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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虎口脱险(2) 二战au ...

  •   巴黎第九区的土耳其浴室,在午后两点钟的光线下,像一个巨大的、缓慢呼吸的肺。

      蒸汽从大理石池面升起,在挑高十五米的穹顶下凝聚成翻滚的云雾。光线透过彩绘玻璃窗斜射进来,在蒸汽中形成一道道凝固的光柱,尘埃在其中舞蹈。这里的气味是复杂的,硫磺矿泉水的微臭,肥皂的廉价香气,老年人体肤的酸味,还有地下锅炉房传来的煤烟味,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属于底层巴黎令人安心的浑浊。

      何塞·玛利亚·古特雷斯·埃尔南德斯——人们叫他古蒂,因为他坚持说姓氏太长,不适合在颜料和松节油之间快速呼喊——正躺在一个摇摇晃晃的木制脚手架上,离地面十二米。他右手握着一把用秃了的松鼠毛画笔,左手托着调色板,上面挤着那不勒斯黄、赭石和一点珍贵的群青。他的工作已近尾声:修复穹顶上十九世纪的湿壁画《天使的合唱》。

      但古蒂的天使与原本的不同。

      原本的天使手持竖琴,表情呆板如教堂橱窗里的圣像。古蒂给它们加上了小号、萨克斯管,有一个角落的天使甚至抱着一把弗拉门戈吉他。最中央的大天使米迦勒,原本手持宝剑指向恶魔,古蒂却悄悄改成了指挥棒——指向下方蒸汽弥漫的人间。

      “你在亵渎神灵,古蒂!”浴室老板杜兰德先生三天前在下面喊过。

      “神灵也应该跟上时代!”古蒂头也不回地喊回去,“如果天堂没有爵士乐,那算什么天堂?”

      此刻,他正给最后一个天使的翅膀尖端添上最后一笔金色。颜料是自制的,蛋黄、亚麻籽油,掺了一点从跳蚤市场淘来的金粉。当笔尖触碰到石灰墙面时,那种细微而略带阻力的触感,让他感到一种近乎生理性的满足。在这里,在高处,在色彩与蒸汽之间,他可以暂时忘记巴黎街头的灰绿色制服,忘记配给证上的数字,忘记母亲去世前那双逐渐失去焦点的眼睛。

      然后,浴室的后门被推开了。

      声音很轻,但古蒂的耳朵对声音异常敏感,那是画家的职业病,总在无意识地收集世界的质感。他低头看去。

      一个男人闪身进来,动作敏捷但略显仓促。他穿着脏污的棕色飞行夹克,肩膀处有撕裂,脸上有新鲜的擦伤,血迹已经干涸成暗褐色。男人约莫二十五六岁,黑发被汗水黏在额前,眼睛是深褐色的,此刻正快速扫视大厅,像受伤的动物在寻找藏身之处。

      古蒂屏住呼吸。他的手不自觉摸向腰间——那里别着一把用来刮颜料的折刀,刀刃已经磨得很钝,但总比没有好。他在巴黎长大,在西班牙流亡者社区长大,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看不见。

      男人选择了一个空的淋浴隔间,迅速躲了进去。布帘落下,遮住了他的身影。

      三十秒后,前门传来沉重的皮靴声。

      四个德国士兵走了进来,皮靴在大理石地面上敲出整齐的节奏。领头的是一级下士,脸上有酒糟鼻,眼神疲惫而凶狠。杜兰德先生慌忙从柜台后迎出来,毛巾还搭在肩上,脸上堆起那种巴黎小商人在占领者面前特有的,混合着恐惧与讨好的笑容。

      “下午好,先生们!需要什么服务吗?”

      “我们在搜捕一名逃犯。”下士的法语带着浓重的喉音,“英国飞行员。有人看见他往这个方向来了。”

      古蒂感到心脏在肋骨后面重重地跳了一下。他看向那个淋浴隔间——布帘下端,一双沾满泥土的靴子隐约可见。

      士兵们开始检查每个隔间。他们粗暴地掀开布帘,呵斥正在淋浴的老人转身,用刺刀柄敲打瓷砖墙面。浴室里的常客大多是本区的老人,把这里当作取暖和社交的避难所。他们沉默地服从着,眼睛里藏着麻木和仇恨。

      当下士走到那个飞行员的藏身之隔间前时,古蒂做出了一个后来他自己也无法完全解释的举动。

      他故意踢翻了脚边的颜料桶。

      哐当!

      金属桶从十二米高处坠落,砸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惊人的巨响。金色的颜料四溅开来,像一小场爆炸,在地面上绘出放射状的图案,如同扭曲的太阳。

      所有人的目光都向上望去。金色颜料正顺着脚手架的木杆流下,在蒸汽中形成一道奇异的小瀑布,在光线里闪闪发光。

      “该死!”古蒂用夸张的、舞台剧般的法语喊道,声音在穹顶下回荡,“看看你们干的好事!我的颜料!我的天使!”

      下士眯起眼睛,手按在枪套上:“你在上面干什么?”

      “修复艺术,军士!你们愿意让天使们衣不蔽体吗?”古蒂挥动着画笔,颜料甩出几点金色,“这他妈可是拿破仑三世时期的作品!历史遗产!你们德国的歌德不是说过吗,艺术是——”

      “闭嘴。”下士打断他,语气里的不耐烦已经达到顶点。他看了一眼地上的颜料,又看了看高高的穹顶,显然不想为这种事爬上爬下。“你看到陌生人进来吗?”

      古蒂耸耸肩,指了指大厅里的老人:“除了这些每周都来的老先生,就是你们了。也许飞行员长了翅膀,从天窗飞走了?”

      一个士兵忍不住笑了一声,立刻被下士瞪了一眼。

      他们又环视了一圈。蒸汽越来越浓,人影在其中变得模糊。下士最后看了一眼那个淋浴隔间,布帘纹丝不动,于是他挥了挥手:“去下一家。他跑不远。”

      皮靴声远去。前门关上,带走了灰绿色的阴影。

      古蒂等了整整三分钟,数着自己的心跳。一百八十下。直到确定士兵们不会突然折返,他才开始缓慢地从脚手架上爬下来。木梯在他脚下发出呻吟,每一级都像在抗议。

      他走到那个隔间前,没有掀开布帘,只是低声用西班牙语说:“他们走了。”

      布帘掀开一条缝。深褐色的眼睛从缝隙中看着他,眼神里有警惕,有怀疑,还有一丝藏不住的感激。

      “你是西班牙人?”男人用西班牙语问,声音嘶哑。

      “是的,”古蒂说,“我的父母都是马德里人,你可以叫我古蒂。”

      “劳尔。我在等我的朋友。”男人说,然后补充了一句,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谢谢。”

      古蒂看了看墙上的钟:下午两点零四分。德国人两点钟来搜过,按照经验,短时间内不会再来,但这里仍然不安全。杜兰德先生正在远处清理地上的颜料,嘴里嘟囔着什么,不时向他们投来不安的眼神。

      “来吧,”古蒂说,做出了决定,“我的画室在楼上。你可以从那里看街对面的咖啡馆——如果你朋友聪明的话,应该会在那里等。”

      古蒂的画室占据浴室建筑的整个三楼,曾经是储藏浴巾和浴盐的仓库,现在被他改造成了一个混乱而蓬勃的宇宙。

      空间很大,有挑高的斜顶,三扇朝北的大窗户。这是画家梦寐以求的光线,均匀,冷静,不随时间剧烈变化。但窗户此刻被厚重的天鹅绒窗帘遮住大半,只留下一道缝隙,让一缕苍白的光线切进室内,正好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尘埃。

      这里的气味比楼下更复杂:松节油的刺鼻、亚麻籽油的醇厚、陈年画布的霉味、咖啡渣的焦苦,还有古蒂自己抽的高卢香烟的辛辣。气味层层叠叠,像一幅只能用鼻子欣赏的抽象画。

      画布堆得到处都是。有的完成了,靠在墙边;有的只是色块的狂欢,等待被赋予意义;有的被刀子割破,像受伤的皮肤。颜料管散落在各处,有些已经干裂,挤出最后的色彩。调色板像小小的战场,各种颜色混合、交战、达成暂时的和平。书堆在角落,大多是艺术史和诗集,也有几本政治小册子,封面磨损严重。

      最引人注目的是房间中央那幅巨大的未完成油画,还架在画架上。画面描绘的是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但广场上空无一人,只有鸽子在飞翔——成千上万的鸽子,形成灰色的云雾,几乎淹没了广场上的建筑。天空是一种病态的橘红色,像是永远停留在黄昏。

      劳尔站在窗边,撩开窗帘一角,看向街对面。咖啡馆“小王子”的露天座位空了一半。这很正常,十一月的巴黎很少有人坐在室外。透过玻璃窗,可以隐约看见里面的情景:几个常客在喝咖啡,侍者在柜台后擦杯子,一切平静得可怕。

      “有烟吗?”劳尔问,声音仍然嘶哑。

      古蒂从一堆画布里翻出半包高卢香烟,连同一盒火柴扔给他。劳尔点燃,深吸一口,然后剧烈地咳嗽起来。他已经很久没抽烟了,肺还不适应这种刺激。

      “慢点,”古蒂说,自己也点了一支,“好像有人跟你抢似的。”

      劳尔靠着窗框,让烟雾缓缓从鼻孔溢出。在画室昏暗的光线里,古蒂第一次看清他的脸:年轻,也许比自己还小一两岁,但眼睛周围有深深的阴影,嘴角有长期紧抿形成的纹路。这是一张经历过某些事物的脸,一张在黑暗中看过太多东西的脸。

      “你是飞行员?”古蒂问,开始收拾散落在地上的画笔,把它们按大小插进一个陶罐。

      劳尔点点头:“轰炸机。昨晚……我们的飞机被击中了。”

      “你朋友也是飞行员?”

      “他是我的领航员。”劳尔说,然后停顿了一下,像是需要鼓起勇气才能说出下一个词,“也是我的……搭档。”

      这个词在西班牙语里有很多层意思。搭档。同伴。伙伴。古蒂听懂了其中的重量。他想起父母——他们也是搭档,在马德里的地下出版社,一个排版,一个印刷,直到秘密警察破门而入的那天。

      “他叫什么?”

      “费尔南多·莫伦特斯。”

      古蒂的动作停住了。他想起今天早晨,去街角面包店买配给面包时听到的传闻:面包师傅的老婆压低声音说,昨晚有架英国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跳伞,德国人在圣路易岛附近抓到了一个……

      “他们今天早上抓到了一个飞行员,”古蒂说,声音不自觉地放低了,“在圣路易岛。面包师傅说的。我想……可能就是你的朋友。”

      劳尔手中的香烟掉在了地上。他没有去捡,只是盯着那点红光在地板上慢慢熄灭,留下一圈焦痕。画室里安静得可怕,只有窗外远处传来的零星汽车声,还有巴黎街头永远存在的、那种模糊的背景噪音。

      时间过去了一分钟,也许两分钟。劳尔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可怕:“他被关在哪里?”

      “如果是在岛上被抓的,可能会先送到荣军院那边的临时监狱。但德国人最近喜欢用剧院的地下室——隔音好,而且离司令部近。”古蒂走到画架前,无意识地调整了一下画布的角度,“你知道,审问的时候,声音太大影响不好。”

      “哪个剧院?”

      “多半是巴黎歌剧院,或者喜剧院。”古蒂转过身,看着他,“你想去救他?一个人?”

      “我必须去。”

      古蒂笑了,但那笑容里没有温度,只有苦涩:“你会死的,朋友。歌剧院现在到处都是德国人,他们每晚在那里开派对,听瓦格纳,喝香槟。而且就算你进去了,找到了他,怎么出来?背着一个人,穿过有警卫的走廊,下楼,出门?这不是电影。”

      “那你有什么建议?”劳尔问,声音里开始有了一丝压抑的怒气,“让我在这里等?等到他们审问他,等到他们——”

      “我建议你等到天黑,然后想办法离开巴黎。”古蒂打断他,“南边有抵抗组织,可以帮你越过边境。去西班牙,或者去英国,回到你的部队。这才是理智的选择。”

      “我不会丢下他。”劳尔说,每个字都像一颗钉子,钉进画室潮湿的空气里,“永远(forever)。”

      古蒂沉默了。他走到画架前,凝视着那幅空荡荡的马德里广场。他想起了父亲。当年父亲也是这样,拒绝离开即将被攻陷的马德里。母亲带着当时十四岁的古蒂逃到了巴黎,两个月后收到消息:父亲被捕,在监狱里“突发心脏病”去世。

      “我父亲常说,”古蒂背对着劳尔说,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最疯狂的计划往往需要最冷静的执行者。”

      “什么意思?”

      古蒂转身,蓝色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中闪烁着某种近乎疯狂的光芒。“我知道一个人。一个也许能帮我们制定‘计划’的人。但他……不容易说服。”

      “谁?”

      “费尔南多·雷东多。钢琴家。阿根廷人。”

      劳尔皱眉:“那个昨晚在普莱耶音乐厅演出的人?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他能做什么?为我们弹一曲送行吗?”

      “他在巴黎认识所有人。包括那些穿着灰绿色制服的人。”古蒂走到一个堆满杂物的书架前,翻找着什么,“而且他欠我父亲一个人情。德国人刚进来的时候,雷东多被怀疑藏匿犹太音乐家,是我父亲用□□帮他渡过了审查。”

      他找到了一张泛黄的节目单,边缘已经磨损。上面印着雷东多的照片,年轻些,头发更长些,眼神直视镜头,带着一种近乎傲慢的平静。节目单背面有一段手写的西班牙语:“致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感谢你在黑暗时刻伸出的手。艺术会在某处继续呼吸。F·R”

      “看,”古蒂把节目单递给劳尔,“他是个记得恩情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那种高傲。那种宁愿折断也不弯曲的高傲。这种人在这种时候,要么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么是最可靠的盟友。”

      劳尔看着那张节目单,手指轻轻拂过雷东多的签名。“你为什么帮我?”他抬起头,直视古蒂的眼睛,“你完全可以把我赶出去。或者更简单,去告发我。德国人会给你奖励,也许是一袋真正的咖啡,或者几条香烟。”

      古蒂歪了歪头,金发滑到额前:“也许是因为我厌倦了画天使。每天给那些长翅膀的家伙涂颜色,听杜兰德先生抱怨我画得太现代。”他走回窗边,撩开窗帘看向街对面,“也许是因为你朋友的名字里也有‘费尔南多’。”

      他停顿了很久,久到劳尔以为他已经说完了。然后,更轻的声音响起:

      “也许是因为我讨厌看到有人被关在笼子里。尤其当笼子就在我窗外的这座城市里。”

      窗外,巴黎的街灯开始一盏盏亮起。不是一下子全部亮起,而是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像某种缓慢传播的疾病,或者缓慢苏醒的希望。这座城市在夜幕降临前总是显得格外温柔,煤气灯的光晕在雾气中扩散,咖啡馆的窗户透出暖黄色的光,行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仿佛忘记了自己正被占领,忘记了宵禁的钟声即将敲响。

      但在这种温柔的假象之下,某种危险的行动正在酝酿。一个西班牙画家,一个西班牙飞行员,即将去敲响一位阿根廷钢琴家的门。

      古蒂看了看墙上的钟:晚上七点十分。宵禁从九点开始,但八点之后街道上就会变得危险。

      “我们需要一个理由去见他,”古蒂说,开始翻找衣柜,“不能直接说‘我们需要你帮忙救一个飞行员’。那样他会把我们直接赶出门。”

      “那用什么理由?”

      古蒂从衣柜里扯出一件还算干净的衬衫。袖口有颜料渍,但领子完好。“艺术,”他说,脸上浮现出那种准备恶作剧的孩子般的笑容,“永远用艺术作为理由。雷东多可能拒绝帮助陌生人,但他不会拒绝讨论艺术。”

      “具体点?”

      “我父亲曾经帮他伪造过一份音乐手稿——说是新发现的莫扎特未完成作品。实际上是我父亲自己写的,但雷东多看出来了,还是感激我父亲愿意冒险。”古蒂快速换上衬衫,“我们可以说,我们发现了我父亲的遗物里,有关于那份手稿的新线索。需要请教他。”

      “他会相信吗?”

      “他会怀疑。但以他的性格,他会让我们进门,因为他想知道我们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古蒂对着墙上的一面破镜子整理头发,“而且,根据我父亲说的,雷东多喜欢聪明人。讨厌蠢货,但欣赏聪明的、有胆量的人。”

      劳尔低头看了看自己脏污的飞行夹克:“我需要换衣服吗?”

      古蒂打量了他一眼,从衣柜里又扯出一件旧外套:“穿上这个。你看起来像个流浪汉,但至少是个干净的流浪汉。”

      外套太小,劳尔穿上后袖口短了一截,但至少遮住了飞行夹克。古蒂又从抽屉里翻出一顶鸭舌帽,扣在劳尔头上,遮住他过于醒目的黑发和额头。

      “好了,”古蒂后退一步,审视着自己的作品,“现在你看起来像个……失业的诗人。或者失败的画家。在巴黎,这很常见,不会引起注意。”

      他自己穿上了一件深色的旧大衣,领子竖起来。在门边的镜子前,他停顿了一下,看着镜中的自己:二十四岁,金发凌乱,眼睛下方有因为长期熬夜绘画留下的阴影,嘴角习惯性地微微上扬,像是随时准备嘲讽什么。他突然想起母亲去世前说的话:“何塞,你的问题是你总想拯救世界,但你连自己的颜料都整理不好。”

      也许她说得对。但现在,颜料整理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当窗外就是坠落的天使。

      “我们走吧,”古蒂说,吹灭了画室里唯一的一盏油灯,“趁天还没完全黑。”

      雷东多住在第七区,塞纳河左岸,离荣军院不远。那是一个安静的街区,战前住着外交官、教授和成功的艺术家。现在,许多公寓空着,主人逃走了,或者“被重新安置”了。但雷东多的窗户还亮着灯,像黑夜中一颗固执的星辰。

      他们选择了最长的路线,沿着小巷走,避开主要街道。古蒂对巴黎的街道了如指掌——这是从小在街头游荡长大的孩子的本能,事实上他对马德里的街道也了如指掌。他知道哪条巷子的路灯坏了,知道哪个转角有警察喜欢盘查,知道哪家商店的后门可以快速穿过建筑。

      路上他们只交谈了一次。

      “你为什么留在巴黎?”劳尔问,声音在狭窄的巷子里显得很轻,“你的西班牙口音……你完全可以假装是法国人,去南方,去自由区。”

      古蒂沉默了几步。“我母亲在这里去世,”他终于说,“我答应过她,会照看她的坟墓。而且……”他踢开脚边的一个空罐头,“而且我觉得,逃离一次已经够了。我母亲带着我逃离了马德里,然后呢?她还是死了。有时候,逃跑只是延长了结局到来的时间。”

      “那你为什么帮我?这可不是‘不逃跑’。”

      古蒂笑了,这次是真正的笑,虽然很短暂:“也许是因为今晚我不想画天使了。”

      他们经过了巴黎歌剧院。即使在夜晚,这座建筑依然灯火通明,德国人把它变成了军官俱乐部。窗户里传出音乐声,是华尔兹,欢快得令人作呕。门前停着几辆军用轿车,司机在车边抽烟,红色的烟头在黑暗中忽明忽暗。

      劳尔停下脚步,看着那栋建筑。“他可能就在里面,”他低声说,“在地下室。”

      “别想这个,”古蒂拉住他的手臂,“现在想这个只会让你发疯。一步步来。先见到雷东多,看看他愿不愿意帮忙。如果他不愿意……我们再想其他办法。”

      “还有其他办法吗?”

      “在巴黎,总是有其他办法的。只是那些办法通常更糟糕。”

      他们继续走。过了河,进入左岸。街道变得更安静,灯光更稀疏。偶尔有巡逻队经过,他们躲进门洞,屏住呼吸,等皮靴声远去。

      晚上八点二十分,他们站在了雷东多公寓楼的门前。这是一栋十八世纪的建筑,外墙是米黄色的石头,已经被时间和煤烟染成了灰色。大门是厚重的橡木,上面有精致的铜制门环,做成了狮头的形状。

      古蒂抬头看向三楼。左边的窗户亮着灯,窗帘没有拉严,可以看见室内书架的一角,还有一架钢琴的轮廓。

      “准备好了吗?”古蒂问。

      劳尔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

      古蒂拉起门环,敲了三下——不是连续的三下,而是有节奏的:两下轻,一下重,停顿,再一下轻。这是战前艺术家们来访时的约定暗号,意思是“有要事相谈”。而古蒂恰巧知道。

      他们等待。时间过得很慢,慢得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终于,门内传来脚步声。不是匆忙的,而是平稳的、从容的脚步声,这在战时是相当难得的。

      门开了。

      费尔南多·雷东多站在门口,穿着深蓝色的睡袍,里面是白衬衫和黑裤子。他没有戴领带,领口松着。手里拿着一本书,食指夹在书页间,像是刚刚被打断阅读。他的脸在门厅昏暗的光线中显得比舞台上更瘦削,眼窝更深,但那目光依然锐利。

      他的目光先落在古蒂脸上,停留了一秒,像是愣了一下。然后移到劳尔脸上,更久一些,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最后回到古蒂。

      “古蒂,”他说,声音低沉平静,“安东尼奥的儿子。”

      “晚上好,雷东多先生。”古蒂说,显然他此刻也并不像他在劳尔面前说的那样那样自信。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很抱歉这么晚打扰您。但我们发现了一些东西。关于我父亲当年帮您处理的那份手稿。”

      雷东多的眉毛微微扬起,几乎难以察觉。“是吗?”他说,语气里听不出是相信还是怀疑,“进来说吧,外面冷。”

      他侧身让开。古蒂和劳尔走进门厅,雷东多在身后关上门,锁上了两道锁,一道普通的锁,一道沉重的铁链锁。

      门厅很小,铺着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砖,已经磨损。墙上挂着一面威尼斯镜子,边缘的镀金已经剥落。空气中有种气味——旧书、雪松木、还有一丝淡淡的消毒水味,像医院。

      “把外套给我,”雷东多说,不是询问,是指示,“然后去客厅。左边第二扇门。”

      他们照做了。雷东多接过两件破旧的外套,没有露出任何嫌弃的表情,只是仔细地挂在了衣帽架上,然后示意他们前进。

      客厅很大,天花板很高,有三扇朝南的落地窗,此刻被厚重的深红色窗帘遮得严严实实。房间里的陈设简单到近乎苛刻:一架黑色施坦威三角钢琴靠在墙边,琴盖关着;两个塞满书的书架;一张深色皮沙发;一把扶手椅;一张低矮的咖啡桌,上面除了一个烟灰缸什么都没有。没有装饰画,没有地毯,没有花瓶。这里不像一个艺术家的客厅,更像一个修道院的房间,或者一个等待开始的舞台。

      唯一显示出居住者个性的,是钢琴上放着一只小小的银质相框。但相框背对着客人,看不到里面的照片。

      “坐。”雷东多说,自己坐在了扶手椅上。他没有问他们要不要喝点什么,没有寒暄,直接切入正题:“什么新线索?”

      古蒂坐在沙发边缘,劳尔坐在他旁边。古蒂感到喉咙发干,他准备好的说辞在雷东多冷静的注视下突然显得幼稚可笑。但他还是说了出来,尽量让声音平稳:

      “我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本笔记。里面提到那份莫扎特手稿……可能不止一份。可能还有关联的文献,藏在巴黎某个地方。”

      雷东多静静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不是焦虑,而是在打某种看不见的拍子。等古蒂说完,他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他说:“你父亲去世前六个月,把所有的笔记都烧了,在他知道自己肺病无药可救之后。我在场,我帮他点的火。”

      画室里一片死寂。

      古蒂感到血液冲上脸颊。他早该想到,雷东多和父亲的关系比他知道的更密切。劳尔在他身边一动不动,但古蒂能感觉到他身体的紧绷,像随时准备扑出去的豹子。

      雷东多身体前倾,手肘撑在膝盖上,双手手指交叉。他的目光从古蒂脸上移到劳尔脸上,再移回来。

      “现在,”他说,声音依然平静,“告诉我真实原因。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在宵禁前一个小时,冒着被巡逻队抓到的风险。”

      古蒂看了一眼劳尔。劳尔微微点头——这是放弃伪装的意思。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古蒂说,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颤,“我的朋友——这位是劳尔——他的搭档昨晚被德国人抓走了。他是个飞行员,英国皇家空军,但他是西班牙人,和我们一样是共和派。他被关在某个剧院的地下室,可能是歌剧院,可能是喜剧院。我们需要救他出来。”

      雷东多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他甚至没有看劳尔,只是继续盯着古蒂:“为什么找我?”

      “因为您认识人。因为您有……影响力。因为我父亲说过,您是个在正确时刻会做正确事情的人。”

      “你父亲是个性情中人,”雷东多说,语气里第一次有了某种情绪——不是愤怒,是某种更深沉的疲倦,“而性情中人在战争中通常死得最早。”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但没有拉开窗帘,只是站在那里,背对着他们。他的背影挺拔,但肩膀有一种细微的、几乎看不见的下沉,像是承受着看不见的重量。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古蒂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能听见窗外远处隐约的汽车声,能听见劳尔压抑的呼吸声。他看向钢琴上的银质相框,突然很想知道里面是谁的照片,是家人?是爱人?还是一个已经失去的朋友?

      雷东多终于转过身。他的脸在昏暗的光线中像是用大理石雕刻的,每一道线条都清晰而冷硬。

      “假设我愿意帮忙,”他说,每个字都像是经过精确称量,“假设我相信你们不是德国人派来的诱饵——这个可能性很大。那么你们需要知道几件事。”

      古蒂感到一阵微弱的希望。“您说。”

      “第一,我不认识任何能直接进入剧院地下监狱的人。那不是社交场合,那是地狱的前厅。”

      “但是——”

      “第二,即使我能安排见到他,救他出来也需要计划。周密的、完美的、考虑到所有变量的计划。而你们,”他的目光扫过两人,“一个画家,一个飞行员,看起来不像擅长制定计划的人。”

      “我们有您,”劳尔第一次开口,声音因为长时间沉默而有些沙哑,“如果您愿意成为那个制定计划的人。”

      雷东多看着他,第一次真正地、专注地看着他。“你为什么认为我会冒这个险?为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西班牙飞行员?”

      “因为如果您不帮忙,”劳尔说,声音平静得可怕,“我会自己去。而我几乎肯定会失败,会死,会连累古蒂,也许还会因为审问而泄露您的名字。但如果您帮忙……至少有一个微小的机会,我们能成功。至少有一个微小的机会,您今晚可以入睡时,知道自己阻止了又一个生命被碾碎。”

      又是一阵漫长的沉默。雷东多走回钢琴边,手指轻轻拂过光滑的黑色琴盖,像是在抚摸一只沉睡动物的皮毛。

      “你们知道他可能在哪个剧院吗?”他终于问。

      “不确定,”古蒂说,“但根据传言,歌剧院的可能性更大。那里离圣路易岛更近,而且地下室结构复杂,适合做临时监狱。”

      雷东多点了点头,像是在心里计算什么。“歌剧院今晚有演出吗?”

      “有。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为高级军官和合作者举办的特别演出,八点半开始,预计十一点结束。”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杜兰德先生——浴室老板——他侄子在那里做灯光助理。他抱怨过今晚要加班。”

      雷东多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厚厚的书。古蒂眼尖地发现不是书,是相册。他翻开,里面也不是照片,而是各种节目单、剪报、手写的笔记。他快速翻到某一页,抽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

      那是一张巴黎歌剧院的平面图,很旧了,边缘已经发黄,但线条依然清晰。

      “1938年,我在那里演出时,舞台经理给我的,”雷东多说,将图纸铺在咖啡桌上,“标注了所有的通道、楼梯、紧急出口。还有……”他的手指点在地下室区域的几个方块上,“储藏室、道具间、锅炉房。”

      古蒂和劳尔凑过去看。图纸很详细,甚至标注了某些门的锁的类型。

      “如果你朋友真的在那里,”雷东多继续说,声音现在完全是专业人士的语气,冷静、清晰、不容置疑,“他很可能被关在地下二层。那里有三个房间被改造成了临时牢房,因为远离舞台,声音传不上去。入口在这里——”他指向图纸上的一个点,“舞台西侧的楼梯下去,需要经过两道门。第一道通常不锁,第二道有守卫。”

      “您怎么知道这些?”劳尔问。

      雷东多抬眼看他,眼神里有某种无法捉摸的东西:“因为两个月前,他们‘邀请’我去那里演出。我拒绝了。但他们坚持带我参观了设施,大概是想让我印象深刻。”他的嘴角浮起一丝冰冷的微笑,“我确实印象深刻。尤其是地下室。”

      古蒂感到一阵寒意。不是因为雷东多知道这些,而是因为他拒绝演出后还能完好无损地站在这里。这意味着雷东多要么有强大的保护人,要么有德国人需要的东西——或者两者都有。

      “那么,”古蒂说,声音里有他自己都惊讶的坚定,“我们有图纸,我们知道他在哪里。我们需要的是进入的方法,和离开的方法。”

      雷东多直起身,双手插在睡袍口袋里。“今晚不行,”他说,“太仓促。我们需要准备。需要合适的衣服、合适的证件、合适的理由出现在那里。而且需要了解守卫的换班时间,了解演出结束后的巡逻路线。”

      “但每过一小时,他就在那里多受一小时苦,”劳尔说,声音开始失去控制,“每过一天,他们就可能把他转移到别处,或者……或者直接处理掉。”

      “我理解,”雷东多说,语气没有变化,“但冲进去送死,不会帮他。只会让德国人今晚多抓两个犯人——或者多两具尸体。”

      他走到窗前,再次背对他们。当他再次开口时,声音里有某种东西改变了,不再是完全的拒绝,而是开始考虑可能性。

      “给我一晚上的时间,”他说,“我需要思考,需要联系一两个人。你们留在这里。楼上有间客房,你们可以睡。明天早上,我会告诉你们我的决定。”

      “如果决定是不帮忙呢?”古蒂问。

      雷东多转过身。在昏暗的光线中,他的脸一半在阴影里,一半被窗外透进的微光照亮。

      “那么我会给你们一些钱,一些□□,帮你们离开巴黎。这已经比大多数人愿意做的更多了。”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补充道,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但我会帮忙。不是因为我相信会成功,而是因为如果我拒绝,我将不得不在余生中,每次弹奏钢琴时,都听见你们敲门的声音。”

      他走向门口。“跟我来,我指给你们客房。然后请不要离开房间,不要开灯,不要发出声音。这座楼里还住着其他人,不是所有人都友好。”

      古蒂和劳尔跟着他上楼。楼梯是木制的,踩上去会发出细微的呻吟。二楼,雷东多推开一扇门,里面是个小房间,有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把椅子。窗户也被厚重的窗帘遮着。

      “只有一张床,”雷东多说,“你们需要轮流睡,或者挤一挤。卫生间在走廊尽头。我会在早上七点叫你们。”

      他准备离开,但劳尔叫住了他:“雷东多先生。”

      雷东多停在门口,没有回头。

      “谢谢,”劳尔说,“无论明天您的决定是什么,谢谢您今晚让我们进来。”

      雷东多微微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关上了门。

      古蒂和劳尔站在黑暗的房间里,听着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远去,然后是楼下客厅门关上的声音,然后是钢琴声。不是弹奏,只是几个单独的音符,低音区的,沉重而缓慢,像是在测试琴弦的张力。

      古蒂走到窗边,撩开窗帘一角。外面是巴黎的夜晚,安静得可怕。远处,歌剧院的轮廓在夜色中耸立,顶部的阿波罗雕像举着他的竖琴,像是在为这座城市演奏安魂曲。

      “你觉得他会帮忙吗?”劳尔低声问。

      古蒂放下窗帘,让房间重新陷入黑暗。“他会,”他说,声音里有种奇怪的确定,“因为艺术家最无法忍受的,不是死亡,是沉默。而如果我们失败,他将永远沉默。”

      他们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然后古蒂说:“你睡床。我睡地板。”

      “我们可以挤一挤。”

      “床太小了。而且我习惯睡地板,在画室经常这样。”

      他们没有再争论。劳尔躺在床上,古蒂从衣柜里找到一条旧毯子,铺在地板上。房间很冷,但比外面的街道温暖。

      很久之后,当古蒂以为劳尔已经睡着时,他听见床上传来很低的声音:

      “我们会找到他的,对吗?”

      古蒂在黑暗中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模糊的阴影。“我们会尝试,”他说,“这是我们唯一能承诺的。”

      楼下,钢琴声又响起了。这次是一段完整的旋律,悲伤而美丽,在寂静的夜晚里流淌,像一条看不见的河流,穿过被占领的城市,穿过锁上的门窗,流向某个尚未确定的终点。

      而在歌剧院的深处,在地下二层的某个房间里,费尔南多·莫伦特斯靠墙坐着。手腕上的手铐磨破了皮,渗出的血已经干涸。他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没有恐惧,只有等待——等待劳尔,等待救援,等待死亡。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越来越近。

      莫伦特斯抬起头,准备迎接接下来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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