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与雀》山月崽

139、第 139 章 “尾崎先生

　　“尾崎先生？”
　　春天来了，三月，画匠在桐岛家门口认出尾崎光，然而他发现对方已经大变——曾经那个热血沸腾，天真鲁莽的年轻人已经却衰老沉默了。尾崎光的头发被剃了好多，白了好多，身上衣服也从体面的洋服变成平民的粗布了。桐岛和金陵似乎在给尾崎光送行，他们脚边堆着两三个破烂的行李箱，桐岛对尾崎光哀愁叹息，金陵脸上浮着些冷漠的神色。这三人叫画匠犹豫踟蹰了好一会，最终才试探着走去叫了声“尾崎先生”。
　　“您还能认出我？”
　　尾崎光早就知道画匠住在桐岛家附近，但他对画匠的语气很客气，末了他露出生疏的笑，但也没和画匠握手。“我在桐岛先生家里寄居了几日，身体和精神都不太好。今天好些了，终于下定决心回东京去了。”
　　“您怎么会来南京，在桐岛先生家里？”
　　“哦，天津之事后家里出了些变故，银行被抄了，父亲去世，母亲不堪打击也去世了。在这变故中，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曾经的‘理想’是多么可笑，廉价，不值一提——瞧我，总是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即使它给我招来那么多灾祸！哈哈！话说您回南京后气色好多了，还在继续画画吗？”尾崎光似自言自语，又似和画匠对白，“我看了您早些年的画集，发现您是画浮世绘出身的。”
　　“画集都是十多年前的东西，我也不是什么出名人物，您居然能搜到。”
　　“是一个叫‘伊势月’的人给我的。那段时间我在监狱——唉，不说了。总之您的作品给予我很多安慰，至少在这么多‘主义’的纷扰下，它们仍旧是纯粹的艺术。您接下来有出版新画集的打算吗？”
　　“我……也许有吧。”
　　“那您记得联系我。家里在东京浅草留下了一间画廊，我以后就在那里专心经营。目前规模虽小，但印刷几本画集倒还力所能及。”
　　“您居然在浅草有画廊吗？”
　　“是啊，有可能的话，以后联系我吧。在天津的经历确实给我了许多教训，王先生，琼先生，伊万诺夫先生所在的世界，不是我该在的。那个世界太凶险，太丑陋，太肮脏，稍有不慎就会丧失性命，我想……我再也不会来中国了。”
　　尾崎光递给画匠一张名片，他提起脚边几个箱子告别后便离开了。
　　“金陵，今早是不是该和老师交春季考试申请去了？”桐岛有意无意望了望巷子口的花树，光溜溜的枝头已经破了几个花苞。他半感慨半严肃道，“振作了就好好努力，咱们今年一定有大学上。”
　　春天代表着告别，也代表开始。
　　1934年春，中华民国继续沿袭壬戌学制确立的“六三三”教育框架（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当时没有全国统考，各个院校依旧实行春季或冬季单独招考。不过由于各地中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一些大学仍保留预科以应对同年高中毕业生不足、或学生未能取得高中学历资格的情况。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使得当年江浙沪地区高中生锐减，部分乡镇甚至出现“一人考生”，于是各个大学不得不增设预科班以应对情况。
　　春季开学，画匠“喜提”班主任，这大概要归于他先前没服从学校安排，擅自滞留天津之故，但也可能是因为他是日本人。无论是女大还是中央大学，外籍教职工数量都不算少，但日本人格外叫中国人们刺挠，这大概是因为掺杂了国家仇恨之缘故。在填写报考档案的时候，金陵说画匠实在是太老实了，遇到这种事情就该抗议，然而画匠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在学校这个小集体，他或多或少算个外人。
　　“要是所有抗议都有用，那就不会有不公了。”
　　画匠把他写的升学推荐表递给金陵，金陵封好了档案袋，而后问画匠为何会认识尾崎光。画匠含糊回答，说以前因为画画认识的，金陵摇了摇头，说这种人还是没有交集为妙。
　　“尾崎是反对日本的革命党，天津金融闹乱，他全家被满洲国和日本军部当了枪使。他父亲尾崎行长是迫于压力切腹自尽了，母亲也是自我了断才换他一条生路。这种连累父母的人有什么出息呢？我爸爸就是老好人，心太软了，他总是在念及旧情，却不顾及自己。”
　　现在的金陵似乎变了个人：她此前那种少女的激情和痴狂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世俗成年人的冷静与旁观。对现在的她而言，世界上许多矛盾是万古不可消弭的，比如日本内部的矛盾，还有更尖锐的中日矛盾——这些都是尾崎光借住时她意识到的。什么理想，什么信仰，都抵不过现实的矛盾。末了金陵对画匠开玩笑，说还好他已经娶了那个叫“王宝钏”的乡下女人，否则她不可能这么快就去魅。
　　“美术老师，我知道你没有妻子，只是单纯为了拒绝我，但这种拒绝反而叫我清醒了：原来你为了逃避我到如此程度。原来你也只是个无力解决矛盾的普通人啊。”
　　金陵说的没错，画匠确实是个普通人。是普通人就会有普通人的烦恼，困惑，忧愁，比如学生们把班主任的指令当“狗屁”。
　　那天，二十个女学生从女大随园校区出发去莫愁湖公园，这算是一段小小的远足。画匠带队，到公园才发现还有四十个国立中央大学的男学生——他们也是来写生的。女学生们青春芳华，男学生们蠢蠢欲动，开春莫愁湖的天气还没有彻底转暖，但男男女女们眉目飞转，他到她那里耍一下，她到他那里弄一下，人来人往，六十人渐渐混作一团。
　　“你们不要乱跑，都留在自己的写生位置！”
　　没人听。
　　“没画完的不准离开，必须起完形再走！”
　　还是没人听。
　　“你们到底是来做什么的，这谁的画板？”
　　更没人听了，只有学生们的窃笑，画匠甚至还听到有人悄悄说“当然是来挑对象的，谁在那里傻坐画画呢”。画匠真是胸口堵得慌，但这些男男女女像水池里游离的鱼，抓了这个的尾巴就会放走另外几条。预科班的学生本身年纪大了，再者又对美术轻视不感兴趣，所以想管住他们简直比管一个散兵团还困难。画匠扯着嗓子在混乱里发号施令，有个人拍了拍他肩膀，问他这幅湖景画的怎么样。画匠瞬时欣喜，想这到底还是有好学的人，结果转头看见老王贱兮兮的笑脸——他穿了正经的衬衣和洋服马甲，甚至还用发胶整理了下头发，可谓是难得的“人模狗样”了。
　　“怎么是你！”
　　画匠简直要失望地喊出来了，老王指了指湖心，说今天蒋先生起了雅兴要来莫愁湖划船，一众公务人员随从陪同。他本来在湖边闲得慌，却老远听见画匠的声音，于是就走了远路来湖对岸看究竟，没想到真是画匠。
　　“你这样管不住的，得来把匣子枪，朝天放几颗子弹他们就老实了。”
　　“难不成是驯土匪？这都是要考大学的学生。”
　　“我看也差不多。哎呀，放弃吧，春天来了，男欢女爱谁也拦不住。”
　　“我是带他们来写生的。”
　　“我看是来联谊的。”
　　“又笑，又笑！我的苦难是你的乐子，你就知道贱兮兮地笑！”
　　画匠急得用画板打老王，老王边被打边求饶。
　　“错了，小先生，别打了，学生我真错了，我帮你！”
　　“口说无凭，怎么帮？”
　　“你看着就是了。”
　　话罢，老王装模作样走到学生堆里，他换一副严肃表情指指点点，说自己是政府的官员，本是陪着总统府的重要人物来莫愁湖，谁曾想老远就听到一堆“野猴子”在湖边乱吼乱叫。那大人物心生不满，说要把这堆年轻不知好歹的野猴子抓起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老王这种在浑水里演了十几年的做派很快叫学生们老实了，他们谁都不敢乱跑，生怕真乱了什么风纪被抓起来。戏演得太真了，画匠被搞得有些紧张，他悄悄问老王这是不是真的，老王撇过一个狡黠的笑意，说蒋先生现在忙得焦头烂额，都没发现自己身旁少了一个人，更别说去湖对岸抓猴子了。
　　“春风还是有点冷，刚桌子上喝了两杯酒，这下都吹醒了。”
　　发胶并不牢固，湖面扬起的风很快把老王额前的碎发吹乱了。
　　“怪不得你靠近时候咋有点酒味。”
　　画匠伸手理老王的头发，可惜老王头发从小就硬，怎么都收拾不好。
　　“喝点也好，否则这一天白昼都难熬。瞧我，表面上风光，实际现在就跟街上要饭的乞丐一样，东讨一点，西凑一点。还是和你待在一起好，我现在心情有些低沉。”
　　“是不是又有人为难你？”
　　“是因为我在王府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去世了，今早刚见报的。虽然我和他们没有亲情，但他们的死却叫我感到空虚。伊万诺夫这老毛子，真行啊……算了，个人图个人利，再者我亲老子连生了三十多个孩子，一时半会也死不完。现在活着的几个估计全都跑日本去了，只有我和王小珩留在中国。美术老师，我们兄妹俩只有你了，都指望着你活呢——还好你我之间不存在男女之间的婚姻。”
　　“你真傻，这样才是最好的。”画匠抬手摸了一把老王翘起来的头发，“这样我就不会有顾虑：无论发生什么，你永远都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
　　“我也如此。”
　　又一阵湖风起，画匠想到了尾崎光临别时所说的“世界”：一个凶险，丑陋，肮脏，稍有不慎就会丧失性命的世界。画匠担忧老王在那样的世界里挣扎，老王却说还是画匠的班主任世界更“挣扎”，因为现在他管的几个女学生似乎正要逃跑。画匠一看还真是，女学生们都嫌画画无聊，画箱和画板都不收拾了，正要当着画匠眼皮子底下逃课去。
　　“美术老师，你再不去抓人就要背教学事故了。”
　　老王言语，画匠赶紧朝那几个女学生跑过去。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莫愁湖中央飘着的画舫一直在争吵，从中午到下午，日光淡下去了，饭菜也凉了，蒋先生的脸色也没好看多少。自美国1934年《购银法》推高国际银价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仅春季前几个月，中国净出口白银就已经远超此前任何年份的同等季度。目前预定政策是4月5日先征收白银出口税，这算是过渡性货币管理和市场托底的一种举措，但是依旧治标不治本。
　　“先按照那个美国经济顾问的提议做吧。姓王的呢？”
　　“岸上呢，方才对岸有点吵，他说他不上船，留在岸上帮您探路去了。”
　　“好啊，留在岸上好啊，我真想把他杀掉算了……他方才居然说□□也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友党，我们该协同□□来反抗外敌侵略！这都是什么浑话！”
　　“不可啊蒋先生，老王这人虽然和您有些许矛盾，但现在西南政府也拿他当旗帜。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流本和他没有联系，但因为他们和您有矛盾，现在反而开始故意支持老王了。老王要主持经改革，他们赞成，老王要国共合作，他们更是支持，更何况老王以前还在黄埔当过教官，西南当过土匪呢？您现在杀了这样一个人，岂不是给了西南政府反对南京的政治借口？”
　　此处所说西南政府，是1931年宁粤对立后留下来的一个西南地方政权架构。1932年原先在广州另立的国民政府撤销，改设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委员会，这些机关一直维持独立，到1934年已是两广联合的地方政权，其中陈济棠控制广东，李宗仁与白崇禧控制广西，三人不愿完全受蒋指挥，但暂时也没有公开宣称要立全国性中央政府。
　　西南政府是一块难解的心病，去年在福州起义妄图成立独立政权的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李济深不就是榜样吗？现在这几个人潜逃到香港去了，至今也没有被抓捕。当初这闽变可费了好些人力，足足八个师的陆军入闽，以空军、海军配合攻击才算打掉祸根，如今可不能再起一个了。
　　“那怎么办，难道任由这姓王的在未来投靠西南政府——”
　　“我做担保，他不会逃到两广去，要一直留在南京。这个人嘛，就是唱反调的性子，甭管什么总要反对几句，但做事还是好的。”饭桌上气氛有些紧张了，唐生智起来开了个玩笑，“诸位不要有顾虑，我和老王，誓必与南京共存亡。”
　　“行，把他喊回来吧，知人善用就得既往不咎，但前提是他先既往不咎，我才能善用他。”

　　“既往不咎”，就是“置于死地”的意思。
　　1934年春，苏联国家安全总局政治保卫处对费多罗夫进行了秘密审查，最终判定费多罗夫为叛国罪。这件政治案执行地特别快，费多罗夫被停职、逮捕、党籍开除、没收财产、内部司法机关审理，再到最后秘密枪决只用了不到二十天的时间，而其中连带着被枪决和流放的地方军官和干部有两百余人之多。如果放在其他地方其他历史时段，处置也许不会这样快，但是因为日本在远东扩张的缘故，神经紧张的苏联便毫无容忍了。然而，枪毙费多罗夫影响恶劣，所以苏联中央对此进行了步骤严密的“封口”。《真理报》上报道的新闻是“前远东司令费多罗夫突发心梗去世了”，然而奇怪的是，党内没有成立治丧会，而伊万诺夫本人也“恰好在那几天得了重感冒”，需要在家休养，所以也没有出现在克林姆林宫。
　　没出现不代表没会见，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昆采沃别墅会见了伊万诺夫。
　　“费多罗夫是你当年提起来的人，如今出了这种事，你也是要负担责任的。此事造成的影响很恶劣，你之后要在反思会上作自我批判，其他人也要对你进行批判，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过去的。”
　　“明白，我接受批判。”
　　“你现在态度很好，比年轻时候进步很多。新组建的远东班子还是交由你来带吧，我不信任二代集团军的人，杂人太多，老红军骑兵营出来的好些。对这些杂人，苏联要进行内部的剔除和自我革命。”
　　昆采沃是斯大林疗养的地方，那天他穿着随意，但表情却很复杂。昆采沃新修整的花园并没有让他放松下来，因为他还在思考其他事。
　　“伊万诺夫，你知道费多罗夫是因为‘一个女人的信件’而被彻查的吧。”
　　“知道，这封信是我交上去的。”
　　“你是不是也没处理好‘女人’的问题？”
　　伊万诺夫一怔，斯大林拿出一封信，说那是费多罗夫的新妻柳德米拉写的。她检举伊万诺夫有作风问题，早在哈尔滨的时候和一个中国的窑姐子搞在了一起，最后还生了个孩子。窑姐子身份被作假洗白了，摇身一变成了官太太，但归根到底还是个窑姐子。
　　“斯大林同志，我可以解释——”
　　“解释什么？解释你是怎么救赎她的，又在救赎里动了感情？伊万诺夫，我没有叫你压抑男人的那方面，你随便救赎哪个女人都行，可以是工人、战士、女大学生、甚至是蒙古的牧民，但偏偏是一个中国的窑姐子。你干了这么多年革命，怎么连这么点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明白！瞧，这就是代价。你搞他，他搞你，虽然费多罗夫贪污和通日是事实，但柳德米拉必然恨透了你，你把她的生活毁掉了——这女人还是有点本事，她印了一百多封这样的信四处传发。现在她已经被关起来了，但这封信已经在一些机关传了个遍。无数人知道你异国的风流韵事，而我居然是今早才知道的。”
　　信被摔在茶几上，斯大林一连说了好多话，他阴沉着脸抽烟斗。
　　“一个远东司令，居然被女人拌倒了，真是可笑！你讲给那些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听，谁都会耻笑苏联这个国家！”
　　气氛糟透了，中途保姆送来了红茶，然而谁都没喝。斯大林一直在抽烟斗，等茶放凉，他又开口了。
　　“我不会替换掉你，也不会让女人毁掉远东这么多年的建设——如果我现在因为这种事搞掉你，那就正中了那些杂人的下怀：他们企图在远东挑起民族对立和分裂。国家高于一切，和很多人相比，你只是犯了很多男人都会犯的‘小错误’。男女问题，很多有干部都有，甚至越能耐的越风流。主义是理想的，但一个一个纠察，苏联建设就要没人了。这事情压下去很容易，你按照我说的做就好了。”
　　“您请说，我一定照办。”
　　“离婚，立即和她划清界限。她回中国去，孩子留在苏联。”斯大林重新拿起桌上的信，他直接丢进炭炉子里。信一点点被火焰烧毁了，仿佛从来未存在过，“别林斯基被枪决的时候，你带着离婚文件来找我，不准有任何异议。”
　　这就是会见的全部内容。
　　很快，别林斯基也被军事法庭枪毙了，报纸上说检举他的是在伊犁受到压迫的中国人。他那个出自满清皇室的妻子也在蒙古境内被抓获，一举被抓获的还有其他兄弟姐妹，这几个人都是“通日间谍罪”，全部被判处了枪毙。苏联大小官方报纸将其当作整治案例宣扬，中国和满洲国的报纸也都作了详细的转载。
　　“费多罗夫吃得满肚子油水，就该有心梗；别林斯基一家欺压中国人，就该被反抗。这叫什么？老天看不下去作恶，就会伸张正义！”
　　春燕在收音机得知这个消息时候直呼“恶有恶报”，而且伊万诺夫把萨沙安全送到远东的事情让她终于爽快了。“湘湘”有了着落，这让她终于安心，终于解脱，甚至完全走出了流产带来的悲伤。然而，春燕还没意识到世界上不存在“老天”——世界上只有一种“天”，名为“权利”，而这“天”此时此刻就正在她丈夫手里。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她那个手里握着一片天的丈夫正在给女儿收拾进幼儿园的小书包，看起来和常人没什么两样，除了饭总是烧的糟糕。
　　“今天是谁要背着小书包去上学？”
　　“是我！是我！”
　　人生第一次开学，小豆子显得特别激动，她穿着幼儿园发的统一制服裙在客厅沙发上乱蹦。“慢点，慢点”，伊万诺夫把小书包递给小豆子，小豆子几乎是抢着背在身上的，然而也许是太激动了，她没蹦几下就摔在了沙发垫子里，这把伊万诺夫吓得赶紧用双手去接。
　　“没摔坏吧？”
　　“没事！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去学校？”
　　“这么急着上学啊？”伊万诺夫哭笑不得，他抬起手擦了擦眼睛。小豆子问他眼睛为啥红红的，伊万诺夫说他是因为高兴。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逝，伤感是伤感不尽的。那天开车送小豆子去幼儿园，伊万诺夫一下子变得很“迂叨”，他一边开车一边碎碎念，然而谈的全是春燕。伊万诺夫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春燕在医院里问他要军官证——他此前没见过这么大胆的女孩子。他还记得春燕找他吃饭，吃相真的很难看，但是他觉得她很自由——这是他一直向往的自由。
　　伊万诺夫的这些话让春燕感觉莫名其妙，而坐在后排的小豆子也什么都没听到，她正在全神贯注地翻自己小书包里的图画册。
　　“现在只是上幼儿园，以后上大学，你还了得？”
　　“对，现在只是上幼儿园……”
　　伊万诺夫又抬手擦眼睛，而春燕尚且沉浸在自己的畅想里。
　　“‘红星幼儿园’是莫斯科最好的幼儿园，豆子以后要在里面要学俄文、数学，钢琴、芭蕾，啥都要学，啥都学个遍！我女儿以后不会变成我这样的人，她要当工程师，当科学家。”
　　“你这样的人，难道不好吗？我希望她变成你这样的人。”
　　“不行，她得比我念更多的书。”
　　“她这么小，我们对她的期望应该是好好吃饭，睡觉，玩，然后交朋友。”
　　“吃饭睡觉谁不会，玩和交朋友不是自然而然？你就是对孩子太溺爱了。”
　　“真的吗？我都要四十五岁了，尚且不会好好吃饭，睡觉，玩，交朋友。”
　　1930年代的“四十五岁”是个等同于“有孙辈”的年纪，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苏联、西欧、美国，青年人的平均生育年龄多是十五六岁，所以四十五岁确实该有孙辈了。如果按照社会发展划分，那么这个家庭就凑齐了三个不同年代的人：爷爷辈，女儿辈，孙女辈；如果按照国家身份划分，那么这个家庭就凑齐了沙俄的男人，中华民国的女人，还有新苏联的孩子。然而尽管地域和时间的跨越有这么大，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是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
　　给小豆子拍家庭入学照的时候，新来的幼儿园老师米莎做出了以上推理。米莎是个善于思考的女大学生，而音乐增进了她对人类情感的理解。钢琴曾经是她执着追求的艺术，但是自从入职了红星幼儿园，她就不得不学会察言观色了——哪个男孩是某某中央官员的儿子，哪个女孩是某某地方官员的女儿，米莎都记得清楚。
　　这就是伊万诺夫的孩子；这就是伊万诺夫的妻子；这就是伊万诺夫的家庭。
　　和姐姐安德娅在莫斯科寄居篱下多年，聪慧的米莎早就学会了一套生存策略：如果想要活着，就得善于从别人脸色中推断出他们的内心想法。
　　“米莎老师，你会弹钢琴，我爸爸也会弹钢琴，我能听你弹钢琴吗？”
　　“可以呀，但是钢琴房在另一边，我带你去好不好？”
　　拍完入学照，孩子们都在教室乱哄哄跑，小豆子是第一个凑上来的。米莎很喜欢小豆子，首先因为她是伊万诺夫的女儿。目前米莎的父母和其他家里人还在哈巴罗夫斯克当流放犯，如果能巴结好小豆子，也许能调用伊万诺夫的权利赦免他们。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小豆子是今天打扮最漂亮的孩子，这说明她父母很爱她；小豆子讲话又礼貌又客气，这说明她父母花了很多心思教育她，培养她。
　　综合评估后，米莎觉得小豆子值得她特意去一次钢琴房。然而去后，钢琴房里已经有人了。墙体很薄，米莎能听到伊万诺夫和他的妻子言语；门关着，然而透过磨砂玻璃，米莎看到伊万诺夫倚靠着钢琴落泪。他的妻子安慰他，拥抱他。
　　“不要低估我对你的爱，离婚证明，签就签了，一张纸罢了……它不会改变任何事：我们永远都会是豆子的父母……”
　　“不一样，你对我很重要……为什么要剥夺掉，为什么……”
　　“你振作起来，我们现在都不是彼此最重要的人，豆子才是，你说过，你可以为她牺牲掉一切，我也如此。这是我唯一的女儿，我心甘情愿为她排除万难，为她牺牲掉一切……在她长大前，我们都对她保密。你答应过我……破损的心也可以跳动，对吧？我回家做饭了，按照那个人的要求，过几天我就会搬出去，所以这是最后一顿。豆子爹，快点学会做饭呀，现在菜老是糊掉。”
　　话语听的断断续续，有些可能听岔了，然而米莎知道了一个了不得的"秘密"。她想要偷听更多，然而门突然开了，春燕默不作声走了出去。伊万诺夫站在米莎面前，他手上拿着几份签过字的文件，眼角的泪痕还没有完全擦干净。
　　“米莎老师，你为什么在这里偷听呢？”
　　伊万诺夫讲话和小豆子的语气很像，一样礼貌而客气，只是小豆子暖暖的，他冷冷的。
　　“我是来带小豆子弹钢琴的。”
　　“这样啊，那请吧。如果我没记错，你的姐姐是作保洁的‘安德娅’。我看过你们一家的档案，父母在哈巴罗夫斯克。”
　　“对。”
　　“还活着吗？”
　　“活着。”
　　“很好，米莎老师，活着是第一要义，我们每个人都要活着。我现在要去昆采沃交差了，我完成了一个艰难且不可抗拒的命令。可以帮忙照顾我的女儿吗？”
　　米莎不知所措，小豆子拉了拉她的手。
　　“没关系，米莎老师，不是你的错，爸爸是因为我要上幼儿园才哭的。”
　　“她说的对，米莎老师，不是你的错，是我个人的问题。实不相瞒，我年轻时候并非如此，只是因为年纪大了容易伤感。”伊万诺夫最后擦了一次眼睛，而后换上了惯有的微笑，“心脏真痛啊，好像被人硬生生开了一个洞，但是没关系。破损的心也可以跳动，对吧？”
　　后来事情进展地很顺利，批判会开了几场，有自我反思和检讨。在场的人站在合适的角度批判，伊万诺夫基本沉默，偶尔说一些合适的话。一切不过是官僚的某种形式和流程，毕竟他和他的妻子已经离婚划清了界线，唯一值得被批判的污点抹去了，现在他又成了正确的一方。然而，他也没有全盘接受这种“正确”，他提出了要求，说自己孩子太小，不能没有母亲，而春燕在积极地进行学习和改造，属于欠缺但进步的一方。所以春燕不该现在就离开苏联，至少要完成一些中国人在苏联修的两年课程。这点要求很合理，所以最终也被接受了。柳德米拉散发的信消失了，流言蜚语也很快消失了。
　　小豆子对这一切都不知情，她只知道自己的“家”变成了两个：一个是爸爸的大房子，一个是妈妈的小公寓。小公寓比大房子窄多了，挤多了，也远多了。为什么妈妈要搬走？妈妈说她现在也要上学，住在原来的家里太远了，所以要搬出来。爸爸对此很伤感，然而对小豆子觉得大房子和小公寓没太多区别，小公寓甚至更好玩——那里有学生养猫。
　　“他们安排你来这？这地方都是耗子，你怎么住？”
　　“也有好处：至少这里有很多中国人。”
　　“我要给你重找地方。”
　　“不能，之前不是刚开完批判会吗？”
　　……
　　“咪咪，快过来。”
　　爸爸在帮着妈妈搬东西，小豆子在叫楼梯间一只橘黄色的猫。猫朝她弓背哈气，她以为是在示好。妈妈说她是个傻崽，连好意恶意都分不清；爸爸不太喜欢那只猫，因为猫代表着耗子很多。虽然他在竭力帮着妈妈收拾了，但是耗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它们窸窸窣窣从天花板奔跑而过，头顶上便传来“咚咚咚”的声音。
　　爸爸讨厌耗子，也讨厌那只猫。
　　待到晚上东西搬完，就该和爸爸回大房子的家了，但是小豆子不想走，她一直惦记着那只猫。于是那晚他们一家就留下来了——她想留下来，爸爸更想留下来。那天晚上妈妈和她睡床，爸爸睡沙发。睡觉的时候小豆子搂着妈妈的脖子，那只橘黄色的猫跳到窗户边上，眼睛发出绿莹莹的光。她坐起身，猫带着她去了很多奇妙的地方，那里米莎老师在弹钢琴，还有很多毛茸茸的小人在跳舞。大家跳啊跳，发出很多“咚咚咚”的声音。小豆子想要去摸那些小人，但是什么都没有。
　　原来是梦。小豆子睁开眼睛，身旁的妈妈不见了，但那只猫确实在窗台上站着。
　　“咪咪，快过来。”小豆子伸出手，这一次猫没有哈气，它优雅地跳下来，在小豆子的怀里蜷缩了一会，而后找到被窝最舒服的地方躺下了。
　　妈妈在哪呢，她能不能养这只猫呢？小豆子摸索着下了床，她走到客厅，却见妈妈像猫一样蜷缩在爸爸怀里，她搂着爸爸脖子，爸爸拥着她的背，两个人就那样挤在沙发上睡着了。
　　床那么大，爸爸妈妈为什么不睡床？
　　小豆子又犯困了，她重新回到卧室的床上，抱着猫一起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