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帝无关（旧）》metempsy

3、街头：BLACK BLOOD

　　街头：BLACK BLOOD

　　唐人街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南端下城，以勿街为中心，包括坚尼街，摆也街，披露街，拉菲耶特街，包厘街和东百老汇大道。没有人知道唐人街是何时开始形成的，然而当他们发现的时候，这里已经成来美华人的聚集地。早在上个世纪初，那些最初被美好幻景欺骗而来的Porcelain劳工便聚集在这里。那时，美国政府禁止华人家属入美。我猜那大概是出于不想在美国本土形成东方族类的群落，然而当赌博，吸毒和□□带来的动荡不安扩大到纽约其他城区高级住民心头的一块阴影的时候，他们终于发现女人和儿童才是保持平衡的重要因素。唐人街便因此而一发不可收拾。
　　肮脏，混乱是它的判词。血和黄金则是它存在的唯一动力。
　　我开始了解这一点比我开始学会用英语骂人要早，而那又比我懂得如何正常会话要来得早。我并不想归罪于我的生存环境，而同样我也不想归罪于我的本性。我的父母虽然普通，然而却有着他们这样的普通之中所蕴含的单纯的善良。我并不愿相信身为他们独生子的我天生就该是个恶棍。
　　虽然我的确是个恶棍。
　　那么我该归罪于什么？
　　六岁时我走在街上便已经懂得在袖口中揣一柄水果刀，七岁的时候我已经能够比所有孩子都快地让刀片从袖口中滑出，尽管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孩子敢来惹我，至少五岁到十二岁之间的没有。
　　我学习如何保护自己比学习其他任何东西都快。当我发现我所面临的一切与我曾经熟悉的生活没有任何共通之处的时候我也在用令人惊讶的适应力改变着我自己。我们住在多耶斯大街的一个尽头，在那个被称为“血腥之角”的街巷旁一间鱼店上面积不足五平方米的窄小阁楼里面，不过幸而除了人之外我们也没有什么家具需要摆放。
　　我并不知道父亲究竟在从事何等的工作，根据经验猜测大概是码头搬运工或与之相近的体力工作的一种。父亲回到家里的时候常常是体力完全透支的模样，连句话都来不及说便倒在地板上熟睡过去。
　　母亲在一家饭店做杂工，做得并不比父亲轻松然而工资微薄。这自然没什么好抱怨的。就算这里是唐人街，就算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同属一族，然而这并不能够改变生活的本质，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想要钱，而不恰巧没有身份证明没有语言能力的偷渡客是最没有资格获得资产的一类。
　　那是我最初懂得的事实，也是我开始离开家门走在外面的唯一理由。
　　那时我完全欠缺管教。三岁的孩子原本正是贪恋父母温暖的年纪，然而我所能够做的不过是独自一人坐在那间甚至远不如父亲在海边搭建的窝棚所具备的遮蔽效果良好的小房间里撕扯被褥上的线绳。当然那为我换来了一顿毒打，自我出生之后第一次感受到那样的暴力和委屈。
　　那之后的一天我扯坏了家里所有我能够够得到的针织品，包括那件我极喜欢的团花袄。我像只暴怒的小狗一样糟蹋东西，并不知道这些仅有的财产对我的家庭有多么重要。然后我逃了出去。房门没有锁，那不过是因为我们甚至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一把结实的锁头更加值钱。
　　后来我清楚了解到一个孩子独自一人漫无目的的在街上游荡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然而当时我一无所知，仅仅凭借自己最后的勇气和恐惧冲了出来。唐人街的街头，和所有贫民窟的街边一样，就像被挤上太多人送往海中的舢板，总有人会不吭一声地掉进地狱的波浪中。那是个见鬼的真实逻辑。
　　多耶斯大街在二十世纪初曾是□□枪战的遗址。而我在那里的那个时代，□□的活动已经转移到更大的范围中去。他们争夺的是摩特街那样的唐人街精神中心，而不是多耶斯这样的漆黑狭窄深巷。因此在这里游荡的不过是些会为了见血取乐而在你脸上来一刀或者以殴打孩子来获得某种心理学上满足的混混和疯子，他们乐意倾听孩子尖细嗓门的哭叫然后在一旁□□。
　　那是群彻底的神经病。
　　那一次，我被带回家的时候带了满身的伤。幸运的是我只是被打了一顿，不幸的是那也足够糟糕。我的额头被砸破，一只眼眶肿了，手臂大片的擦伤，而背上腿上的伤痕更是不计其数。被那个高个子男孩绊倒的时候我便哭了。他看起来十三四岁，和四堂哥差不多大，当然我从未期望过他对我友好，不过相对的我至少没有惹过他。他冲我吼了什么，带着广东味的英语对我来说不会比鸭子听雷更具有建设性。他打了我的眼睛上面，我便哭得更凶，然而被他扔在地上的时候我还是聪明地蜷缩起来，用背部去迎接他的脚踢。虽然恶心和疼痛还是差点让我昏了过去。
　　我不知道究竟是谁帮了我那个忙。母亲赶来撵走了那个家伙救了我，当我醒来的时候便看到母亲含泪苦涩的眼和父亲一脸狂怒的表情。然而随后我便知道那愤怒是对于我而非那个打了我的家伙的。
　　父亲骂了我，但是没有打，那是母亲竭力劝阻的结果。我缩在墙角默默地听着，甚至没有哭。但是似乎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习惯于将膝盖收拢在胸前的姿势，只有脊背贴靠在冰冷墙壁上才能够入睡。
　　父亲的咒骂更像是一种宣泄，对于这个与梦想极端不符的现实的诅咒和怨恨，而不是对于我。母亲在一旁流着泪缝补被我扯破的布匹，用从邻居家借来的针线。
　　隶属于同一个家庭的人，就是那样持续着一个古怪的三角平衡，在暴乱的寂静中等待着时间的流逝，直到房东的鱼店老板因为不堪忍受嘈杂而上来用广东话大骂一番为止。
　　我想，或许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都完了。
　　伤口的疤痕完全脱落的时候天已经很冷了。自从我做了那件错事之后，家里到底添置了一把小锁，然后用从街头捡来别人废弃的木头柜子装好所有的贵重物品锁上，将我同它们隔离。天转冷的时候母亲将补好的团花袄找出来给我穿，然而她不知道，大红绣花上横七竖八的缝合痕迹已经全面破坏了我对这件衣服的喜爱和好感，而它更让我想起那次毒打，我再也不肯穿那件衣服，即使纽约的冬天比起家乡要冷得多，而我生来就是尤其怕冷的那种身体。
　　那次遭遇给我对唐人街街头文化的认识上了极生动的一课。在父母的疏于看护之中，我用更多的时间开始熟悉和重复这些课程。
　　地界而分的拉帮结伙在孩子们这里同样盛行，那就好像是澳大利亚蝴蝶找到自己旅行的路程一样被镶嵌在遗传基因中的梦幻，没有大人带领，而熟悉的语言已经将人们拉开界限。打我的那个孩子便是广东孩子的头目之一，而上海畏缩的小男孩们结成一伙的时候也仿佛将他们的胆子揉成了一个。我所住的街区福建人少得可怜，然而枝繁叶茂的方言分支让我们原本可能达成的同盟也更加支离破碎。我和他们所有人打，似乎和所有人都有仇。很多时候我能够赢得胜利，然而更多时候会被打倒，我很早就学会球员们在摔倒是所擅长的滚地的招数，为此我手肘和小臂附近几乎没有一天不带伤口的。
　　第二年的冬天我抢了一个广东小孩的大衣，很暖和的鸭绒。那小子在我们这里算是难得的富裕户，擅长炫耀和受苦之后叫来大帮助手。孩子们是很容易接受糖果和点心的贿赂的。
　　抢了他之后我跑回家，那个时候母亲已经忙得几乎夜不归宿，而父亲，我很怀疑他有没有从他那些黄色的小药片之中抬头看一眼他儿子是不是穿了他不曾为他买过的外衣的时间和兴致。那时候父亲已经在吸毒，而且陷得很快。
　　我回家的时候父母都不在家。我把抢来的大衣小心包裹后藏进柜子的角落。母亲不知道，那种弹簧挂锁用一只汤匙就能撬开。然后我犹豫一下，换上了原来的那件团花袄。那小子很快就会叫来一帮人为他复仇，我可不想打架的时候被冻得浑身哆嗦。
　　我必须去应战，让这件事情尽快落下定论。而正面接触远比被人偷袭有利的多。我很清楚。
　　尽管我也不愿意面对围攻。
　　柜子顶上放着一柄水果刀，是从家乡带来的，西边游牧民族切肉刀的造型。尽管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几乎就没有吃过什么新鲜水果，它仍然摆在那里，然后它便在我袖子中。
　　当我离开家差不多二十码的时候他们便围上了我。四个人，还包括了那个当年给我上了第一课的家伙。那时我已经知道他的名字，威尔·李，我听见他的同伴那么叫他。这或许是场意外的雪耻战，尽管我猜他甚至已经不记得原因。我从未试着设想自己会有多么重要，不过这样更好。
　　他根本不会猜到我会第一个冲向他。颜苏同的名声在多耶斯大街即高贵又卑劣，他们都知道我不是什么英勇战士。打不过就跑，我从来没违背过这个。
　　他比我高出太多，我冲过去之后一头撞在他肚子上，推着他后退，一面笨手笨脚的甩出刀片。刀子在刺入他小腹之前先切开了我的手指，然而肾上腺素的过度作用让我几乎没有感觉到疼痛。太阳穴上的血管在嘣嘣跳动，刀尖扎入身体的时候刀柄从我手中滑脱，叮当乱响地掉在地上。他摔倒了，我也是。我们两个的衣服上都沾了血，而他显然以为那些血是刚刚划过他皮肤的冰凉刀尖造成的，他做了他这一类英雄所不该做的一辈子的错误。
　　他昏过去了。
　　我慢慢爬起来，手上湿乎乎的握不住刀子，锈迹斑斑的刀片上沾了血，我把它举起来的时候他们都退开了，然后逃跑了，将我和一个昏倒了的威尔·李丢在大街上。没有人过问。在唐人街没有盛行叫警察的习惯。他们都跑了，他们都输了。
　　后来那把刀被我留在身边，母亲曾经找过，然而没有问我。对她来说自己的儿子已经获得的街头恶棍的名声是不可信的，在她眼中我仍然是那个安分瘦小，擅长哭泣胜过其他的乖男孩，而这样一个孩子是不会将一把刀子藏进袖口永远带在身边的。
　　在唐人街的最后一年里那把刀没有离开过我的身边，而直到如今我也依然习惯于能够从身体的某些部分摸出小刀的感觉。达佛涅斯一直以他对我的教导感到自豪，然而他永远不会知道，他自以为驯养的野豺就产生在这里。
　　颜苏同，那是当时孩子们眼中的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