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国际关系相关（二） 国际政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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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现实主义奠基人
1.1939年卡尔的《20年危机》与1948年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均对自由国际主义做出了鞭辟入里的批判，学界将两者视为古典现实主义的奠基人。
卡尔认为过去二十年自由国际主义的失败根植于它的乌托邦倾向，威尔逊将他一厢情愿的理想当成了国际政治的现实，仿佛只要规则被制定出来之后，国家就会自愿服从。但1930年的国际局势证明国家并不因为抽象原则的存在就放弃对利益的算计。相反，一到危急时刻，决定政治走向的仍然是国家利益与权力对比。
2.在卡尔的基础上，摩根索进一步阐释了国家间政治的六项原则。这六项原则的前提是，人并不是趋于和谐的道德存在，而是始终带有求生本能、不安全感，乃至支配欲望的权力动物。在此基础上，他写下了那句：国际政治的核心，是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意思是，国家及其领导人只有在权力对比中，才能知道当下什么对自己真正重要。优质的外交意味着政客的审慎。
第一原则：政治像社会一样，受根植于人性的客观规律支配。也就是说，国际政治不是偶然现象，而有其可认识的规律。
第二原则：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是"以权力界定的利益"。研究国家行为，首先要看它如何维护、运用和扩展自身权力。
第三原则：“利益作为权力”这一概念具有普遍性，但其具体内容会随时空变化。国家都按利益行动，但不同时代的"利益"表现方式并不一样。
第四原则：现实主义承认政治行动的道德意义，但反对把抽象道德原则直接套用于国家行为。国家必须考虑后果，尤其是生存与安全。
第五原则：不能把某个国家自己的道德愿望，当成普遍的世界道德。一国不能把自身价值直接等同于"全人类利益"。
第六原则：政治是一个相对自主的领域。不能简单用法律、经济或伦理逻辑替代政治逻辑；政治有自己的分析标准。
比如，英国在许多权力要素上不占优势，但是能凭借与海外扩张政策高度匹配的海军力量，达到几乎无可挑战的优势。
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者对以威尔逊为代表的自由国际主义者的批判通常被称为国际关系学界的第一次大论战。联合国就是两大观点碰撞的结晶。
二、上世纪50年代，美国迎来了行为主义浪潮。
1959年，华尔兹出版《人、国家与战争》，提出解释国际政治的三个变量层次
分别是第一意象，即人性、领导人心理等微观层面
第二意象，即国家内部结构，包括政治制度、阶级关系
第三意象，国际体系，即无政府状态与国家间关系
1979年华尔兹著作《国际政治理论》面世，指出摩根索犯了还原主义错误，试图把国际政治现象的成因不断追溯到国家内部，也就是第一意象和第二意象，这无法解释为什么性质迥异的国家会在国际环境中表现出相似的行为。
不难看出，华尔兹所追求的是因果链条清晰、以第三意象为核心的一般理论。学界将其称为结构现实主义。
华尔兹认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无政府状态，不存在一个高于各国之上的世界政府。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在功能上是大体相似的，必须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安全，而不是像国内一样存在明确的分工。真正决定国际政治现实的关键变量，是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的结构，即我们通常说的单级、两极与多级体系。他进一步给出判断：两极体系比多级体系更稳定。
三、进攻与防御现实主义
在结构现实主义基础上，发展出了进攻与防御现实主义，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国家究竟要追求多少权力才能感到安全呢？
前者是熟悉且被中国部分媒体批判过的米尔斯海默，他认为在一个没有最高权威、国家又永远无法确定他国真实意图的世界里，最稳妥的自保方法是尽可能增加自身的相对权力，最好成为全球霸权或地区霸权，并阻止其他新霸权的出现。
防御的代表是华尔兹本人，以及罗伯特·杰维斯等人。他们指出大多数国家追求的不是无止境的权力，而是适度而可靠的安全。问题在于，国家为了安全采取的手段往往会被其他国家理解为威胁，从而触发反制，导致原本目标彼此兼容的国家之间兵戈相向。这就是杰维斯国际政治心理学中所说的安全困境，也可以称作修昔底德陷阱。因此，防御现实主义尤其强调国家应尽可能让自己的战略意图清晰可见，尽量避免对方把防御误判为进攻。国家应该发展防御的力量，比如反导系统，而不是偏向进攻的远程投射能力。
四、新自由制度主义者
80年代，科学化、第三意象的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发展，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补充解释道，在这样一个无政府、国家间充满算计的世界中，为什么仍然能够产生合作，尤其是二战之后的长和平。或者，为什么明明可以达成合作，却以失败告终。
早在1977年，基欧汉就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提出了著名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到1984年，他又出版著作《霸权之后：世界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说明即便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仍然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具体机制包括在持续的接触中减缓信息不对称性，建立原则与程序，形成稳定预期，从而在降低合法交易成本的同时提高违背契约的声誉成本等等。
但是，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和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把国家视为先验存在的理性行为体，默认他们的利益大体是既定的，进而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先于互动而存在且恒定不变的客观结构。
正是在这个背景中，1992年，温特在论文《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中提出了挑战。温特认为，权力政治和安全困境之类的现象，都不是无政府状态自动产生的必然结果，相反，无政府状态的情境最终取决于国家之间如何看待彼此。换言之，不能忽视观念的力量。
1999年，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将这一思路系统化为三种无政府文化结构，
一是霍布斯文化，其核心关系是敌人，国家彼此否定对方的安全与生存权，暴力几乎没有上限。
第二种是洛克文化，核心关心是对手。国家依旧竞争、制衡甚至战争，但通常承认彼此的主权与生存权，不以彻底消灭对方为目标。
第三种是康德文化，核心关系是朋友，国家不仅克制，而且遵守共同规则，甚至相互援助。国际社会规则变迁通过相互依赖、共同命运等
1.相互依赖：国家联系越紧密，就越难把对方当做外部对象处理。贸易、金融、能源、供应链、安全合作越深，一方的决策就会直接影响另一方。国家更容易从“各管各的”走向“必须把对方算进自己的利益里”，从而为更强的共同身份打基础。说白了，就是绑得越深，越容易从“你我分明”走向“彼此相关”。
2.共同命运：当国家逐渐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同一个威胁、同一种风险，或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就更容易把彼此看成“同一条船上的人”。这和单纯的相互依赖不一样。相互依赖说得是联系深，共同命运说得是风险和前途被绑在一起，比如面对共同外敌、共同安全威胁、共同生存危机时，国家更容易发展出“我们”的感觉，而不是“我和你有来往”。
3.同质性/相似性（homogeneity）意思是：如果国家越来越把彼此看成"同类”，那就更容易形成集体身份。这里的"同类”不一定是完全一样，而是指在制度、价值、政治形式、文明认知或角色期待上足够相似。因为相似性会降低陌生感和敌意，让国家更容易把对方理解为“和我差不多的行为体”，而不是完全异质、难以信任的对象。简单说，越像自己，越容易把对方纳入“我们”。
4.自我克制（self-restraint）意思是：即便前面三种因素都在起作用，如果国家不愿意约束自己，关系还是很难升级。自我克制说的就是一国主动限制某些会引发恐惧的行为，比如控制军备姿态、避免威胁性部署、承认边界、遭守规则、保持透明、不给对方“你要先下手”的理由。它的作用不是直接制造友谊，而是降低对方的恐惧感，让身份转变不至于中途崩掉。所以它更像是一种"使转变可持续的条件"。
五、还原主义
90年代，由于华尔兹、基欧汉和温特都将国家拟人化，忽视了内部黑箱，因此国际关系学界迎来了还原主义回潮，或者说对摩根索的改造。
并且呼应了1978年古雷维奇所说的“颠倒的第二意象”（指国际体系是自变量，国内政治/结构是因变量，即国际因素如何塑造和影响国内政策与结构。它颠倒了沃尔兹“第二意象”，即国内政治决定国际结局的逻辑）
1998年，吉迪恩·罗斯正式将这一理论取向命名为新古典现实主义。
2016年，里普斯曼等人合著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首先是国际层面的自变量：权力与威胁的分布。国际环境是宽松还是强约束，外部信号是清晰还是模糊。
其次是中介变量，包括领导人认知、战略文化、国内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
再次是因变量，即从外部环境的识别，到政策选择，再到国家动员与执行政策的能力。
作者有话说
第145章 国际关系相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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