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之赤途]非典型接触》林何一

74、采访稿

　　采访稿（第一篇）：

　　我的名字是钟澜，24岁。

　　我是新加坡华侨，经历战火，一名叫王湘的中国人帮助到了我。他帮我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教授我最基本的野地外科技术，还送给我了几本书，我承认我一开始的开刀是违反医德的，但战场上到处都是死人，却没有医疗兵。

　　我们战败了，英国人都投降了，我与其说是战斗到了最后，不如说是我的战友恳求我留下来，他们还想保护家乡，却没有战地医生。

　　后来，我回到家中，我的父亲早逝，大哥也死在了战争中，我只剩下财产，以及几个我不想搭理的亲戚。既然在我最艰难时，是一名中国人帮到了我，我想也回祖国看看吧。

　　1942年4月底，我得知王湘死了，死在重庆。但是王湘的朋友告诉我，他留下了一份使命，问我是否愿意替他继续完成……

　　从这里开始，我更希望读者称呼我为「小鱼」。

　　「小鱼」如果没有死，则十年一任，「小鱼」征召了我，上一任「小鱼」对我有恩。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戴着「小鱼」的面具时，我无往不利，我能做到做不到的事，如果祖国不昌盛，我们海外的华人也没地位，所以我心甘情愿。

　　「小鱼」的成员为我提供了许多培训……

　　我所了解的特务科的事，大多是作为「小鱼」时接触到的，「小鱼」是李岸的朋友，所以当我给他发电报时，几条电报之后，特务科科长李岸接受了我作为新一任「小鱼」的身份，作为他记忆中王湘的替身，或许吧。

　　李岸是一名清正廉明的人，他擅长查案，也喜爱查案，如果没有战争，他或许会成为一名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探长，成为将来许多传奇故事的原型人物。

　　但「小鱼」的成员告诉我，现在他也是了……上海滩上总有李岸科长的传说。

　　毛戴是搜查大队的队长，在加入特务科之前带领手下替梅机关办事，第一次见面时，他灌了我一瓶酒，也把自己灌得东倒西歪，不仅如此，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拉着我继续。我得说，当第二天晚饭时分被特务科急报叫去时，我是松了口气的……毛戴有些迷信，但他不信特定的神或者佛，他可以在送子观音面前求财，也会跟财神爷求让科里的人别出事。

　　听说，自打43年4月李岸活着回到特务科后，毛戴愈发迷信。

　　关于特务科科长被野田敏明绑架的事，我不愿多谈，我也不认为自己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小鱼」认为，即使李岸被抓走，死在重庆份子手里，特务科也不会分崩离析。

　　我只是跟从本心，「小鱼」只是跟从本心，去刺杀野田敏明，他伤害到了我的朋友，他伤害到了「小鱼」的事业，「小鱼」无法估计对中国的可能损失。

　　「小鱼」判断，特务科在上海起到关键的作用，已经占据了自己的“生态位”。因为那群人他们虽然没有拧成一股绳，但已经营造出了一个“微环境”，「小鱼」不愿意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死去，希望李岸科长所欣赏的手下，都能尽量活下来，哪怕战后他们会遭到清算。

　　王湘擅长化学，曾以“两亲分子”举例，说只要有一定量的两亲分子愿意“以后背抵挡攻击”，就能在水性溶液中创造出油性的微环境，反之亦然。

　　我看过了冈山先生的采访稿，恕我不能透露太多，因为涉及的人员有很多还活在民国社会，甚至有一些仍然为「小鱼」服务。但我愿意以我的名誉担保，李岸和特务科确实是救助了灾民，而且，《解剖学》和《医学》两本对我影响深远的书，也是在李科长帮忙牵线搭桥下出版的。

　　从特务科成立的那一日起，李岸身上“汉奸”的名声就跑不掉了，投敌也确凿了，战后就一定说不清了。

　　但我想，如果可以称谁为好汉奸的话，李岸是一名好汉奸。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汉奸对爱国事业影响更坏，但我认为李岸是在尽力替南京政府办事，认为他做总比别人做强一些，在尽力做好他这个科长的职务。他抓到的地下党很多，但他至少会尽职尽责，不会杀良冒功。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个标准太低了，但不幸的是，「小鱼」告诉了我很多比这还低得多的做法……

　　王湘已经死了，所以也不怕现在说出这句话，王湘是《解剖学》和《医学》的译者，还参与了部分这两本书英文版的创作，他不愿署名……你们可能不会相信，认为王湘不过是一名特务科的打手，一名保镖。但「小鱼」的仓库中，我找到了一些初稿的手稿，我认出是王湘的笔迹……

　　王湘是一名，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民国的奇人。他的身份是李科长帮忙伪造的，他的姓氏是李科长给起的，他虽然档案上写的是广东籍，但我倾向于他不是。

　　王湘死了，自杀的，死的时候很年轻，因为「小鱼」的规矩，做「小鱼」期间不能有孩子，不能结婚，不能有爱人，不能有情人，不能徇私枉法，不偏袒亲属，不能屈从于暴力……这些规矩不是王湘制定的，但他却是遵守的最好的一个。

　　我愿意接受采访，是因为我希望重庆政府能意识到，一条命是多容易逝去，一个天才出现多难、学习期多漫长，死去又多容易，一个人的潜力是多容易被抹杀……你们或许会说，得怪王湘自己，他为什么不埋头写书？为何不做工程师？为什么要给重重血债的特务科做鹰犬爪牙，做保镖打手？
　　为什么不说明来意，不把底牌亮出来？要像个打手一样死在重庆？我只能猜测，王湘擅长化学，化工，他的逻辑里总是带着化工的影子：他可能认为，小规模\"样品\"都失败，扩大化合作只会带来灾难！

　　因为王湘一个人没能力出版书籍，没能力兴办药厂，他脑子里有再多的图纸和药方，终究需要有人去把这些蓝图一一实现。王湘选择的这个合作对象就是特务科，是李岸，是荣先生，或许这个选项不够好，但当王湘携带药品样品（被认为是违禁药品）被捕时，他当时没有多少好的选项。

　　当王湘逃回南洋，又一次带着技术回到上海时，他意外得知药厂被兴办了起来，他花钱买了一些药品，发现确实是他的药品，而且药品的纯度很不错。

　　你们认为他那时是生气吗？不，他很高兴，如果他被扣下一只手提箱，就有人能帮他把技术变现，他非常愿意和那人合作。于是，王湘这一次“自投罗网”，带着技术，找到了特务科的李岸，请求李岸与他合作，帮他牵线搭桥，兴办药厂。

　　在许多缺钱的人眼里，这或许是傻缺行为。连李科长再见到他时，都觉得王湘脑子八成出了毛病，我想应该是吧。

　　更有趣的是，傻缺不只一个。当然，我不知道具体细节，只能想象当时的场景：

　　当王湘问李岸，你在之前的肺结核的药厂上拿到了多少好处时，李岸没好气说，没要好处！王湘笑话他每日菜色这么差让家人跟着你遭罪，却连钱都不会赚，被李岸干脆利索地按倒在地，拿手铐铐了，吓唬王湘说我送你去吃牢饭你怕不怕……

　　后来，我问过荣长官这件事。荣长官说，李岸说，王湘是回国办好事的，李岸说是白捡的买卖，他便不要好处了。荣长官认为，或许是觉得不能输给南洋人士，或许是认为药价越低越利国利民，或许是那时候特务科太弱小，李岸缺乏可信的人手，担心账务做不平引来日本人或者南京政府同僚的窥视吧。

　　王湘说，弯道超车，时不我待，他只希望有价值的药物能够投产，他没那么多精力花在人事斗争上，只要李岸和荣长官能帮他解决争端的麻烦，他就愿意做一名源源不断提供技术的“画图机”，或者叫化学家？至于钱分给他一成，他接受，分给他两成，更好。

　　我相信王湘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或许有钱，或许没钱，但当他来到新加坡的战场上，第一次替我的战友包扎时，第一次我的兄弟们差点抢了他的商品（之所以是差点，是因为让他跑了）后，又折回来给我送了一瓶止痛药，他给我们提供了肉罐头，我们难得吃到了一顿好饭。

　　王湘允许我打白条他亲自去我家取钱，他愿意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小气、珍惜钱财的人。

　　王湘既不惜命，也不爱财，这也是「小鱼」的初衷，办一些实事，交一些朋友，看到不平之事拔刀相助（或许？），让人才物尽其用，推动科技进步。

　　说句老实话，给王湘这种人做替身，我总觉得明天就会死，不知什么时候会死……我好像跑题了。总之，我没办法亲自去牢里问李岸科长他到底做过多少好事，做过多少“傻缺”的事，但我相信冈山先生采访中所提到的“黑色幽默”并不是唯一一件。「小鱼」的判断就是特务科是我们的合作对象，为此，我心甘情愿为特务科的人做事，做了不到三天的电讯队“钟长官”，刺杀绑架李岸的野田敏明，挫败重庆份子铲除特务科的计划，哪怕重庆份子是爱国，但我认为我们「小鱼」也是利国利民。

　　为什么选李岸，为什么选荣长官？

　　或许是因缘际遇，但我想也是王湘在李岸身上看到了一种顽强的特质，认为能在南京政府做清正廉洁的官员本身就证明了李岸的意志力和能力，王湘认为他的技术交给李岸他放心，至少放心李岸不会为了多挣几块钱去卖假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荣长官和李岸都没有把王湘当作他们的钱袋子，把他扣下，逼迫王湘替他们办事。

　　王湘赌对了。

　　所以我作为替身，也愿意继续和特务科，和李岸科长合作。

　　西谷君让我讲讲我眼中的特务科。

　　特务科的本职工作，归根结底还是抓地下党，也就是抓重庆份子和延安份子，有时还包括西洋间谍和影响治安的帮派成员。

　　以下是「小鱼」对这群汉奸的印象：

　　李岸心知肚明自己替皇军做的是更加丧良心的事，为了不让仇恨蔓延到「小鱼」而提出终止合作，
　　毛戴跟我说他这几年杀业太多，
　　郑啸会管自己叫真汉奸，
　　单南风是一名玩女人的青红帮份子，却在陈钟樹的手下将枪口抵住他的脑壳时，因为欣赏李岸的为人，为了“科里”的利益拒绝了重庆份子的邀请，慷慨赴义。
　　牧小峰被郑啸抓进审讯室，一路上说的是你让我跟科长解释，
　　傅清山教导手下小特务说，“特务没有退休的一天，要么被抓，要么死！”
　　吴奉行直到前几天还在问我，小鱼真的不帮李岸“活动一下”，对李岸和王湘的恩情念念不忘，
　　朱令出卖了李岸，爱好吹牛皮，为了活下来从自己腿肚子上割肉满足野田敏明的变态要求，
　　武立林贪墨了科里的一些经费，但由于李岸盯着，不敢以次充好。
　　丘聪从小挨打到大，认为放走地下党等同于杀害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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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还要加上我这个“傻缺”，「小鱼」认为用人命衡量工作成绩是错误的，我立场比起李岸更接近于地下党，无论见多少次都觉得爱国的学生被打得血肉模糊非常残忍。但他们确实是军人，哪怕「小鱼」觉得特务科逮捕多少地下党都是在缘木求鱼，只会变为他们战后的罪证，但还是傻缺到在知道特务科科长李岸被软禁时，主动给他们做了「钟长官」。

　　因为李岸就是当时最好的合作人选，合作一旦开启就不会轻易停下。

　　在1946年初，我又见过一次荣长官。我拍电报征求了荣长官的同意，他同意在书稿中刊登我们的一部分对话。

　　荣长官说，是我害了他们，但也是我给了他施展抱负的机会；城破那一天，他坦然地坐在特务科中等待抓捕，我跑到了南洋，却连他送过来的手下都保不住，我不如他。

　　钟澜&小鱼

　　于1946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