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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虎口脱险(4) 二战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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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雷东多的公寓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安静。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每一秒都像一枚小锤敲在劳尔紧绷的神经上。五点五十五分,六点整,六点零五分。窗外,巴黎正沉入宵禁前的最后躁动。急促的脚步声,关闭的百叶窗,远处隐约的汽车引擎声。
劳尔站在窗前,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窗台。他完成了清单上三分之二的任务:从圣日耳曼区的地下药店拿到了磺胺粉和绷带;从拉丁区一个旧书店拿到了□□:三张法国身份证,照片是空白的,需要自己贴;从雷东多指定的联络人那里拿到了一小卷法郎和几句含糊的警告:“南下的路不好走,德国人加强了边境检查。”
但他没有找到安全屋。所有可能的地点要么已经暴露,要么住进了不该住的人。战争的第三年,巴黎就像一块被反复挤压的海绵,再也挤不出一滴多余的空间。
六点十分。楼梯上传来脚步声。
劳尔的身体瞬间绷紧,手伸向腰间——那里别着从厨房拿的切肉刀,摸起来像空气一样冰冷。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是三个,轻重不一。他躲在门后,屏住呼吸。
钥匙插入锁孔,转动。门开了。
首先进来的是古蒂,金发凌乱,西装外套搭在肩上,脸上有一种奇异的兴奋与疲惫混合的表情。然后是莫伦特斯跟在后面,走路有些跛,脸上有伤,但眼神里有着劳尔熟悉的光芒。最后是雷东多,他进门后立即反锁了门,检查了每一道锁。
四人在狭小的门厅里站着,没有人说话。空气凝固了大约三秒钟。
然后劳尔走向莫伦特斯。他的步伐很慢,像是害怕走快了会惊醒这个梦境。在距离两步的地方停下,目光扫过对方脸上的瘀伤、开裂的嘴角、衬衫领口干涸的血迹。他想拥抱他,想确认这不是幻觉,但手停在半空中,颤抖着。
莫伦特斯先动了。他伸出左手(他的右手腕上还缠着雷东多临时包扎的布条)轻轻放在劳尔肩上。只是一个触碰,但足够传递温度。
“你迟到了。”劳尔说,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见。
“路上遇到了点麻烦。”莫伦特斯回答,嘴角的伤口让他说话有些含糊,“绕了点路。”
这句和在马德里的酒吧迟到的时候一样熟悉的回答让劳尔的眼眶突然发热。他眨了眨眼,把那股突如其来的软弱压下去。
雷东多打破了这一刻:“我们没有时间了。少将现在可能已经反应过来,歌剧院那边的守卫迟早会报告。我们需要在一小时内离开巴黎。”
他走进客厅,从钢琴后面拖出一个小行李箱——已经收拾好了,古蒂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准备的。“南下,去自由区边缘。那里有一个抵抗组织接应点,代号‘白色城墙’。”
“具体位置?”莫伦特斯问,声音已经恢复了专业人员的冷静。
“我只有一个名字:圣查马丁修道院。在安德尔省,卢瓦–谢尔省以南大约三十公里。到了附近,会有进一步的指示。”雷东多打开行李箱,里面是几件简单的衣服,一些食物,地图,指南针,还有一把用油布包着的看起来很旧的手枪。
古蒂盯着手枪:“您会开枪?”
“我父亲教过我,”雷东多简单地说,“在阿根廷的庄园里。打野鸭。”他拿起手枪,检查了一下弹夹,然后递给莫伦特斯,“你更需要它。”
莫伦特斯接过,手指熟悉地滑过枪身。“勒贝尔M1892,法国警用左轮。老了,但可靠。”
劳尔拿出□□和药品。“这些是我弄到的。还有钱,不多,但应该够用。”
雷东多点头表示认可。“很好。现在我们需要决定路线。火车太危险,检查站太多。汽车我们没有,而且需要汽油配给证。最好的选择是步行和搭便车交替,走小路。”
他展开地图铺在咖啡桌上。四个人围拢过来,头几乎碰在一起。地图是战前出版的,已经磨损,边缘用透明胶带修补过。雷东多的手指沿着一条细线移动,那不是主要公路,而是乡村道路的连线。
“从这里出发,向南,避开奥尔良和布尔日。走谢尔河谷,那里有很多小村庄,德国人的存在感较弱。大约需要步行一百五十公里,才能到达第一个可靠的接应点。”他的手指停在一个叫“圣桑福里安”的小点上,“这里有一个人,经营一家自行车修理铺。他可以帮助我们弄到交通工具。”
“步行一百五十公里?”古蒂看着地图上遥远的距离,“带着伤者和一个钢琴家?”
“这个钢琴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徒步过更远的距离,”雷东多说,眼睛没有离开地图,“至于伤者——”他看向莫伦特斯,“你能走吗?”
“能走。”莫伦特斯的声音很坚定。
劳尔看着地图,大脑快速计算:“如果每天走二十公里,需要七天以上。这期间我们需要食物、水、躲避巡逻队和空袭。而且现在是十一月,天气会越来越冷。”
“所以我们不能浪费时间。”雷东多折起地图,站起来,“每人带一个背包,只带必需品。有需要的问我来拿。古蒂,别带画具,那太重了。”
古蒂张了张嘴想抗议,但看到雷东多的眼神,把话咽了回去。他点点头,走去昨天的房间收拾。
二十分钟后,他们准备好了。四个背包,每个都塞得刚好能合上。劳尔和莫伦特斯穿着从雷东多衣柜里找出的旧衣服。不太合身,但至少不显眼。雷东多换下了演奏礼服,穿上深色的裤子和外套,戴了一顶软呢帽,遮住了他梳理整齐的头发。古蒂还是那身借来的西装,但外面套了一件磨损的工装外套。
最后检查一遍公寓。雷东多走到钢琴前,手指轻轻拂过琴键,但没有按下。他打开银质相框——古蒂终于看到了里面的照片:一个年轻女人,深色头发,笑容灿烂,背景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某条街道。雷东多看了一会儿,然后关上相框,放回原处。
“走吧。”他说,声音里没有留恋。
他们从后门离开,走进小巷。夜幕已经完全降临,巴黎的街道在宵禁的威胁下变得空旷。远处偶尔传来巡逻队的皮靴声。
四人排成一列,雷东多领头,然后是古蒂,莫伦特斯,劳尔殿后。他们贴着建筑的阴影移动,避开路灯的光圈。古蒂发现自己的感官变得异常敏锐,他能听见五十米外一只猫跳过垃圾箱的声音,能闻到潮湿的石头上苔藓的味道,能感觉到背后莫伦特斯和劳尔谨慎的呼吸声。
他们沿着塞纳河走了一段,然后转向东南。穿过拉丁区狭窄的街道,穿过沉睡的居民区,穿过已经开始凋零的公园。巴黎在他们身后渐渐远去,像一座正在沉没的岛屿。
两小时后,他们到达城市边缘。这里的检查站更多,但古蒂似乎知道每一个死角。在他的指挥下,他们穿过一个废弃的铁路调车场,攀过生锈的铁丝网,踏入了一片杂木林。
在林地的边缘,他们停下来回头。巴黎的灯光在远处闪烁,像一片倒悬的星空,美丽而遥远。
“休息十分钟,”雷东多低声说,“然后我们继续。天亮前要离开这个区域至少十公里。”
他们在树下坐下,分享水壶里的水。水是冷的,带着金属容器的味道。古蒂靠着一棵树干,闭上眼睛,突然感到一阵眩晕——这一天发生的一切像潮水般涌来:浴室穹顶,酒桶,枪口,钢琴,吉他,还有此刻脚底水泡的刺痛。
一只手碰了碰他的肩膀。他睁开眼睛,看到劳尔递给他半块巧克力。
“补充能量。”劳尔说。
古蒂接过来,咬了一口。巧克力又苦又甜,在舌尖融化。“谢谢。”
不远处,莫伦特斯正在重新包扎手腕上的伤口。劳尔走过去,接过绷带,动作熟练地缠绕、打结。两人没有说话,但每一个动作都默契得像多年的搭档。虽然没有火,但古蒂仿佛能看到他们之间有一种无形的火光,在黑暗中静静燃烧,发出木柴的噼啪声。
雷东多站在林地边缘,看着南方。
古蒂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他走到雷东多身边,压低声音问:“那个照片里的女人……是谁?”
雷东多没有立刻回答。良久,他说:“我妹妹。1937年死于一场车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停顿了一下,“她喜欢听我弹琴。每次我演奏新曲子,她总是第一个听众。”
“你想回去吗?战争结束后?”
雷东多转过头,在昏暗的光线中,古蒂看不清他的表情。“有些地方,一旦离开,就再也回不去了。”他说,然后提高声音,“时间到了。出发。”
他们重新背起背包,踏入黑暗的法国乡村。前方是未知的道路,是巡逻队,是饥饿,是寒冷,是战争无边无际的延伸。但至少,他们四个人走在一起,在夜色中向南,向着那个代号“白色城墙”的希望,一步步走去。
接下来的七天,时间失去了正常的刻度,变成了由疼痛、疲惫和警惕组成的模糊连续体。
第一天,他们沿着谢尔河的支流走。河水浑浊缓慢,两岸是光秃秃的杨树和柳树。天空是铅灰色的,低垂得仿佛触手可及。他们遇到的第一场雨在午后降临,细密寒冷,穿透衣服直抵皮肤。没有地方躲雨,他们只能继续走,背包越来越重,鞋子吸饱了水,每走一步都发出噗嗤的声音。
古蒂从未如此深刻地理解“距离”的含义。二十公里在汽车上是半小时,在火车上是一眨眼,但在脚底,是三万步,是逐渐麻木的小腿,是肩膀上背包带子勒出的血痕,是无数次想停下来却不得不继续的意志较量。
雷东多走在最前面,步伐稳定得不可思议。他似乎有一种内在的节奏感,每一步的幅度和时间都完全相同,像人体节拍器。他很少说话,只在需要改变方向或提醒危险时简短指示。但古蒂注意到,每当莫伦特斯因为腿伤而步伐不稳时,雷东多会有意放慢速度。
第二天傍晚,他们到达第一个村庄——地图上几乎看不见的一个小点。按照计划,他们应该绕过去,但莫伦特斯的伤口开始发炎,他发烧了,脸颊泛红,眼睛却异常明亮。
“我们需要药品,”劳尔说,声音里有压抑的恐慌,“真正的药品,不是那些磺胺粉。”
雷东多看着逐渐暗下来的天色,又看了看莫伦特斯靠在树上的虚弱身影。“古蒂和我进村。劳尔,你留下照顾他,藏好。”
“太危险了——”莫伦特斯反对。
“比看着你感染而死安全。”雷东多打断他,“村庄小,德国人不会常驻。而且我们有法国身份证,可以说我们是逃难的画家和音乐家,这在现在很常见。”
古蒂没想到自己需要再次扮演角色,但已经没有选择。他和雷东多把背包留给劳尔,只带着证件和一点钱,走向村庄。
村庄只有一条街,十几栋房子,一个破旧的小教堂。大多数窗户没有灯光,仿佛整个村庄已经提前进入冬眠。他们找到唯一亮着灯的房子,门口挂着褪色的招牌:“咖啡馆兼杂货铺”。
推门进去,铃铛发出清脆的响声。店内很小,只有三张桌子,柜台后站着一个老妇人,正在用抹布擦杯子。空气里有咖啡、烟草和潮湿木头的气味。两个农民坐在角落,低声交谈,看到他们进来,立刻沉默了。
“晚上好,”雷东多用法语说,声音平静,“我们路过,需要一些帮助。”
老妇人打量他们。两个陌生人,衣服湿透,脸上有长途跋涉的疲惫。但她的目光在雷东多脸上停留时,微微愣了一下。也许她认出了这位钢琴家,也许只是觉得面熟。
“帮助?”老妇人重复,“什么样的帮助?”
“药品。抗生素,如果有的话。还有食物。”雷东多从口袋里拿出几张法郎,放在柜台上,“我们可以付钱。”
老妇人看着钱,又看看他们,然后摇头:“没有抗生素。德国人上个月把所有药品都征用了。食物也只有配给的面包和一点奶酪。”
古蒂感到一阵绝望。但雷东多没有放弃:“酒精呢?消毒用的。”
老妇人犹豫了一下,然后弯腰从柜台下拿出一个半满的酒瓶,标签已经磨损:“私酿的白兰地。度数高,可以消毒。”
“我们要了。还有绷带,干净的布,任何能吃的东西。”
老妇人转身进了后屋。角落的两个农民继续低声交谈,但古蒂感觉到他们的目光时不时扫过来。他努力保持镇定,想起雷东多的话:表现得正常,就是最好的伪装。
老妇人回来了,拿着一个小包裹。“这些。二十法郎。”
雷东多付了钱,接过包裹。“谢谢。还有一件事——这附近有没有安全的地方过夜?谷仓,或者废弃的房子?”
老妇人看着他,眼神有些复杂。“教堂后面有个旧工具棚。神父去年死了,没人用。但晚上锁门,你们需要从窗户进去。”
“谢谢。”雷东多再次说,微微颔首。
他们离开咖啡馆,在老妇人的指引下找到教堂。那是一栋小小的石头建筑,钟楼已经歪斜。后面的工具棚更破旧,窗户的玻璃碎了,用木板钉着,但有一扇木板松动了。
他们爬进去。里面堆着生锈的农具、破布袋、干草垛。空气里有灰尘和老鼠屎的味道,但至少遮风挡雨。
雷东多让古蒂留下整理,自己出去接劳尔和莫伦特斯。古蒂在黑暗中摸索,清理出一块相对干净的地方,铺上干草。然后他坐在那里等待,听着外面风吹过教堂屋顶的声音,听着远处隐约的狗吠。
他突然想画画。不是想,是需要。他需要把这一天的疲惫、恐惧、还有刚才咖啡馆里那种微妙的紧张感固定下来,变成色彩和线条。但他没有画笔,没有画布,只有口袋里的半截铅笔和一本巴掌大的速写本。他在黑暗中凭记忆画出老妇人的脸——警惕的眼睛,深深的皱纹,手里擦杯子的动作。画得很粗糙,但画完后,他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
半小时后,雷东多带着劳尔和莫伦特斯回来了。莫伦特斯的状况更糟了,几乎无法自己行走,劳尔半扶半背着他。雷东多迅速打开包裹,用白兰地清洗伤口。莫伦特斯咬紧牙关,没有发出声音,然后对伤口进行重新包扎。
“发烧多少度?”雷东多问劳尔。
“我估计三十九度以上。他需要真正的医生。”
“明天我们会到达圣桑福里安。那里有我们的联络人,也许能帮忙。”雷东多说。
他们在干草上躺下,分享着老妇人给的一点硬面包和奶酪。食物少得可怜,但没有人抱怨。古蒂把面包掰成四份,发现雷东多把自己那份的一半悄悄放到了莫伦特斯的份额旁边。
夜晚很冷,工具棚四面漏风。四个人挤在一起,靠彼此的体温取暖。古蒂躺在雷东多和劳尔之间,能感觉到两边传来的不同温度。远处传来教堂钟声,午夜了。
“古蒂,”雷东多突然低声说,在黑暗中,“你父亲曾经说过一句话,关于艺术和战争。”
“什么话?”
“他说,画家在战争中应该做什么?继续画美丽的东西,假装世界没有改变?还是画丑陋的东西,成为战争的记录者?”
古蒂思考了一会儿。“画家应该画真实的东西。但真实不一定是眼睛看到的,有时候是感觉到的。比如恐惧,比如希望,比如……比如两个人挤在一起取暖时的那种温度。”
黑暗中传来一声轻响——可能是雷东多微微点头的声音。“很好的回答。”
“您呢?钢琴家在战争中应该做什么?”
长时间的沉默。古蒂以为雷东多睡着了,或者不想回答。但最后,声音响起,轻得像叹息:
“继续演奏(continue playing)。”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日子模糊成一片。圣桑福里安的自行车修理铺老板给了他们两辆旧自行车。链条生锈,轮胎漏气,但至少比步行快。他们轮流骑车和乘坐,莫伦特斯大部分时间坐在后座,因为高烧而时睡时醒。
乡村的风景在车轮下展开:收割后的田野,裸露着褐色的土地;光秃秃的葡萄园,藤蔓像老人干枯的手臂;偶尔经过的农场,狗对着他们狂吠,但没有人出来查看。战争在这里的痕迹不那么明显,但依然存在——被征用的谷仓上漆着德文标语,道路上的弹坑用树枝标记,废弃的军车在沟渠里生锈。
第六天下午,他们遇到了第一个真正的危险。
那是在穿过一片森林时。森林很密,橡树和山毛榉的叶子还没有完全落光,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沙沙作响。他们推着自行车前进,因为林间小路太窄无法骑行。
突然,雷东多停下脚步,举起手。所有人都静止。
远处传来发动机的声音。不是汽车,是摩托车,而且不止一辆。声音快速接近。
“德国巡逻队,”雷东多低声说,“躲起来,现在。”
他们迅速把自行车推下小路,藏进灌木丛,然后自己躲到树后。古蒂蹲在一棵巨大的橡树后面,心脏狂跳。他能清楚地听到摩托车的引擎声越来越近,能看到车灯的光束在树林间扫过。
三辆摩托车驶过小路,速度不快。坐在边斗里的士兵拿着步枪,警惕地扫视树林。古蒂屏住呼吸,数着自己的心跳。一下,两下,三下……
摩托车过去了。声音渐渐远去。
就在他们准备松一口气时,最后那辆摩托车突然刹车停下。士兵说了什么,然后下车,朝他们藏身的方向走来。
古蒂感到血液都凝固了。他看到那个士兵的靴子踩在落叶上,一步步靠近。士兵的手放在枪套上,眼睛扫视着灌木丛。他离古蒂藏身的橡树只有十米,五米……
然后士兵停下来,解开裤扣,开始小便。
时间变得无比漫长。水声在寂静的森林里清晰可闻。古蒂闭上眼睛,祈祷这个士兵不要抬头,不要看到灌木丛里自行车的反光,不要闻到他们四天没洗澡的气味。
终于,士兵拉上拉链,转身走回摩托车。引擎重新启动,三辆车继续前进,消失在树林深处。
又等了整整五分钟,雷东多才从藏身处出来。他的脸色苍白,像是在忍耐,但表情依然冷静。“他们可能只是例行巡逻,但不能再走这条路了。我们需要绕道。”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找到安全的过夜地点,只能在露天休息,轮流守夜。古蒂值凌晨两点到四点的那班。他坐在一棵树下,看着夜空。云层散开了,露出星星,寒冷而清晰。他想起巴黎的灯光,想起画室的气味,想起自己曾经抱怨生活无聊。现在他有了足够回忆一生的刺激了,却又开始怀念平静的生活。
“睡不着?”劳尔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古蒂转头。劳尔走过来,在他身边坐下,递给他半支烟——烟在战争年代是珍贵的,他们一直省着。
“谢谢。”古蒂吸了一口,尼古丁的味道在寒冷的空气中形成白雾,“莫伦特斯怎么样?”
“烧退了一些,几乎恢复正常体温了。但腿伤还需要治疗。”劳尔看着星空,“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们没有跳伞,如果飞机安全返回了,现在会在哪里。”
“在哪里?”
“可能在伦敦的酒吧里,喝温啤酒,抱怨英国的天气。或者在一家咖啡馆,看侍者翻椅子。”劳尔的声音里有种罕见的柔软,“很普通的场景,但现在想起来像天堂。”
古蒂点点头。他理解这种感觉。对平凡的渴望,在失去之后才意识到它的珍贵。
“你们认识多久了?”他问。
“三年零四个月。”劳尔不假思索地回答,“但感觉像一辈子。有时候我觉得,我在马德里遇见他之前的人生,都是黑白的,之后才有了颜色。”
古蒂看着他。在星光下,劳尔的脸看起来很年轻,但又像是已经活过了好几辈子。“你会画画吗?”他突然问。
“不会。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如果我现在有真正的画笔和画布,我会画下你刚才的表情。那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的表情。”
劳尔笑了。“你会画真正的画的。等战争结束,你会画很多画。而我可能会在酒馆坐着的时候,看你的画展海报贴在街上。”
“约定好了?”古蒂说,伸出手。
劳尔握住他的手:“约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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