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棠夏的十年》秋风小色

2、痛的记忆

　　我喜欢他吗？多么尴尬又可笑的问题。之前二十多年的光阴里，我看多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浅薄与惨淡。
　　我出生在一个父母双全的家庭中，却过得生不如死。
　　他们二位多年来又吵又打也没有离婚，打的最厉害的时候，母亲被父亲按在棕色的沙发上，嘴里仍大声地咒骂着，并试图伸出手来与之撕扯。被激怒的父亲则操起家里那个带靠背的木头凳子，给予迎头痛击。
　　我产生母亲快要被打死了的念头，赤着脚便往门外跑，想到邻居家求助，想到前几日才请过楼上的阿姨，转身便去了隔壁。
　　却不想隔壁的女人和我母亲面和心疏，虽然是说着自己饭都没吃来劝架，这事却很快在左邻右舍间传遍。
　　有和母亲差不多同龄却并不熟识的女人抱着孩子斜倚在她家楼道口，穿着塑料凉拖的左右脚交叉着，臃肿的脸上堆起志在必得的笑容。
　　她问我：“李棠夏，你给我们说说，你爸是怎么打你妈的？”
　　那时我年龄尚小，并不知道会有这样无端的恶意，靠听闻别人的苦楚来得到卑鄙的快意。很久很久以后的后来我才发现，这其实是一件最寻常的事。
　　“拿凳子打的。”
　　“什么凳子？”
　　“这么大的，木头凳子。”
　　“打你妈哪里？”
　　“往头上打。”
　　“你给我们学学。”
　　我即使年幼，也觉得实在不对劲，便没有再答话。
　　靠着父亲起早贪黑在工地上做活挣些钱，保证了我与母亲的衣食无忧。也正是因为始终只有他一人在出力，也让他的内心对母亲怨气满满。
　　出了家门，他在工地上是大家交口称赞的老好人，谁家有事让他替个一时半会，没钱拿的跑腿活指使谁去干，那帮人都挤眉弄眼跟他开口。
　　于是大家都乐意同他打交道，“有交情”的人一多，他口中的“路”也跟说真的似的宽了，才有了如今我与魏先生的相处。
　　按说吃喝都保全了，还有什么可痛苦？可实际上还有很多。
　　母亲终日都是不工作的，而且对打麻将有着近乎狂热的爱好。
　　上午要睡觉，睡醒了走几步路就是小商小贩自发聚集起的集市，采购完回家洗洗菜丢进锅里，加几把面条便是午饭。
　　她对于蔬菜的推崇接近偏执，一碗清汤寡水软不拉几的面里，半碗多都是蔬菜。这还算幸运，碰上家里吃不完的凉拌菜、炒菜，我就要倒霉了。
　　她会逼着我把那些剩下的全部吃完。我试过提出抗议，她就随手拿了筷子要打我的头。当然这明显并不具有什么威慑力。
　　我梗着脖子展示我的坚决。她四处看了看，选了最重的实心瓷质笔筒举在手里，不是我被我以为的虚张声势所吓到，而是我知道，我要是继续坚持，那笔筒会实实在在把我敲得头破血流。
　　不是没有先例的。之前外婆过生日，而我赖床不起，这确实是我的不该。
　　我眼睛都完全没睁开，迷迷糊糊地说：“我太困了。下午再去吧，晚上行不行？”
　　“起来！”
　　“不起。”
　　“给我起来！”
　　我不再理她，一心坠入我舒舒服服的梦乡。
　　于是得不到回应的她疯了一样拽住我的长头发，硬生生的把我从床上拖下来，我身上只穿着一个内裤，像个被抽了一鞭的陀螺一样滚落在地上，头皮的撕裂般的和狠狠摔在地上的疼痛却抵不过赤裸的羞耻。
　　我就这样裸露在一个那么憎恨我的人面前。
　　最终，我在她的威胁下充满怨恨的把菜全部吃完。
　　直到现在我仍不认为那是为了我好，我只是哀叹我当时被吓得要死，也是从那时起我意识到我将一次又一次失去对人生的掌控。
　　中午饭吃完她便要接打电话，拿起手包匆忙的往牌场赶。
　　一打就是到天黑才结束，够赶回家再做一顿晚饭。
　　那时家里是有两个门的，一个锈迹斑斑的黄色铁门，锈迹就像一个个小小的毒疮，溃烂出密密麻麻的圆圈，展露出模糊的血肉。
　　铁门下半部分都是涂了黄漆的铁，上半部分是几根铁中间安插了密实的网纱。那网纱的纱眼上蒙了厚厚的一层灰，手一戳到，那灰就跟瀑布一样哗啦啦往下倾泻。
　　打开铁门之后又是一个红色的木门。同样也不是什么平头正脸的好门，早已失去了原本的颜色，成了半老徐娘样的要粉不粉，红颜迟暮般的要红不红。
　　不过大哥不说二哥，两个门我是一个也打不开。
　　我理解不了母亲口中的什么“巧劲”，钥匙到底怎么才算“插到头”，转到什么角度再“往东别”，第一个门该怎样，第二个门又该怎样，事实上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这样一来，年幼的我拿了钥匙也开不了门，父亲要工作到很晚，我下了学便无处可去，只能在近旁找一些用于盖房子的石板砖，趴在上面写作业。
　　不知谁家把盖房子的事搁置了那么久，石板砖搁在那越来越脏，本就坑洼的表面洒落了许多硌人的沙子，有的缝隙偷摸长出了半截乱草，还有标点符号似的蚂蚁和不知名的虫子失了头脑一样到处爬行。
　　渐渐地我长大。肤色黑黄而瘦小，面颊凹陷，头发一丝不苟的梳到脑后，露出大大的额头和扁平的五官。
　　因不讨人欢喜，眼神里时常透出阴戾，也越发的沉默寡言。
　　那个时候会近乎疯狂的迷恋某个男孩子。那个时候只是感觉喜欢，不会考虑其他。像一只懵懂的，未开化的动物。
　　例如男生会喜欢怎么样的女生。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甚至厌恶、咒骂我，这些问题从来都不会有片刻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没有任何人来教会我所有的为人处世的道理。没有人关心我。
　　小学一年级或二年级的一天，我忽然很想吃小石头糖。一种表面是浅蓝色，粉红色，棕褐色的，酸奶口味，小石头形状的糖果。
　　如果我能吃到这个的话，那我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可是我去牌场软磨硬泡了半天，都没有要来五毛钱。
　　我就在牌场去小卖部的那条路上来来回回的走着，希望能够在地上捡到钱。我本来打算走一下午的，但这样往返了几趟之后，我很快就变得很累。奇迹也并没有发生。
　　我就站在小卖部不远处看着，仅仅是一包五毛钱的糖而已，连一局牌的输赢都够不到。为什么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里，做任何事都没有办法得到它。
　　每一天都不一样，可每一天对我来说都一样。
　　没有零花钱，我只能一次次偷家里的硬币。
　　有时候偷拿一毛，一毛是银灰色的，很大，很轻。也有新版本的，也是银灰色，亮晶晶的，比较重。有时候偷拿五毛。五毛是一种金黄色的，印着梅花的硬币。
　　有一回偷了三四个一毛硬币，太怕被发现了，就藏在棉衣的袖筒里，接着和母亲一起出去买面条。
　　差了一毛钱，母亲说给卖面条的人说：“少一毛吧。没零钱了。”
　　我声音小小的说：“我有。”我以为我帮了母亲的忙。
　　母亲瞪了我一眼，只好说：“那你拿出来吧。”
　　我去拿那一毛时候，把袖筒一捋，那几个硬币便全都噼里啪啦掉了出来。恐惧像高压锅爆炸一样把我的思维炸成一片废墟。
　　在那个年幼到饭都会经常弄撒的年纪，我到现在都能记得钢镚一个一个弹跳到地上的样子。像极了我往后碎裂后又狠狠迸溅的人生。
　　而我经历的还远远不止这些。我所描述的仅仅是上万件事中我最先回忆起来的。它们共同织成了一张密密的网，网住一个孤零零的、无助的我。我在日复一日的恐惧中长大，一头扎进自己的情绪里。那样恐怖又绝望的情绪。
　　对那些男生的迷恋，是我能找到唯一的出口。
　　可他们根本不会喜欢我。
　　关于那个时候的记忆都在不被爱的底色中中模模糊糊。也有一些清晰的画面，没有情节地反复上映。
　　譬如在那些年的那几个寒假。外面太冷了，冷到出不了被窝。被窝里靠着我的体温有种微弱的暖和，如同残风中扑朔的蜡烛。
　　我独自躺在翻个身都会嘎吱作响的小铁床上，手里拿着的mp4播放着陈奕迅的《圣诞结》，屏幕幽幽的蓝色光线照在我的脸上。
　　没有与世界的任何链接。没有任何东西让我感到快乐。没有任何出口。
　　我祈求着能够得到拯救。可我连想象都没办法想象，我能得到什么样具体的、确实有可能发生的拯救。
　　这些经历实实在在的告诉我，我就是不会被喜欢的。
　　现在他对我说喜欢，不过是为了让我对他谈喜欢，不管是一种感情测试，亦或是想听到我的吹捧，都是一种索取。
　　我难道要说：“我喜欢你挺有钱。喜欢你房子多。”
　　短暂的沉默后，我回答：“在和你相处的无数个瞬间里。”
　　这句话倒也不是撒谎。
　　在这些日子的相处里，我和他努力地扮演着最为完美的自己，看电影，吃饭，散步，都是不会产生矛盾和争执的事情。
　　他拥有让我舒适的能力，我跟他相处的时候心情愉快，这未尝不是一种喜欢。
　　吃完饭，我们一起走向停车的地方。
　　夜晚橘色的灯光和微风一起吹拂着，他看向我说：“你刚刚说你不太在乎物质方面。”依然是带着嘲讽的笑意，像在看一个撒着拙劣谎言的小孩。
　　我笑了笑，说：“是的。”
　　很矛盾。
　　是，我最开始见他时的确是因为他物质上比我强了太多。
　　我这样待在河塘镇，一个镇上只有一条热闹些的街道，连外卖都没有。
　　我住着没有厕所的宿舍，毫无指望地工作，一月也仅仅拿两千出头的工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冬天时甚至连一件像样的冬衣都买不起。
　　这样匮乏地过一辈子，也挣不来一套省会房子的钱。
　　可是相较于物质，我的内心有一个更大的缺口。
　　那个在二三十年长期处于孤立无援的痛苦当中产生的巨大缺口，在每个被酒精灌满的夜里重复的将我笼盖。
　　那是可怜的，可耻的，对感情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