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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放者 ...

  •   第一章

      流放者

      从贵阳新站到织金县城的车上,我一言不发。同行的是四位要好朋友,除了我之外的人皆在谈笑风生,借机打发窗外一座又一座翠绿的山峰。贵州就是这般让人无奈又充满遐想:山那边还是山,再那边,也还是山,然而,这座山跟那座山间细微处皆有不同,好比古代帝王选亲,画像上都是美丽女子,同是美丽的,又各有各的风韵所在。

      我望向窗外,烟雾萦绕的山顶,雾气弥漫的山腰,繁茂翠绿的山麓,田畴梯布。再往前方望去,蜿蜒的山路,银黄色匝地。颠颠簸簸,骤急的转弯、加速和刹车。胃中一阵抽搐,慌忙闭了眼睛,眉毛里密密麻麻排列着细碎的汗珠。

      “你怎么了,明光?”身旁的人问。

      摇摇手,眼睛还是闭上的。

      “你晕车啦?”

      点点头,仍旧不说话。

      在织金县城小住一天,第二日中午启程,启程之前,收拾行李,捡出落在枕头下的头绳,拎着行李正要走人的时候,隔着紧闭的窗子闻到一阵呛鼻的油渣子味,接下来才是扑了辣椒面的炸土豆味。朋友秀芹被吸引了去,放下行李要去吃,“不急嘛,吃了再走也不迟,票不是还没买?”她在问我。

      “没有,要到车站才买。”

      “走,走,下去吃。”

      于是,放下行李,五个人围上一辆贩卖食物的三轮架子车,一人吃了一纸碗的炸土豆条才肯离去。我加了许多辣椒面,贵州人,怕不辣的。其余的朋友皆是跟随组织到贵州的异乡人,只是象征性地扑了薄薄一层红红的辣椒,边吃边吸溜嘴巴叫嚷着。

      我率先吃完,问旁边同吃的食客,“城里可是有邮局的?”

      手一指斜坡上,“沿着这条大路走,十分钟再右拐,看见个绿皮店,那就是邮局了。”

      道了谢,刚好朋友们吃完,回旅馆拿了行李,再去汽车站买去官寨乡的车票。

      我们一行五人,是要去官寨乡,一个苗族村里的小学做老师的。这时是2004年夏季。下午三点出发,本该一个小时到达的,却因为下暴雨,包租的依维克停在半路。司机是不怕暴雨的,贵州多雨,他们在雨天开山路是驾轻就熟。然而,乘客胆怯,他们又是发号施令的人。

      接近傍晚才抵达学校,校长亲自来接,迎到办公室去喝啤酒。酒,是贵州人招待贵客必备的东西,即使是贫穷的乡下,只要你是客人,酒再贵,也是要买来宴请的。喝到月明星稀时,校长见客人面露疲倦,才不慌不忙地拖拉着行李带我们去宿舍。

      五个人被安排在两户民居里,一户是村长家,一户是李大富家。我跟秀芹两位女子住在李大富家,两人分享一个扁扁的屋子,同睡一张竹床。主人先是客套地请用茶,又去屋外的梨树上摘了三四个水灵灵的大梨塞到我和秀芹怀里,便放我们去睡觉了。

      晚上起身上厕所,在厕所门前,不经意间抬头,满天星辰,浩浩荡荡,吓上一跳,接着便要尖叫了,我是有多久没抬头望过贵州的天空。如此低挂的星辰,真令人惊喜。我想,我应该常常抬头望望这洁净婴儿般的天空,感受它的气息,并慢慢被它熏陶,同化。

      早晨是被冻醒的。穿着宽大的上衣,伸着懒腰开门,抬头望见一面水帘——原来是一场夜雨,或是晨雨,好雨知时节,当夏即发生。天气骤冷,穿了两三层衣服,依旧觉得寒冷。学校四周巍峨的山竟然在偷偷隐去,待我发现时已是毫无影踪,剩下一片烟白的天空,湮没在厚厚的晨雾中,是极其奇妙的现象。雨后,树木更加葱茏,青翠,斜对着门口的那棵梨树散发着尤其奇特的香味,引人入胜。到了中午,天断断续续有些朗晴,浓雾制成的纱一样的围巾大约是被山风吹散了去,心不甘情不愿地露出丝丝山的黛眉。蜻蜓在飞舞,成千盈百,贵州的蚊虫许多,蜻蜓的用处极大,傍晚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倒是便宜了我们这些惧怕蚊虫的人类。下午,无雨时,遥看远山,似蓬莱仙境,那是一种从来不能想象的场景,并且,我的拙笔不能详尽描述——绿色,黑色,水,以不同的分量互相掺和,一层层,错落有致地点缀在山的表层,眼睛一旦注视上,需要十分大的力量才可以挪动。

      我总要说,贵州,唯有神仙才适宜生存。

      鸟儿们叫声清脆悦耳,此起彼伏,然而在大山的清晨中又显得嘈杂。我穿好衣服坐起来,秀芹还在身旁打着微鼾。我们睡在一张窄窄小小一晃动就咯吱作响的竹木床上,床上铺了一层薄薄的毯子,放平身子脊柱会艮地疼,侧睡一夜,早起胳膊上会有深陷的红印子,两三天都消不去。枕头是叠整齐的衣服充当的,卷成圆筒,又硬又不平整。但秀芹照样睡得香甜,我亦是如此。

      洗脸水要去庭院里的水窖中打,这家主人用这水洗漱,淘米,做饭,洗衣,渴了,就直接拿半块葫芦做的瓢伸进水窖里舀水喝。

      这户人家共有四口人,李大富,老母亲,妻子苗姐和儿子李勋。秀芹起床后,匆匆洗完脸,便被苗姐喊去吃早饭。早饭后的空当里,苗姐拉着儿子李勋拜见两位新老师。她是个大大咧咧又和蔼的妇人,儿子李勋却跟她相反,显得唯唯诺诺又冷僻,他哼哼唧唧地冲着我跟秀芹分别喊了句“老师”,就不见他有别的话了。

      秀芹赶忙接住,笑着说,“听见一句‘老师’,荡气回肠的。”又问他,“你是上几年级。”

      他不语,最后是他妈妈代他答的,“开学上五年级。”

      “那正好,”秀芹转向我说道,“明光是五年级的班主任。”

      苗姐脸冒红光,真诚地说,“班主任住到家里,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不愁小勋成绩上不去。”接着又说儿子是如何地爱玩,淘气,整天不吭声,却是闷着头干坏事,不学无术等等母亲们常常抱怨的话,又说,“这孩子笨是不笨,就是满脑子下海做生意,跟他爸一样,倔驴似的,八条鞭子也抽不回来,老师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救救他!”

      “一定,一定。”秀芹代我答了。

      以后的某一天,苗姐闲聊时问我从何处来,她似觉得我的贵州口音有些生疏。

      “从凯里呀。”我答道,“土生的凯里人。”

      “听你口音以为是从中部来的呢。”苗姐笑说。

      “书是在中部读的。”

      “噢,”她恍然道,又说,“十几年前,也有个从凯里来的老师,他教了两年数学,忽然有一天找不着了,大家都说是掉进山洞里啦。”她面露惊悚,战战兢兢地说,“我们这山上的确有山洞,你是外地人,上下山都要有人跟着呀。”

      “我记住了。”我笑笑摆摆手,不以为意。

      小学除去我们五位新来的,总共三位老师,分管文、理和劳动。其中一位教数学的,过去在城里当瓦匠,前年身体不行了才回乡,会个算术,便是数学老师了。管文的王老师,祖上都是读书人,到父辈成了地道的农民,小时候跟爷爷学了吟诗作赋,又自己看了几套大部头的书,便被村民举荐为教书匠。只有抓劳动的老师,是位专业的。

      小学的情况让人心寒。中午时开了漫长的讨论会,讨论下来,我教了四五年级的语文和地理,秀芹教四五年级的数学和美术,她还是四年级的班主任。

      第一堂课排了座位,选了班干部,介绍了老师。教学生涯像模像样拉开帷幕。每天备课到凌晨,清早五点起床去山上割草,填满喂猪的大箩筐,这是为感谢人家提供免费食宿。傍晚要家访,一家挨一家,我的班上一共二十几个孩子。用了一个月才家家走遍,有的孩子住得近,比如李勋家,第一个访问;有的孩子住得远,要翻三座大山才能到达,只好打听好路途,抽个清闲的周末,大早上便开始爬山,如此才能赶在天黑前回至家中。

      走在蜿蜒的小山路上,踏着湿漉漉的地面,时不时要踩过长着青苔的岩石,望见一川瀑布,仰望数座峻峭山峰,心生敬畏。穿着塑料鞋,鞋底平坦,打滑,有贴心的学生(请的顺路的学生做向导)搭把手,扶住,心里顿生温暖。

      一路的风景尤其美丽,两只眼睛应接不暇。我所在的学校地处织金洞风景区,于是这秀丽风景是不奇怪的,我不想描述太多的美景,此山也不过是山罢了,并无太多奇特,与别处迥异的是,这些山峰的气质,别处的山,如泰山,像刀锋一般;华山,险要,不亲切;嵩山,混沌,过分早到破坏……而此处的山,我尚不知名字,只觉得一股仙气从山顶泻下,奔流至底。不由得想起中国历史上那个缥缈的时代,魏晋。少有的被老庄思想统治的时期,诗人如云,个个仙风道骨,羡煞今人。贵州的山便如那时候的诗人一般,如陶潜,如阮籍,如嵇康,如陆机……他们博闻强识,文采斐然,仙风道骨,冰清玉洁。所以,比着旁的山,我更爱这一方山水,秀丽而有灵气。

      走了许久的路,脚磨破皮,四肢无力,终日在城市生活的怪物,在这曼妙的大自然中自然会成为小丑一枚,山的巍峨,水的灵动,愈发使人自卑。面对多样、浩大的自然,人自然是最卑微的。

      等返程时,注意的却大多是天上的云。低垂着,大朵,大朵,纯白色,酥软,嶙峋山石的外形,朦朦胧胧的边缘,瑰丽的颜色——不仅仅是洁净的白,幽谷的浅灰,暗影,灰黄色的与天相接的柔和的边。颜色纷杂而逼真。

      初来乍到,一切皆新鲜。同事们皆干劲十足,尽管缺乏睡眠,缺乏足够营养的食物,缺乏所谓的高级文明享受,忙得上气不接下气,然而,在他们脸上,我能看到的只是欣慰,只是满足,只是乐为人师,诲人不倦。

      尽管忙碌异常,但我不会忘记写信。这是我的习惯,每到一个新地方,安定下来后,第一件事便是写信。我不常写信给母亲,更不会给父亲,我写的对象总是一个人,数年来不变。

      给我的姐姐。

      姐:

      我到了织金,进了小学,当了老师。这是个密不透风的地方,爬上村里最高的山峰向外眺望,除了山,什么也瞧不见。班上有二十二个孩子,个个清澈洁净,如果你在,一定会像我一样喜欢他们。他们是上帝送给大山的礼物,带来喧闹,带来欢笑。

      我每日都有课,多的时候是连上五节,也有一天三节的时候,不过,往往那个时间也被要批改的作业填满。我习惯于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他们的文章,一段话一段话地下评论。

      我也干活,帮人背柴,割草,浇田,洗菜,炒菜,刷碗。这双手如今布了一层细细的极好看的纹,让人骄傲。

      生活很充实,但有时会孤独。我会想许多事情,想起过去,陷入沉思。在很久之前,我便如没有灵魂一般,过得大无畏,随波逐流。我厌恶这样的自己,很憎恨,只好将一腔热血拿去做奉献,全然给予当地的学生,愿他们能有所承继,除了这些,不敢有别的奢望。

      信被压在衣服做成的枕头下,等着哪位老乡进城投递出去。

      本以为这个等待漫长又遥遥无期,熟知,隔了一个礼拜,信竟寄出去了。那是一节课后,我找李勋谈话,借住他家的缘故,对他自然是关怀备至,上心又上心。他在我的语文课上先是瞎起哄,被我教训后改为睡觉,再加上几天前秀芹告他状说,“数学课他从来没有老实过,安静倒是挺安静,但是只要他在,周围的人都不清静。”

      我把他叫到走廊里,我们俩都把手搭在锈铁栏杆上,他今年十三岁,个头高高的,快撵上我的,我要踮起脚才能感受到老师的威严。

      “你是不喜欢语文吧?”

      “我也不喜欢数学。”他干脆利落地说,倒吓到了我。

      半晌,我说,“我能充分理解你的心情……你巴不得快快长大,做个商人,赚大钱,好自由自在;在这个年纪能有这般的抱负不同凡响,但是,你要知道:语文,是教你做人和与人相处的道理,这是成为商人必备的素质;数学,是教你逻辑思维,生意经并非轻易揣摩到的,你的父亲,他知晓的。你如今所学,或许并没有过于大的用途,但这些都是基石,在日常生活中必会发挥用途。”他的父亲李大富,人如其名,是村里数一数二靠经商发家的富人。

      “我不是个生意人,并不懂许多做生意的法门,但是,如果你愿意,可以常常跟我谈谈。”

      奇怪的是,从此,这个孩子,尽管照旧不喜欢语文和数学,却在我面前健谈了许多。

      到了周末,我见天气响晴,盘算着要去三座山外的孩子家家访。清晨四点起床,割完草,喂完猪之后,煮了点菜汤,揣了两个馒头正要上路,听见隔壁窸窸窣窣的声响,又过了一会儿,在庭院里水窖边看见正在洗脸的李勋。

      “老师早。”他恭敬地喊。

      “怎么起这么早?”

      “要到城里去。”他边洗脸边含糊不清地说。

      “你要到城里?”我精神一震。

      “是。”

      我迅速回身,到房中一堆衣服里翻出折好的信封,藏在身后,才又出去,对他说:“你去城里干什么?”

      他看了看我,不说话,我慌忙道,“我想让你帮我寄封信……啊……你有多余的时间就寄,没有就算了……”

      我什么也没听见,料想算是被他断然拒绝了。正垂头丧气,他一把夺过信封,揣进怀里,小声说:“我试试吧。”

      到了晚上,翻山越岭回来,他已经等在堂屋里了。锻炼了将近一个月,一天爬五六座大山已经不能使我疲倦。我拿瓢在水窖里舀了两大瓢水,蹲在水窖边咕咕咚咚地喝净,才回到堂屋找个椅子坐下,等他说话。

      “信寄出去了。”他果然说了。

      “谢谢。”说完我便起身回屋,又叮嘱他一句,“明天上课默写诗句,我会点名让你上去。”

      一个月后,朋友略显疲倦。他们都是大都市来的人,初到闭塞的山沟定觉新鲜无比,然而,待得久了,一个月,两个月,便会耐不住寂寞,想要逃离。而这种情绪,只会越积越深。尽管五个人都被寂寞、闭塞挠地痒痒的,却没人率先提出放弃。

      另外的原因是,在此地,很少有洗澡的机会,这是个缺水之地,容不得你拿送进嘴巴的水浇灌在身体上。在炎热多汗的夏季,一个星期才能洗一次头发,最初的日子里,常常,我跟秀芹睡在一起时,两人皆被对方和自己身上的汗臊味呛得难以入眠,头发油粘油粘地趴在衣服卷成的枕头上,早起时衣服上留有浅黄色的汗渍。即使是我,生活在缺水城市的贵州人,也难以习惯。几位同事,除了一位叫南明的外,其余人都隐忍着满腔的愤慨,压抑着对自己、对队友身上气味的恶心、厌恶。然而,贵州人身上,那种气味却相当浅,淡淡地与大山融为一体,尽管他们也不常洗头、洗澡,小孩子衣服极其脏,与他们拥抱,凑近闻,竟也没有浓重臊味。

      这样又挨了半个月,秀芹提议去织金洞游玩,顺便放松心情。着实让困倦的我们精神一振。下一个周末,我们便身在洞穴中了。

      一种探索与发现的微妙的激动氤氲在我们中间。秀芹想到了苏轼、欧阳修,那些热爱游山玩水的古人,他们发现一个景点,喜爱了就写一篇文章,闹得声名赫赫,被当地人开拓成景区,再去的人就得掏钱了。而他们自己,作为开拓者,作为先驱,总是免费的。如此说来,我们跟他们是有些相像。

      织金洞一日游后,五人精神大好,又一门心思投在教学上。但好景不长,两个星期后,倦容又若隐若现在秀芹脸上。李勋告诉我,她上课会打哈欠。

      李勋跟我已经很熟络,我顺势提拔他为副班长,本意是配合班长工作。后来事态的发展是,他篡权夺位,架空了班长,五年级班上的事,大大小小他都要管,并且事无巨细,就差把班主任也给淘汰了。

      第五个月的时候,一天早上,秀芹睡了好久,我喊她吃早饭时,她迷迷糊糊说,“让我多睡会儿吧,我头疼,不舒服。”

      等我下课回来,她还在被窝里软绵绵地躺着,我跟她说话时,她有气无力地答,看起来病恹恹的。

      “生病了吧。”

      “唔。”

      我把手伸到她额头上摸了摸,不烫,“不烧呀。”

      她裹着被子,顺着墙根慢腾腾地直起身子,一双眼睛可怜巴巴地盯在我身上,好像两个无助的孤儿,“明光,我想家了。”

      “快过年了,都会想家的。”我攥了攥她的手,安慰她。

      “不是,”她咽了口唾沫,“明光,我想回家了。”

      我没再问,已然清晰明了。第三天,村上有人开大篷车去城里,秀芹匆匆忙忙搭上车走了,甚至没有收拾行李,她那一堆衣服卷成的枕头还在我枕旁。我见了,默默收起来。下一次家访的时候,送给了年龄大的女孩子。也送给苗姐两件,一件夏天的花裙子,一件白色透明布料做的外套,是时下流行的款式。还有一双秀芹常穿的洗的泛黄的白色匡威帆布鞋。

      过年的时候。织金又湿又冷,却是比别处更暖一些,这是山谷的好处。村里家家放爆竹,李大富家买了两桶烟花,大年初一放了一桶,元宵节又放了一桶。我没有回家过年,想趁着过年家家团圆的时候做个调查,许多家庭里,往往只有年尾时,家才是完整的。跟我一起留下的,还有南明。

      其余的两个人,都回家了。到了开春的时候,没回来,就再也没回来。

      第二学期,我跟南明分工明确,他教理,我教文,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原本的那三位老师,除了一位货真价实的劳动课老师,另两位自从我们到来后,越发插科打诨。教学任务更艰巨了。嗓子三个月前沙哑后,再也没好过,整日地顶着一副鸭子的嗓音穿梭在各个年级的教室里,渐渐的,开始有人给我取外号,背着我偷偷叫,“鸭鸭”。我认为这是个甜蜜的昵称。而南明,流鼻血也从未停止过。政府下达了支持大学生下乡的指令后,村长公务繁忙,南明便搬到李大富家中,跟我住隔壁。我每天早上都能看见他在水窖边,一手端着瓢,一手淋着水冲洗鼻子下的血渍。

      我从不劝他休息,他也不劝我,两个人只是默默支撑着一所学校,七八十个学生。我跟南明都知道,上学不易,学生中一多半是要翻山越岭的。最好熬过这一年,再等来夏天,我们便要离开了。

      有一天,中午上完课后,我备课备着睡着了,依稀听见有人敲门,一骨碌醒了跑去开门,门外出现李勋那张小脸。

      “怎么了?”我问。

      “老师,邮局的人说有你的信。”

      “你帮我拿回来了吗?”

      “邮局的人说有两封,一封是信,一封是包裹,需要你签字的。”话音刚落,小脸就消失不见了。

      周末,南明和我坐上一辆吉普车赶往城里。这是我们八个月后第一次进城。南明一路哼着小曲,而我,絮絮叨叨,一直在讲着琐事,这是我激动时候的表现。吉普车在离县城两公里的地方转了方向,他要去四角田。南明和我又搭了摩托三轮车,终于到了城里。他找了网吧去上网,我则奔赴邮局。我们讲好两个小时后在邮局汇合。

      一封信,一个包裹。信不出所料,是邮局退回的,原因是查无此人。等工作人员拿出包裹时,我当真吃了一惊。

      这个包裹,足足有一个大洗衣机箱子般大。且很重,邮局派出两位壮实的汉子才从后厅抬到前厅。我看了看封皮上的地址和人名,恍然大悟。是秀芹从凯里寄来的,整整一箱子,估计着有一百多本书。我又惊又喜,差点昏厥过去。我一圈一圈地在邮局门前挪着步子,不时眺望着南明所在的网吧的方向,脚底与地面摩擦冒出青烟。我的心里也欢喜地冒烟了。

      南明,南明,快点回来吧。回来跟我把箱子抬回学校去。

      终于,焦灼地在邮局前徘徊一个半小时后,南明,那个我翘首盼望的身影终于缓慢地向我踱来。他看到箱子也吃了一惊,又重重地看着我,眼神在说,“好呀你,居然有人千里迢迢寄这么多东西给你。”满是欣羡。

      “是秀芹,寄了许多书过来。”

      我去拦三轮车,又对他说,“正好,能建个图书馆!”加上三轮车夫,三人合力才将大箱运到车站。我恨不得立即扑回学校,并没有到城里人群熙攘的市集转个圈,直接打道回府了。依维克司机先是不肯装箱,加收一张车票钱后仍是心不甘情不愿,他抬了那箱子,晓得它的重量。

      我把退回的信放进行李箱中一个破旧的铁盒里。那里面放着上百封信,都是印了戳,从邮局退回的。我在邮票的位置上轻轻一吻,若无其事地把它放进盒子里,如守财奴一样痴痴地望着满盒子的信,一会儿笑了,一会儿又笑了。

      一闲下来,我跟南明就着手建图书馆。先整理好书本,共一百五十六本,文学占了一半,经济科技类占了剩下的一半,其余的是艺术,手工,脑筋急转弯,笑话等等。知识全面,定是他们三人精挑细选的。校长腾出个狭小的储藏室当做图书馆,南明四处收集木块,陆陆续续做了三张大架子,全部的书摆上去,还有富余的空隙。

      等把书箱清理得差不多了,一封薄信才从书缝儿里调出来。

      我索性席地而坐,破牛仔裤后面的两个兜磨得发白,嘴咬着一根棒棒糖,一边利索地撕开信封。

      李勋就坐在我旁边,他也咬着一根棒棒糖,木讷地看着操场上来往的学生,偶尔会瞄一眼目光专注的我,偷看一眼我手里的信。

      我看完信,平静地叠好,塞回信封去,对李勋说,“走吧。”

      他站起身,拍拍裤子上的尘土,跟在我身后。

      “你要走了吗?”回家的路上,他不带语气地说,脸上却垂着沮丧。

      “是。”

      他没再说话,等走出校门,我看见他在偷偷地抹眼泪,悄无声息的,怕人看见。

      回到家,拉开行李箱,开始往里装东西。

      南明诧异不已,离放假也只有几个月了,“不用这么着急走吧?最起码等他们考完试,正式道个别再……”

      “我必须立即动身。”我斩钉截铁地说。

      我换了身体面的衣服,剩下的,拾掇拾掇交给南明,请他找合适的女孩赠送了。我只带了一个铁盒子和一大本厚厚的日记离开。

      我必须立即赶回去。

      必须。

      从织金县城到贵阳的路上,胸闷,干呕,竟是不吐。喉咙像个吃撑的胖子,堵着气管,不让空气进去,也不让废气出来。半昏半醒中,终于到了贵阳。立即买了回凯里的车票,路上仍旧是干呕,一整天没有进食,能吐的东西都没有。到了凯里,陈路铭来接的时候,已经只能苟延残喘了。

      陈路铭是我的未婚夫。一年前订的婚。

      他的父亲跟我的母亲是小学同学。他的母亲跟我的父亲又是高中同学。然而,我们并非青梅竹马,他们家在我十六岁那年搬回到了凯里,那一年,他十七岁,在读高中二年级。

      他像所有的哥哥一样,对我关怀备至,而我却对他刮目相看。

      他有一双长长的丹凤眼,浓眉,小鼠精灵耳,浓密乌黑的头发。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才能,也可以说是才华。他是天生的算术家,口算更是惊人。如果你问他,七十一乘以八是多少,他会迅速答:568;你再问,七十一乘以十八等于几,他仍旧迅速答:1278;再问,七十一乘以二百一十八是几,他照旧面不改色,迅速答:15478。

      他是个天才。他自己也清楚明了。

      等我从外地大学学成归来,双方父母主持着,我们迅速订了婚。闪电的速度下,戒指没买,只是两家人像平常一样吃了一顿便饭。母亲便宣告,从今以后,我不再只属于她跟父亲了。

      结婚对我来说,是件陌生的事情。我没有爱的人,跟谁结婚都一样。

      更何况,我们只是订婚了。

      更何况,他还没有把戒指套在我的中指上。

      订婚后两个月,他在凯里一家外企找到了工作,薪资不菲。他的父母为他感到骄傲,我的父母亦为我感到高兴,庆幸他们目光透亮选了位可靠的女婿。相比之下的我,先在医院里做营养师,后来因为一个契机,竟参加了下乡志愿的组织,一个月后,告别父母和“爱人”,竟然只身支边去了。

      而且,一毛钱薪水也没有。

      又长达一年。

      我的父母被我吓坏了。他的父母也吓坏了。他也惊呆了。

      然而,如同我从小养成的习惯,我自由自在,没人能掌控得住我。最终,我踏上了去织金的路途,义无反顾地去了。

      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接到秀芹的信之后,马不停蹄地回来了。秀芹在信里写道,你母亲千万次拜托我,我才敢给你写信。你母亲说,你姐姐病危,要你马上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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