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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疯癫与文明》 阅读概括(五) 第七章: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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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主要讲述对于非理性产生的大恐惧,以及18世纪人们对疯癫形成的新的看法,包括:疯癫与自由,疯癫、宗教与时间,疯癫、文明与感受力。
第一部分是对大恐惧产生的叙述。首先,对于疯人即非理性人群的禁闭并没有使恐惧消失。
“恐惧和焦虑并没有被摆脱掉。它们在对禁闭的反应中再次出现,并且变本加厉。人们曾经害怕,现在依然害怕禁闭......此时禁闭地已获得自己的力量,它反而变成了邪恶发源地,自己便能传播邪恶,建立另一种恐怖统治。”(P186)
其次,由于某种道德神话,即人们听说从监狱中会产生某种热病,引起了第二次大恐慌。中世纪的大恐慌意象再次出现了:(即第一章提到的愚人船)
禁闭所不再仅仅是城市边缘的麻疯病院了;城市已面对着麻疯病本身......许多禁闭中心都建在原来关押麻疯病人的旧址。因此,似乎经过若干世纪后,这里的新居民也染上了麻疯病。
“这些禁闭所使人们想起原址所具有的标志和意义......不论谁提到比塞特尔这个名字,都会有一种无法表述的厌恶、恐惧和蔑视的情感……它已成为社会中最狰狞最丑恶的东西的收容所。”(P187)
人们以往试图用禁闭来排除的邪恶重新出现了,以一种古怪的模样恐吓着公众。这种邪恶既是物质的,又是道德的,而且正是在这种模糊性中包含着侵蚀和恐吓的混合力量,比如“腐烂”意象。
随后便是医学的介入。医学的介入与对麻风病认识的混淆息息相关,医学界的人并不是为了病人,而是为了保护墙外的人不受威胁。
“循环到此完成:各种形式的非理性曾经在邪恶分布图上取代了麻疯病,而且被放逐到远离社会的地方。现在,非理性变成了一种看得见的麻疯病......非理性再次出场,但被打上一种想像的疾病烙印,这反而增添了它的恐怖力量。
“因此,正是在想像的领域而不是在严格的医学思想中,非理性与疾病结合起来,并不断靠近疾病。
“医学界的人并不是作为仲裁者被请进禁闭世界以区分罪恶和疯癫,邪恶和疾病,而是作为卫士被召来,以保护其他人免受从禁闭院墙渗出的某种晦暗的威胁。”(即:人们害怕院墙内形成的力量会通过化学物质的方式渗透出来)
当时的问题不是消灭禁闭所,而是使它们不再成为新的邪恶的潜在根源,所以展开了一系列的扫除,以保证空气的纯洁。
“理想的医院应该是,既保留原有的基本功能,同时使可能滋生的邪恶不会扩散出去;非理性受到完全的控制,它成为一种展览品,同时绝不会危及观众;非理性成为一种标本,有做戒作用而无传染之虞。总之,这种医院应重新恢复作为一个笼子的本来意义。”
同时,禁闭所和病院成为了一种教育手段。
“这些被警戒起来的病院......是既实用又必要的收容所。......展示这些阴暗的地方和被关押的罪人,目的在告诫那些过于放任的青年不要因离经叛道而受到同样的耻辱。......在那里罪恶的代价是耻辱和堕落,本性堕落的人往往永远丧失在社会中获得的权利。”(P191)
但是,这些危险还迷惑了人们的想像和欲望。人们总有某种冲动去体验他们,笼罩禁闭所的城堡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它们寄寓在人们的心中、人们的欲望中和人们的想像中。它们不是突然地将疯癫者的存在公之于众,而是沸沸扬扬地表现为充满奇特矛盾的人□□望:情欲和谋杀,虐待狂和受虐狂,恣意妄为和奴颜婢膝,颐指气使和忍气吞声,都形成一种共谋。”(P193)
它是一种在18世纪末才出现的重大文化现象,并构成西方想像力的一个最重大转变:通过本能欲望的无限放纵,非理性转变为心灵的谵妄、欲望的疯癫,以及爱与死的疯狂对话。
非理性被禁闭、被封住声音达一个世纪之久。当它重新出现时,它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意象,也不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种语言和一种欲望。
后续,非理性和疯癫产生了分道扬镳。非理性的回归表现为大规模的重现,不受时间制约而自我继承,疯癫则伴有对现代性的分析,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意识置于时代、历史和社会环境中。
这一分道扬镳在18世纪末有一个决定性起点。
一方面,非理性由此继续前进,借助荷尔德林、奈瓦尔和尼采而愈益向时间的根源深入,非理性因此而成为这个世界的不合时宜的“切分音”。
另一方面,对疯癫的认识则力求把时间更准确地置于自然和历史的发展中。
正是在这一时期之后,非理性的时间和疯癫的时间就具有了两个相反的向量:一个是无条件的回归,绝对的下沉;另一个则相反,是按照历史时序而发展。文章由此对三种新的划分进行解释:
1、疯癫与自由。
对此,环境起一定作用。
比如,英国的财富、社会发展都比其他地方更好,但疯癫发病率更高。这是因为英国人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商业自由。
“这是谋利的自由、结党营私的自由、金融组织的自由,而不是人的自由、思想和心灵的自由。”
商业自由使人的思想永远不能接近真理,使人的本性必然陷于矛盾,使人的时间脱离四季的变化,使人的欲望屈从于利益的法则。
总之,这种自由不是使人拥有自己,而是不断地使人疏离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世界。它使人迷恋于他人和金钱的纯粹外表,沉溺于不可自拔的感情和未满足的欲望。
2、疯癫、宗教与时间。
宗教信仰提供了一种意象场景,一种有利于各种幻觉和谵妄的太虚幻境。
在默森看来,宗教是人与罪过之间和人与惩罚之间的一种中介。它表现为一种权威性综合形式,通过施加惩罚来抑制犯罪;反之,如果宗教放松控制,仅仅维持良心忏悔、精神苦行的理想方式,它就会直接导致疯癫。只有始终如一的宗教环境才能使人避免以各种僭越的极度谵妄形式出现的精神错乱。
宗教围绕着此时此刻的圆满完成来组织人的全部生活。幸福时代的宗教永远赞美着“现在”。
但是,一旦它在现代被理想化后,宗教就在“现在”的周围投上一个时间的光环,一个空虚的环境。这是一个充满游手好闲和悔恨的环境,人的心灵完全陷于焦虑不安,放纵的感情听任时间日复一日地虚耗,最终,疯癫可以恣意妄为了。
3、疯癫、文明与感受力。
文明构成了有利于疯癫发展的环境。如果说知识的进步能驱散谬误,那么它也能传播一种趣味,甚至一种嗜书癖。
书斋生活,完全陷于抽象思辨,劳心不劳力,这些会产生极其灾难性的后果。(慕慕挠头)
“读书人的脑子首先硬化,使他们常常变得无法连贯地思维。”其结果必然是痴呆症。
知识变得越抽象复杂,产生疯疯的危险性就越大。
按照普莱萨文的说法,如果一种知识接近于直觉,只需要大脑器官和内部感官的轻微活动,那么这种知识只能刺激起一种生理快感。
反之,如果一种知识与感官的联系过于薄弱,过于脱离直觉,那么就会引起大脑的紧张,进而使整个身体失调。
(这里对直觉的解释是与灵魂协调,有点像尼采的哲学观。)
这样,知识就在感觉周围组成了一种抽象关系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有可能失去生理快感,而这种生理快感通常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媒介。毫无疑问,知识在激增,们是,它的代价也随之增大。
然而,不仅知识在使人脱离感官,而且感受力本身也在侠人脱离感官。感受力不再受大自然运动的控制,而是受各种习惯、各种社会生活的要求的控制。
比如巴黎妇女起床时间比大自然规定的迟得多。现代人夜行昼伏,阴阳颠倒。(再次挠头)
而后是对小说的批判。
“小说则构成了一个可以滥用全部感受力的环境。它使灵魂出壳而进入一个虚幻的情感世界,情感越不真实就越强烈,也越不受温和的自然法则的控制。”
总体而言是说由于小说捡够了更加造作的环境,作家以假乱真等等,容易唤起读者心中强烈而危险的情感,引发疯癫。(啊?)
总而言之,在18世纪,人们围绕疯癫形成了新的概念体系。
在18世纪下半叶,疯癫不再被视为使人更接近于某种原始的堕落或某种模糊存在的兽性的东西。相反,它被置于人在考虑自身、考虑他的世界以及考虑大自然所直接提供的一切东西时所划定的距离之中。在变化的环境里,疯癫有可能发生了,因为在人的生活及发展中一切都是与自然本性的决裂。
疯癫不再属于自然秩序,也不属于原始堕落,而是属于一种新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中,人们开始有一种对历史的预感。而且在这种新秩序中,通过一种模糊的生成关系,形成了医生所说的alienation〔精神错乱〕和哲学家所说的 alienation〔异化〕。不论人处于二者中任何一种状态,都会败坏自己的真正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