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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中楼阁 ...

  •   第二章

      空中楼阁

      我时常想起我的姐姐,并且,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给她写信。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地址,只管写,寄的时候永远填的都是,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13号。那是她第一次给母亲去信时信封上的地址。

      那时是1997年。经过这么多年,她的地址早变了。现在的地址我是知道的,是凯里最著名的医院的重症病房,第几号床我忘记了,不过只要信到了医院,护士总能找到收信人,尤其是像姐姐这种不得不把医院当成家的人。

      然而,我从未往医院去过信,一封又一封的信,从全国各地飞抵北京,又查无此人后飞回我身边。给一个透明的人写信,有时更像是自我感情的抒发。或许,我就是在给自己写信,目的是讲述,像在拍一部浩大又舒缓的个人纪录片,有时是为了舒缓紧绷、阴郁的心情,有时只为一声呐喊,在无止尽的黑夜中,看不见光线时,会扯开嗓子大声哭泣,平静下来后,摊开一张纸,开始写。

      细细算来,这信,已经写了七年了,而姐姐,也已经病了七年了。

      醒来时,发觉自己正躺在路铭的床上,手背上扎着输液管,父亲在身侧。我疲倦地睁了眼又闭上,再睁开。等确定看见的是父亲,便问,“姐姐怎么样?母亲呢?”

      “她正在医院里陪你姐。”关于姐姐如何,父亲丝毫不透露。等一大瓶葡萄糖进入体内,玻璃瓶子空了之后,路铭又换上一小瓶黄色液体。父亲已经回医院了。

      “拔针。”我对他说。

      “你还没有输完。”

      “拔针。”我命令他。

      他一向不肯受我摆布,但这回,仿佛是小别胜新婚,他服帖照办。拔针后,我立即跳下床,往医院飞奔。

      我忘记兜里有零钱,忘记坐车,甚至忘记穿鞋。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忘记了一切。只有姐姐,姐姐,一个念头。

      到医院,隔着厚玻璃看着姐姐,她正在睡觉,这场景跟一年前一模一样,一年前,我即将去织金的时候,来到她的病床前,她也是在睡觉,睡得死死的,沉沉的。我俯身在她耳畔,轻轻地说:“姐姐,我要去织金教书了,一年不能见你,你会不会想我?”

      她嘤嘤了两声,并没有醒过来,也没能回答我。

      现在,此刻,姐姐的床前坐着哭泣的母亲,母亲的肩上是父亲宽厚的手掌,她靠着她的丈夫,悲痛欲绝。姐姐躺在病床上,瘦小的身躯蜷缩成一团,脸庞苍白,连嘴唇上都不见一丝血色。脸上却浮现出幸福的笑容。

      我相信那是宋青阳的功劳,完完全全是他的功劳。

      医生说,尽管姐姐很努力,药物配合也很好,但她的身体太弱了,许多器官功能衰竭,再难承受治疗。又请我们做好准备。

      “准备什么?你这个臭婆娘!”父亲第一次爆粗口,他揪住女医生的衣领,把她像拔萝卜一样连根拔起,“我的女儿还有希望,你要千方百计给她治好!”

      母亲在一旁哭得没有了声音。

      我一直都很疑惑,姐姐从未真正生活在我们中间,但她却有血有肉地存在于我、父亲、母亲心中这么多年,并且牢牢盘踞在我们心中最敏感最动情的地带。

      又过了一个礼拜,正该上班的时候,父亲从厂里跑回来,向我跟母亲宣告消息,“医生刚才打电话给我,说明星的病情有了好转!”

      母亲又是一阵梨花落雨。我抱了抱她,神经一松,也跟着哭了。那天里,父亲爽朗的笑声徘徊在客厅里,卧室里,厨房里,甚至是洗手间里。他给宋青阳打电话,对他谢了又谢,谢他对自己女儿执着的爱,谢他给了明星活下去的信念,谢他让明星没有白白在世上走一遭。

      之后的两个礼拜,我们听到的都是好消息。姐姐的病情在好转,她有时不会睡那么久,一天里有三四个小时是清醒的,宋青阳会推着她在楼下小花园里散心,她身体虚弱,已经不常下地走路了。但她心情舒畅。

      我经过父亲朋友的介绍,在一所高中谋到了语文老师的职务,因为有了支教的背景,这也算是积累经验,又算是品格高洁,很快便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出现在校园中,拿着微薄的工资,兢兢业业地上课。

      同时,跟路铭的婚期业已定下,明年春天。我的生活渐渐稳定下来,开始步入正轨,这至少在父母亲看来是极其欣慰的。安定的生活,也是我的奢望。

      我的未婚夫路铭,在我支援山村的时候,拼了命地赚钱,一年后我回来时,他已经买了一辆二手九成新的北京现代,并交了市中心一套一百平房子的首付。凭借了他的才华,他很快积累到了财富和升职的机会。但我却从他身上嗅到了浓重的世俗味,这在一个刚从山村回归城市的人闻起来,异常冲鼻。

      有才能的人,常常是自负的。他为自己而骄傲,并常常把这份骄傲挂在嘴上。有从前的朋友在路上偶遇时,他会挽着我的胳膊对那朋友说,“我跟明光准备明年结婚,万事俱备,刚买了车,在市中心又有房子。”往往这时,男性朋友对他一脸崇拜,女性朋友则羡慕地望着我。他的形象瞬间高大起来,拔地而起。

      夏天过完的时候,我跟陈路铭越来越频繁地在一起,然而,即便如此,我仍旧为找不到爱情的烈火而黯然神伤。高中时期,我们便是恋人,我迷上了他的才华和外表,热烈而充盈的爱,如今却荡然无存。

      我们一起吃饭喝咖啡,一起上班下班,一起打羽毛球,一起走路散步骑摩托车,轻松愉悦在我们中间回荡。然而,当我静下心来,将他放到丈夫这个角色上,仿佛他是块大石,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发现我早已不爱他。

      自从七年前我不得不转学离开他,对他的爱随着身体,也离开了。此后物是人非,人是回来了,那爱再也没回来。

      但他依旧是我的未婚夫,而且,不出意外,明年春天,这里就会有一场婚礼。

      他母亲查了黄历,拿我俩的生辰八字测算过,说是农历三月初八是个好日子。跟我母亲稍做商量,三月初八就成了我的大喜日子。我有时会愤懑地想,那场婚礼的唯一好处也许就是给姐姐冲喜。母亲给我置办喜事,是十分殷切的,我不过24岁的年纪,本不必如此匆忙。

      姐姐的病情稳定,我每日教书,跟一堆调皮捣蛋的孩子打交道。城市中长大的孩子跟乡间自由自在生长的孩子确是不能比的。前者浮躁易怒,后者敦厚善良。在城市中做老师,会心力交瘁,躁动不安。

      这天,路铭的母亲打电话约我和母亲,母亲便猜到她终于确定了儿子的婚姻,要给我买婚戒。路铭去年的工资和之前攒的钱全部花在房子和车子上,婚戒自然落在了他母亲的肩上,好在他们家境殷实,完全支付得起。路铭,他母亲,我和我母亲,四个人约在老凤祥店里,两位母亲讨论着戒指的款式,而我和路铭的眼睛却牢牢盯在戒指的价格上。

      母亲看中了一款不带钻石的平戒,铂金圈上刻着极其简单的花纹。母亲是个好女人,总为别人着想,“来,戴上试试……瞧,你戴上多好看。”

      “是呀,真好看。”我说。

      “来,试试这个。”路铭抓住我的手腕,取下平戒,往我细小的中指上套上个镶着黄豆大小的钻石的环,笑盈盈地对我说:“喜欢吧。”又对我母亲说,“结婚戒指还是隆重点好,如果妈妈喜欢,两个都买,一个是订婚的,一个是结婚的。”他的话让母亲合不拢嘴,等回到家里,还在夸赞那位女婿。

      “你姐没有机会戴上戒指,你一定要有个美满的婚姻。”她说着,泪又掉了。我看了看手指上的平戒,他最终两个都买了,现在手上戴的,是订婚戒指。我摊开手掌,对着灯光照了照,心里想,果然还是母亲的眼光好。

      翌日,上完课,赶到姐姐病房。母亲告诉她我订婚的事情,并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把戒指戴去给姐姐看。去之前先跟宋青阳通了电话,请他一定让她清醒着,他答应了。

      我抱着一大把白色马蹄莲出现的时候,姐姐果然睁着眼睛,看起来精神很好。看见我来了,冲我无邪地笑着。

      “姐。”我叫她,在她跟前坐下。

      “明光,你来啦。”我把花递交给宋青阳后,她一把攥住了我的双手。

      她的手颤颤巍巍,不由自主地抖动着。

      “瞧,这是你的结婚戒指吧?”她的手捋到我的手指中央时被一个冰凉的环吸引住了,我点头,她把我的手拿近,放在眼皮子底下,细细端详着,一边看,一边不住摩挲着它,嘴里碎碎地念,“多好看哇……多好看。”

      “是妈的眼光,她挑的。”我慌忙说。

      “真好看。”她又说。宋青阳把花装进花瓶后,早已默默退出病房。

      “姐,”我取下戒指放到她手心里,说,“要戴个试试吗?”

      她接过戒指,小心翼翼地往右手无名指上戴,戴到手指根,摊开手掌对着一束阳光,又叹道,“真好看。”

      “这是妈的眼光;等你病好了,妈跟我一块儿帮你挑,还有宋青阳……或许,他的眼光你更喜欢。”我沉吟道。

      “好吧,好吧。”她取下戒指帮我戴上,笑容在脸上,神态安详。她提起我的未婚夫路铭,她跟他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他刚搬来时姐姐并不在凯里,等姐姐生病回家,他又到外地读书了。所以,尽管我们两家很熟稔,姐姐跟他算是从没正式见过面的。

      “你给我讲讲他吧,你们怎么认识的?”姐姐问。

      在她面前,我是不愿多讲话的,若是她光听不说,过不了多久,她便要睡着了。然而,我见她的神情有些疲倦,才依依不舍地说,“姐,你要好好听,别睡觉,我的故事长着呢,你等我慢慢给你讲……”

      然而,故事刚刚开头,她的眼皮已然合上了。她的头微微地偏向床里,手规规矩矩地搭在胸前。如果在她将近光秃的头顶画上一把茂密乌黑的秀发,她真如仙女一般。

      “姐,我先走了,你好好睡。”我在她耳侧轻声道,又在她额头上盖上唇印,淡粉色的印子。

      在医院的走廊里看见了宋青阳,他靠着墙根站着,等我走近,忽然抬头,“嗨。”

      “嗨。”

      “你还好吗?”

      “好。”

      “明星很好,我也好。”他仿佛是在自语。

      我跟他道了别,走到楼梯口时,回头看了一眼,他没有动弹,低着头贴着墙站着。

      路铭这两日公派出差,到广州去。第三日,我刚上完课,被坐在对面办公的老师叫住说,“郑老师,刚才你丈夫打电话找你。”先愣了神,半晌才恍然大悟,原来她说的是陈路铭。我剩下的半天还有课,所以立即给他回电话,过了好久他才接,说,“你在上课吧?”

      “刚下课,同事说你打电话了。”

      “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回来了……还有,今天晚上有空吧,单位聚餐,带家属。”

      他几乎是强取豪夺的口气,夺取我的人和晚上的时间。我还能说什么,当然是,“好,告诉我时间地点。”

      “我去接你,哦,穿正式点儿。”他挂了电话。

      现在正是深秋,我下了班往公交车站走去,路两旁齐刷刷地站了两排法国梧桐,深红色的叶子摇曳枝头。天是昏黄色的,丝丝冷风穿过毛衣滑过肌肤。我先回家换了连衣裙,外头裹了风衣等他来接。他开着那辆二手北京现代载我去市中心的餐厅,我对着一拨又一拨不相识的人微笑,跟他们打招呼,客套地开着玩笑。

      “你可真是幸福,”他一个同事的太太坐在我身侧,瞧着我的订婚戒指两眼放光地说,“陈路铭要才有才,要貌有貌,又会赚钱,又懂得疼老婆,瞧瞧这戒指……啧啧……”

      “那可不。”路铭冒出头,接过她的话,也不知方才他在做什么,注意力倒像是时刻停驻在我身上一样。

      “戒指买了两个,你见的是订婚戒指,没有钻石,两万多;她还有个结婚戒指,镶了一颗小钻石,将近十万块钱呢。”路铭的脸上露出喜滋滋的表情,耀虎扬威般。他同事的太太感慨万千,直把他赞到了天上,“要我说呀,找丈夫就得找陈路铭这样的,”末地,又感叹一句,“多好!”

      “是。”我笑着答。

      不久后便是中秋节,农历八月十四的时候,学校组织聚餐,也要求带家属去。我是该邀请路铭,而且,只要我邀请,他百分百会答应。农历八月十三晚上,我转变了主意,第二日晚上单独出席了聚餐,尽管兴趣索然,仍旧与同事相欢到十一点。对此,路铭是颇有微词的。

      年隆重地走过。这是我最后一次过女儿年,明年三月过后,年都将在丈夫家过,只有到了年初三才能返回娘家,母亲将这一年的年头打扮地花枝招展,想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她将一大半精力放在了我身上,我的确欢欣鼓舞——自从姐姐病后,我那半壁河山,也被她占尽了。

      元宵节那天,母亲给父亲和我各盛了一碗汤圆,傍晚的时候已经探望过姐姐,汤圆也吃过一顿。我们在看元宵晚会,电视里主持人激动地颁布各种奖项,我一口气把汤喝完,忽然叫母亲,“妈。”

      “哎。”

      “你是不是特别想我嫁出去?”

      母亲默而不语。

      她把脸埋在大碗里,喝了好久才拔出脸,神情严肃地看着我,说:“我跟你爸只想你过得好;到了结婚的年龄,就该结婚了。”

      她不问我是不是跟路铭出了问题,也从未问过我这个婚姻是否幸福,只是觉得这是件“应该”的事情,到了时间,就做吧,不能带情绪。我会懊悔地想,如果换做姐姐,母亲还会是这般说辞吗。不。她当然不会。她对姐姐歉疚,想尽可能地弥补。而对我,毫无亏欠,反而是我应当心怀感激。

      我跟路铭的事算是彻彻底底定下来了。

      阳历三月的时候,我的家乡,那延绵不绝的山一夜春雨后全绿了,仿佛那雨水是绿漆,淋在山石做的画布上,渗进去,再渗进去。

      很快,清明来了,又走了。

      这天,我像往常一样下了早自习,走进办公室吃茶,有老师告诉我,路铭又往办公室打电话了。是的,他常常这么干,我的手机老老实实躺在上衣口袋里,办公室的电话却响个不停。“你丈夫真贴心,对你关怀备至呀。”这是他绞尽脑汁后应得的。

      我给他回了电话,告诉他,“我今天课多,中午不能见你了。”

      “那就晚上见,到我家来一趟吧,我大姨和表弟来了,想见见你。”

      “那好吧。”

      “晚上七点,我去你家接你,穿正式点儿。”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只要是跟他去见个人,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关系远近,只听他一句话,“穿正式点儿”。后来我渐渐摸清他的心理,我就是一个花瓶,年代不够,色泽也不够,但能凑合过去的仿清瓷瓶。用以陪衬他的骄傲。衣服是插在瓷瓶里的花,用来帮衬着底座的平凡黯淡。然而,这瓷瓶我当定了,我即将嫁给他,并且要嫁给他,必须嫁给他。

      我换上大朵花的晚装裙,外罩长及脚踝的毛线衫,等着他来接我。六点半的时候,我听见楼下扑扑地熄火声,接着手机跳动起来,我挂了电话缓慢下楼。

      我对他母亲家相当熟悉,七年前便来过,是这里的常客。不过婚后我跟他搬出去住,另辟居室。我到的时候客人还没来,他母亲在装饰餐桌,我已经不算是客人,结婚就只差领证和婚礼这两个形式,而对凯里人来说,结婚就只差婚礼这一个形式了。

      “需要我帮忙吗,妈?”我已经这般喊他母亲了。

      “你坐着吧,别弄脏了你那花裙子。”

      “不怕,脏了再洗。”

      “你还是坐着吧。”他母亲坚持说。

      等客人在楼下了,开始上菜,满满地摆了一桌,路铭说,他母亲尽管有六个姊妹,但跟这位大姨感情最好,言外之意是,除了他母亲外,我还得讨好这位“婆婆”。

      客人来了,先进门的是一位四十岁出头的妇女,最起码看起来是这个年龄,他母亲拥抱了她,叫着,“你可来了。”路铭在身后小声提醒我,“这位是我大姨,你也喊大姨。”

      “大姨好。”我喊的时候她恰好注视着我,询问的眼神。

      “她就是路铭未过门的妻子,农历三月就结婚了。”他母亲解释说。

      “噢,多标致的女孩。”她跟我抱了抱,又用力看了我两眼,才换了拖鞋入席,碎碎地说,“这姑娘看起来眼熟。”

      等了一会儿,门外才又出现声响。路铭抓了抓我的后背,说:“后面是我的表弟,名字跟这地名一样,也叫凯里。”

      “我喊他什么?”

      “什么也不用喊,你们是同龄人。”

      我矜持地站在门口,身体前倾,恭恭敬敬,像个卑微的小媳妇。随后,我听见两声猫叫,一弯腰,一只身子长长的肥猫顺势跃进我怀里,喵呜喵呜地又叫了两声。

      我低头一看,是凯丽。惊呆了,再抬头去看门框里的人,更是惊得动弹不得。

      他是凯里。

      大概路铭的母亲说了些什么话,路铭也说了些话,甚至我自己,也机械了说了几句客套词,然而,耳朵里嗡嗡嗡地蜜蜂在唱歌,说的什么根本听不清。但我记得凯里的表情,他谦逊温和地笑着,自然而然地冲我打招呼,脱了外衣,摘了帽子和围巾,越过抱着猫的我,跟路铭勾肩搭背地坐到了餐桌旁。

      “明光,你干什么呢,过来吃饭。”

      路铭把我架过去,放到他旁边的椅子上。

      开席。

      一个半小时后,撤了餐具聊天,我跟路铭的母亲进厨房准备茶、咖啡和水果。她责备我表现木讷,“怎么见个生人跟丢了魂儿似的,一个家的女主人要在客人面前有适当的表现,才不至于给丈夫丢脸……你……必须……”她又说了许多,我什么也没听见。此刻,我的耳朵从未有过地灵敏,她们竖起来,仔细分辨着从餐厅传来的细碎的声响。

      猫叫声。他父亲跟他大姨的闲扯声。路铭的咳嗽声,凯里的说话声。电视里播放的新闻。插播的广告。

      我还是从杂乱的声音中听到了我想听的。

      “你看我的未婚妻怎么样?”

      隔了一会儿,我听见凯里说,“挺好的。”

      我以为凯里会间接地从路铭处要到我的号码,然后主动联系我。他却没有,事实证明,他跟四年前一模一样,羞涩腼腆,举止沉稳,步步为营。

      第二次见面也是在路铭家里,他跟我介绍客人说,“我的表弟李凯里,上次一起吃过饭,还有印象吗?”

      我笑吟吟地看着凯里,礼貌地点了点头。

      “明光是吧?”凯里的眼神深邃。

      路铭一拳抡在凯里上臂,笑道:“搞什么,要叫嫂子的。”

      我们三个在家里玩牌,玩了一个通宵,早上去路铭家楼下的小摊吃早点,要好了粥,路铭他母亲忽然从楼上喊他,他答应着上楼去,剩下我跟凯里面面相觑。

      粥端了上来,是红薯稀饭。

      我把脸凑上去,吮吸了一口,一阵暖意顺着食道滑下,啊啊地叫着。凯里端起碗,喝了一口,只见粥已经见底了,他又喝了一口,冲跑堂伸手喊道,“再来一碗,红薯稀饭。”

      我噗嗤一声笑了。

      “没想到你快要结婚了。”他放下碗说。

      “再过两三个月吧,日子已经定下了。”

      “我知道我表哥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不适合你。”他又说。

      “你总是顾盼自雄,好为人师,当初……”

      “当初什么?”他挑眉,眼睛亮了起来。

      我埋头喝了会儿粥,大概梳理好了情绪,抬眼淡漠地望着他,一字一顿,“当初你一走了之,也许就该料到这个结局。”

      我看着他眼睛里的光渐渐黯下去,隔了一会儿,听到他说,“明光,反正我们还年轻,还有试错的机会,对吗?”

      我的鼻子陡然一酸,试错的机会,也许他还有,我这一生,恐怕早已写就,按部就班,毫无波澜,我转移话题,问他:“海外游子这算是学成归来了吗?你那宏伟的梦想呢,实现了吗?”话语间是挑逗和呼之即来的冷嘲热讽。

      “啊,快成了。”

      “算起来有八年了吧。”

      他掰着手指认真算,“十四岁开始准备,十六岁时你到我家,距现在有七年了……啊,不对,是十年。”

      “十年……是该成了……”

      “还记得第一次你问我干嘛辛辛苦苦做工,我不回答你,你还说我装神弄鬼呢。”

      我赧然,笑了笑,低头喝粥。

      “你还记得我的话吧?”他问。

      我想了想,“我是第一个乘客,对吧?”

      笑容哗啦地倾泻到他脸上,接着是红晕,像开满的指甲花。

      路铭恰到好处地回来了,却隐隐约约有些不悦,当着凯里的面我没有问他,三个人默默吃完早点,再上楼去时,凯里也察觉到了这股不悦,他前脚刚走,路铭的家就爆发了。

      原因是他母亲在垃圾桶里捡到了他买给我的订婚戒指——凄楚地躺在两根白面条上,幸好他母亲发现及时救下。我这才发现捆住手指的那个环不见了。

      “怎么回事?”路铭问我。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昨晚玩牌时掉了。”我承认错误,却并不觉得自己十恶不赦。

      “掉了?”路铭大叫一声,“那可是两万块钱哪!又不是什么破烂玩意儿,是订婚戒指,铂金做的!”

      他母亲轻吭一声,接着儿子的话说,“也不全是钱的问题……那戒指好歹算是路铭的一颗真心,你怎么能不小心丢了?!”

      “对不起,”我诚恳地道歉,“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路铭,你可不可以原谅我。”我的声音低低的,低到了尘埃里。即便如此,路铭在开车送我回家的路上还在怒发冲冠。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也许,路铭更生气些,一怒之下就取消了婚约呢,我是不是恰好有了机会,可以重新书写别的结局。

      而那个结局里,要有李凯里吗?

      会有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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