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三月冰凌

5、还是极乐迪

　　“为什么……不逮捕我？”她的声音低低的，在林立的集装箱和嗡嗡的起重机声音里，一个瘦弱女人的小小悲鸣不值一提，“我认为我是凶手之一。”

　　警探没有说话，他合上那本蓝色的薄册子，“女士，马丁内斯离加姆洛克一千公里，连最好的信鸽都难以在一夜之间往返，更别提一个人不着痕迹地长途跋涉，再将一个整日酗酒的男人杀害在那条冰冷的长凳上。”

　　她嗫嚅着说，“不……我应该被审判的。我应该的。”

　　“瞧瞧她那样子。”那道轻佻疯狂的声音在哈里·杜博阿的脑海里响起，“这个穿着打扮都这么*资产阶级时兴风潮*的小妞，因为阶级仇恨将自己的父亲谋杀，不也有一定可能？”

　　而橙色夹克的瘦削警察叹了口气，“女士，不要将内疚、悔恨和痛苦错位。所有的案件证据指向告诉我，您是受害者之一。”

　　她惶然抬头，昏黄的太阳沉进夜色里，在游动的光线中她看见一双双闪动着关切和悲哀的眼神，她不懂那些眼神。她想起自己在加姆洛克城市中心广场里喂鸽子的时候，那时她的眼睛里也充满着这种无用的同情吗？

　　噢天哪，这可真是令人作呕。女士跌跌撞撞地离开两位警官的视线，在马丁内斯谁也看不见的角落里停下，弯腰吐了出来。

　　比莉·梅让 维克托 珍妮 朱莉 （珍妮和朱莉名字类似，是这样吗？）

　　维克托抽红阿斯特拉香烟，烟盒随意扔在床底，在海边也抽，抱着垃圾箱抽完把盒子扔在里面

　　房间没有窗帘，窗户上覆盖着旧剪报

　　荞麦与洋葱味的剩饭在火炉上保温，主食是人道主义救援通心粉

　　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会用粉笔标记在墙上

　　中学数学教科书在房间里，主要是三角函数。时钟滴答作响，墙上有流行歌星的海报。

　　两张床，蓝色绸布和牛皮纸黄绸布床单，蓝色靠窗，黄色靠墙。蓝色靠近窗台，上面有笔筒、水杯和教科书，而黄色的只有两张流行歌星海报孩子们的房间有百叶窗，陈旧的合页被阳光晒得有些发黄

　　旧木地板，有点开裂，走起路来要轻轻的，别把姐姐给打扰了！

　　待客只有茶和柠檬水，咖啡没有了。

　　比莉在书摊上与开罐器交谈，被他搭话后说自己在找一本凤头鹦鹉的书，说里面有鹦鹉与这个开罐器很像

　　冬天里进来房间会很温暖，眼镜会起雾

　　维克托总是惹麻烦，比莉已经做好准备以后去警局领他了。

　　我靠他们家没有多余的卧室了……两夫妻睡客厅，孩子们挤在小房间，玄关短窄，客厅聊胜于无。但夫妻俩床对面的墙上用木板钉了一面书架，上面摆满书籍。窗台上有小盆栽、点心碟子和摊开的书，书架下的墙还做了防水踢脚，白色防水砖贴的，有点发潮地旧着。

　　没有床头柜，床脚有一个巨大的木箱子，充当柜子的作用。

　　天真与残忍。

　　Julie，Jennie，非常相似，前者16，后者下个月18。一家子女人们的名字都有一个熟悉的甜蜜收尾。女孩们有朋友，晚上会在朋友那留宿。在加姆洛克。参加一些愚蠢的派对。她们已经过了事事都要母亲保护的年纪。朱莉是个害羞的16岁少女。维克托经常酗酒，时不时会失踪，一个总是失踪的疯狂父亲能在家庭教育里充当什么顶梁柱的威严形象？

　　维克托经常在帕克斯和朋友一起喝酒，说到这比莉的眼神无奈，带着示弱般的温柔。她在不知所措的时候经常会笑，笑容里掺杂酸涩或复杂的其它情绪，如同在午饭里把速食通心粉与剩汤一股脑搅拌在一起。

　　维克托从未消失过连续几天。

　　图书馆在加姆洛克的麦罗埃街上，比莉不知道它的官方名称（加姆洛克公共图书馆）。维克托经常为她去还书，是二人生活里为数不多的温情时刻，男人们总是很爱在这种时候卖弄力气。

　　M·蒂博《闪耀曲线》。一件普通的深棕色皮夹克，维克托从十几岁时穿到现在，比莉坦诚地向开罐器描述时，有一些局促，刚开始只说了这是一件旧夹克。内衬是她手工缝上去的蓝色防水布，因为维克托老是穿着这件衣服在隆冬时节外出奔波。

　　她把两只手交叠放在胸前，如同马丁内斯最陈旧的仪式里为死者摆放的姿势。如果与她聊天拖延时间，她就会像这样更加紧张。

　　得知丈夫死了的时候，她的胸腔在燃烧。痛苦地燃烧。她似乎被自己的思绪噎住，将手自胸前抚上喉头，手指收紧，手掌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脖子。她结结巴巴地想说什么，嘴唇开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好徒劳地住了嘴，双手捂住额头，双眼像海水里的珍珠一样苍白。潮湿的悲伤将她淹没。

　　沉默的时候，房子显得很小，只有孩子们床头的挂钟在响，一声一声，犹如心脏不息的搏动，无情地在狭窄如胸腔的房间里震颤。

　　酸液一般的空气灼烧着。死讯。

　　她真的很像一只鹦鹉，有着过于庞大的下巴，像凤头鹦鹉喙下垂着的巨大嗦囊。她的脸颊上长着斑点，有时她会下意识摩挲，如同凤头鹦鹉一般偏头砸吧着嘴。

　　但她现在是如此的伤心……她的身体在无助地颤抖着，床垫发出吱嘎的声响，弹簧摇动扭曲着尖叫。很快她就会屈服。肌肉向尖叫屈服。

　　她很坚强。

　　初次见面在旧书摊，问她是谁，她会哼着歌换下一本书，然后回答：“谁也不是，我就是个女工人。”

　　她似乎不喜欢有人用高人一等的语气和她说话（谁会喜欢啊？）。

　　维克托也经常去公园。

　　珍妮十六岁了。她在清晨一跃而起，将蓝绸布的被单仔细拉平后起身去厨房拿早餐。通心粉在锅里煮着，咕嘟咕嘟地冒着粘稠的泡泡。荞麦与洋葱的味道，清洁而健康，这是母亲比莉·梅让在局促的生活里精心准备的料理配比，为两位正在长身体的姑娘而快活地冒着热气。

　　“朱莉，快起来！”她把热通心粉端出来，伸头朝房间里喊：“再不起来早餐要凉掉了哦。”

　　随着幽灵一样的姐姐踩着拖鞋走出来，珍妮咬着勺子将头搁在餐桌面上，盯着书柜发呆。

　　“爸爸今晚也不回来吗？”她问。

　　温柔的气泡开始变得粘稠，尴尬的气氛充满了狭窄的餐厅兼客厅兼夫妻的卧室。比莉·梅让搁下了叉子，沉着脸让朱莉闭嘴老实吃饭。

　　“这不关你的事，你数学做怎么样了？”

　　生活没有图钉。生活里只有回形针。

　　学校的绘画课需要四枚图钉，一块画板和一张绘图纸，珍妮回家，将老师的要求告诉妈妈，比莉·梅让的神态看起来很为难，但她巨大的眼袋上仍然挂着拮据的笑意。

　　“画板么，挑一块不错的桦木板来就可以吧？她爸，你把在加姆洛克捡的橱子拆了，扇板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