子拉扯大，她不怕别人嘲笑自己和丈夫，夫妻二人勤俭持家，能吃苦能耐劳，还教育我们姊妹五人做一个正直勤劳的人。
　　自我记事起，那个年代是十分艰苦的，缺衣少食。因为我们姊妹五个年龄小，干不了活，我们家经常欠生产队工分，没有足够的工分意味着分不到生活所需的基本粮食，只能拿野菜来填塞肚子。那时想吃个馒头更是难上难，大姐年龄最长，吃野菜时间最长，最是恐惧，每到吃午饭时看到碗里的野菜疙瘩就大哭大闹，父母就会把他们婉里面仅有的几根面条捞给大姐，父母二人只能拿野菜填满肚子。
　　过了两年，大姐十八岁，能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家里的日子略微有些好转，父母脸上也多了一丝笑容。直到大姐21岁出嫁，家里又少了一个劳动力，总公分又不够了，吃穿又成问题。再过了两三年，二姐慢慢长大，也能参加生产队劳动，那三四年，家境又稍微好点。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我的父亲患上了脑溢血，一天之内就离世了。当时我才十四岁，正赶上我初中考高中，我一听到消息瞬间觉得天塌了下来，心理无法接受，悲痛万分。这一下子，一切的重担全压在母亲身上，我的母亲整个人都消瘦了好多。
　　一般的棺材太贵，只能到木材公司买便宜的棺材，好在父亲的家人明事理，没有因为葬礼的寒颤而发难母亲。我记得家里太小，放不下父亲的棺材，只能在两间草棚旁搭一个临时的塑料棚，我的父亲就被放在哪里，按照农村习俗，简单的完成葬礼。
　　办完丧事后，两位哥哥劝我好好学习，他俩外出打工，当时我坚决不同意，我要退学，若我继续念书生活费会很困难，只能徒增母亲的压力。大哥十七，到邻村农场打工，二哥十五岁，去了嘉峪关，小小年纪就踏上了打工之路。没两年我的二姐也出嫁了，母亲五十多岁了，身体也大不如前，从此我和母亲操持起这个家，相依为命。
　　村子里许多人看我们家笑话，还有的欺负我们，直到今天仍有两件事刻在我的记忆里。
　　那年四月我的父亲去世，到了冬天，十五岁的二哥借用生产队牲口去磷肥厂拉磷肥，到了磷肥厂就把牲口拴在大门外，二哥年轻做事确实也轻率，结果牲口就被人偷走了。我们全家，连着发动相好的邻居帮着找，找了一个多礼拜也没着落。后来听说被别村人拉去了，母亲找上门时，也没有看到牲口。最后听人说牲口被卖掉了，查无证据，也就只能自己面对这一损失。没办法，得给大队陪，先是和村干部讨论核价，把牲口折成钱陪给大队，结果生产队长不同意，他们只要牲口，说什么也不行。没办法的母亲只能拖远房的亲戚帮着找新牲口，又是忙前忙后半个多月，最后借了700元买了一头年轻力壮的，1970年的700元，放在现在都上万了。拉着牲口陪给大队时，村干部说牲口年轻了，不如以前那头老的好，也不行，母亲为这事前后折腾了一个多月，也没有让干部们满意。最后母亲又找了老亲戚，和生产队干部协商，最后卖掉新买的牲口，陪了700元钱给大队，这事才作罢。
　　另外一件事也发生在父亲去世后。有一次生产队分麦秆，一人一堆，母亲吃完午饭就拉着架子车到麦场，刚挑了两叉，有个男邻居就和母亲争吵，说我们的车子没有放好，压了他们麦秆，还说家里没男人就想讹他家麦秆，当时母亲心生怨愤，将车上麦秆全部倒掉，立马跪在地上，向那个男的磕头作揖半个多小时，不停的说不要为难我们母女了，我只能站在旁边，啥也做不了。事后母亲和我把空车拉回家，回家后停了一个多小时，母亲带着棍子，将我拉上车子，母女二人在麦地打了一下午麦茬，装满三车拉回家堆成一个小堆儿。
　　父亲的离世对我们家打击是巨大的，对于母亲而言更是要命，现在想想，母亲真的很难，两任丈夫都离她而去，留下五个孩子，对于一个女人而言，是何等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