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记录》紫宵雨

17、2024.1.6

　　房间里唯一的一扇窗，被钢筋圈养在我身边，浑身上下的血肉都给人钉死了，只余下两个鼻孔可以勉强喘息。窗不需要睡眠与面包来维持生命，它吃残阳斜晖，它饮风沙雨雾，它默默记载窗边人的如梦之梦。窗是死物，可我总觉得它早就活了。
　　窗台上摆着两盆虎皮兰，一盆向右|倾，一盆向左延，黄绿色叶片互相交叠吻颈，终年都是顽固不化的亲密。若以爱人的姿态去温柔抚摸它，或许才能发现它因何失落。虎皮兰受困于狭窄的瓷盆之中，根须早已触及瓷盆各处，浮出土面的臂膀却无法逃离。瓷盆外沿尽是裂痕，我不知道它会在何时轰然坍塌，是杞人头顶的天，还是杭州西湖的雷峰塔。
　　天亮了，地球旋转一圈后，又回到我最熟悉的原点，我偷偷享受这日夜交替的感觉，因而一夜没睡。天上的云朵也在转吗？我无暇查阅答案，顾不得精心搭配，随手抄起一件大衣罩在睡衣外面，趿拉着鞋飞奔下楼。如果我受过专业训练，如果我有一顶真正的降落伞，如果我找回被窗子禁锢的勇气——我一定会从那窗边直接跳下去。我知道哪里有成群的丁香树，或紫或白的丁香花簇拥在一块，便组合成五月独有的幽香，可惜我的窗子却从未嗅闻过。窗外的世界大抵如此，有时只是热闹单薄的剪影，我付出几乎所有的积蓄，才买了张皮影戏的戏票，就发现影人的生活也不过尔尔。
　　五月的空气仍然携着冷意，仿佛蒙古壮汉在帐前甩他珍爱的马鞭，鞭挞每一个令他愤怒的行人。我环顾四周，寻不到记忆中的丁香树，只好抬头去细凝别人的窗。这些窗都曾搽脂抹粉过几次，先前被漆上整齐划一的颜色，数年风雨侵蚀以后，面庞斑驳了，思维迟钝了，最后也只好尘归尘，土归土罢了。低楼层的窗子都另外加装了防盗窗，横铁栏杆和竖铁栏杆的交点共有一百四十五个，全都致力于把窗子内外变成密不透风的牢笼。我自楼下往高处看的时候，心中总会生出些微叹息，那些被桎梏的窗，是否也横亘在处于同样境遇的窗边人心里？
　　冷风再次吹来了，不同于寒冬时节从窗缝渗透进来的冷，像微微向上推开的旧式绿皮火车窗，窗外的碎风时不时地跌进来，混杂着形形色色的旅人聚集而成的闷热潮湿，是调配饮料般按比例勾兑一程之后的冷，一切宛如盛夏的前兆。我闭上双眼，感受着窗外空间的变化，似有若无的错位感和隔阂感。飞速移动的感觉总可使我平静，目的地并不重要，西藏还是上海都无所谓，只要坐上行驶的列车就好，哪怕只有一分一秒能够逃离现在的世界。换一扇记载我的窗，就可让我不再郁郁寡欢，天底下难道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么？刹那间的闭眼没有隔绝我与窗子之间的联系，我看到了徐徐后退的平原农田，辨清了每一株水稻的弯曲程度，它们都在向我温柔致意。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我这才恍然发觉，身旁的窗竟不能打开一点，就像我卧室里被圈养钉死的那扇窗一样，生命力被抽走了大半，既不有用也不可爱，还能剩下些什么去灌溉别人呢。属于旧式绿皮火车的时代，或许终已远去了。
　　我习惯买靠窗的位置。我左侧坐着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青年女人，她穿着不合乎常理的凌乱衣服，长袖穿在外套外面，鼓鼓囊囊的，好似在里面藏了什么旷世奇珍，裤腿一条扎进靴子里，一条索性直接拖在地上，靴子前端开了个大口，抬脚时大口便张起，落脚时大口便合上，活脱脱像没鳃的鱼在费力吐泡泡，头发也乱作一团，泛着灰尘和油脂混合的味道，看起来至少有一周没洗过，看样子她是一个精神不太好的女性。如果她在街上与我擦肩而过，我不会多看她一眼，可她现在与我共享着同一扇窗，我想，也许我有义务去同她说一句话，至少同她讲一句你好。
　　青年女人见我不时侧头看她，默默收紧了自己的背包，摆出一副警觉的神情。我反倒因她这一举动而放松了许多，笑道：“你看窗外，虽然这趟车跑得太快，但还是能看见不少好景色。”我说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她也回我一句同样没头没脑的话。“我就想死在那里。”对着陌生人谈论生死，这似乎不是常人会做的事，我心下骇然，不知该说些什么来应答她。她补充道：“不是现在窗外的那块地方，我想死在偶然的窗外。”看样子她是一个富有学识文化的女性，后半句话实在充满哲理，只是当下我又语塞了。一次偶然的列车，一个偶然的人，还有一扇偶然的窗。我为她设想了许多矛盾的背景设定，可以解释她为什么说“偶然的窗外”，却又打扮怪异。我不再同她讲话，我害怕她一开口，就会毁掉我心中为她设定的“完美”答案。我微笑了几秒，随后装作困意来袭的模样，闭上眼睛，屏蔽一切人尤其是她的目光，但耳朵还保持着高速运转状态。我也默默收紧了自己的背包。即使我与窗相隔三十厘米，凉意依然浸透了我的肩膀，越是接近某一扇窗，我就越能发现根植于我骨髓深处的卑劣与荒谬。
　　车程不长，我一路睡到了终点站，窗外未化的雪屑不知去向，窗内的青年女人杳如黄鹤，背包安然无恙，两侧的布料被我捏得皱皱巴巴，徒留手汗所塑造的湿黏痕迹，哪怕风干了，也还是能看出两三个指印。我不敢想象自己正踏足另一片陌生的土地，双脚仿佛踩在暴雨过后没有及时排水的塑胶跑道上，飘忽游离，没有实感。我似乎已轻而易举地拥有了小时候最渴望的“自由”，可以独自旅行，优哉游哉做许多奇怪的事情，有少量的钱和大量的时间，但我还是没能找回童年的那一扇窗。
　　孩童的窗没有水痕，若从窗内向窗外转换视角，甚至可以径直通往银河深处，他们却不认为这是什么值得特别称颂的事情，在那一刻，他们想要的或许只是一个双层文具盒、一个没有补习班的下午、一个可以跟同龄人炫耀的谈资。幼年时途经的所有窗子，都将他们塑造成如今的模样。银河的窗向来人迹罕至，银河的窗不再属于我了。别人有充气救生衣和皮划艇，而我却找不到要在哪里才能买到一只完好无损的救生圈，银河的水快要淹没窗棂，我无法迢迢暗度。银河的星星数以亿计，我只认识其中一个，每逢我将要被噩梦唤醒的夜晚，窗前的那颗星星就会假意唤醒我，等我完全着迷于它之后，再喂我吃下星星安眠药，保佑我顺利度过难挨的一天。
　　二〇〇六年至二〇二三年，这十七年间，我一直保持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是另一扇无形的窗。窗子就算上了锁，贴上满窗的彩色玻璃贴纸，也总有人想窥探窗内都是什么人，在做什么事。窗外的人影清楚地映在玻璃上，比我曾买戏票看过的皮影戏还要清楚，他们低声编造一切猎奇的闲言碎语，哪怕昔时潘金莲没有开窗引诱西门庆，他们也会以编造的方式去完善之后的情节，人云亦云，故事到最后也变得愈发香艳，但完全虚假。
　　第一本日记里，我只写一些流水账式的内容去应付老师，拼音和汉字交杂无序，至于日记本本身，不过是当年小孩子间最流行的普通密码本，内页没有多少缺损，外面的密码锁却已被家人破坏得糟烂不堪，像被岩石反复敲掉尖喙的鹰。我不止一次地幻想，五岁的自己能够穿越时空，披荆斩棘来拯救现在的我，她远比现在的我要勇敢坚强，她不会讲流利的英文，但她是我最强大的神明，教导现在的我如何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最近一次的日记中，我原原本本地记录了点香的过程，无形的窗内，其实还有另一处青烟汇聚而成的无形之窗，将五欲缠身的人困在他们自己的窗子里，一扇窗套着另一扇窗，大梦初醒，却又紧接着跌入一场新的迷梦。线香燃起时，偶有几缕青烟，伴随些许碳味直上九霄云外，明火暗淡后，生出温暖的醇香。香味未先钻入鼻腔，反而争先恐后地涌进五脏六腑之中，向我极力宣告某种令人泪流的存在感。我跪坐在蒲团上，把点燃的线香高举过头顶，想不出要祈求哪个神明，也想不出能骗过我自己的许愿词，只好继续任由面前的蓬勃热量反复炙烤我。空气经热意熏蒸后，漂浮、模糊，在偌大的寰宇之内，在狭小的香炉之外，突然有了确定的形状。我的灵魂亦随之飞离，暂时蜷缩在那团空气里，俯视满心虔诚的自己。
　　五月的孩童，历经十一月的暴雪，忽而长大成人，去面对人世间一切比雪肮脏的事情。大雪从不是簌簌落下的，它在白色天空中模糊飘了许久，好似八音盒里躬身跳足尖舞的少女，从明亮地带旋转到模糊地带，再一圈圈转回去，一路上不知撞进了多少人的窗，最后才能淡然地谢幕行礼，蓄力存一口气，娉婷来到我的窗前。我给青发了一条消息，说今天下雪了，她立刻回复我：“我也好想看啊，南方已经看不到雪了。”
　　青是我去年冬天写小说时认识的网友，略长我两岁，起初我们只聊些有关创作的事情，互相推荐一些名家著作，彼此都在心中设置了重重围墙。后来，我得知青有一对兄弟，哥哥大她两岁，弟弟小她一岁，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没上过高中和大学，初中毕业后去学了幼教，在亲戚的厂里打工，一个月只得到五十元薪酬，之后又辗转做前台和服务员的工作，现在以写稿为生，收入仍然惨淡。如果不是网络，我们大概永远不会有相识的缘分。我和青的相近之处，只有没钱这一点，好在我们都是对生活不甚讲究的人，一包挂面五元钱，一斤鸡蛋七元钱，收支无法相抵时，这些正好足够一个人生活一周。“生活”与“活”只差一个“生”字，但于我而言，的确没什么差别。尽管我和青的境况大不相同，我却依旧与她怀有同样的心情，也许她就是我，我就是她。
　　青不止一次对我说：“我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里面一定有一台洗碗机、一间书房、一间工作室、一间卧室，和一扇能看到风景的窗户。”青讲普通话时会把某几个声母韵母给习惯性读错，而这些错误使她愈加可爱。只有主持人和播音员之类的人，才会说一口完全标准的普通话，每个人的口音都烙印着自己的过去，青的过去已然过去，新生以后，还需削肉剜骨么？没人知道青所说的那扇窗，究竟是卡夫卡的窗，还是伍尔芙的窗。当我们两人伫立在各自的窗前，将远方一望无际的大海尽收眼底时，我们看见蓊郁的树冠自东方地平线冉冉升起，眼泪不再是我们的海洋。青，那是我们的桅杆和灯塔，那是我们的新生。到那时，也许我们就不会再想起从前那扇被圈养钉死的窗了吧。
　　没人告诉十五岁的青，读书会让她自己变得不一样，所有人都在劝她，“女孩子要赚钱孝顺家里，读那么多书没有用，你爸妈养你不容易。”在父母的家里，青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小时候她跟哥哥弟弟挤在一间，长大后又跟外婆睡在一起。如今青租住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一间卧室住着她自己，另一间卧室住着她收留在家的朋友。青不是第一次收留别人，此前有一段时间，我迫切地想逃离目前的一切，她说：“实在不行的话，你来我这住一阵子吧，我不收你钱。”即便我和青从未实际见过面，她还是能共情我的困苦，这种困苦并不来源于金钱的多寡，极少有人能真正理解。青的朋友也与我们年龄相当，那个女孩已经大学毕业开始上班，前几日刚和家里闹翻，无奈之下才找到青那里。我想起一百年以前逃离呼兰去北平的萧红，大概有些人生来就注定要远走高飞吧，一生波折也是注定的。
　　我不知道那个女孩姓甚名谁，姑且称她为艾，艾大一时就被她父母逼着去相亲二十八岁的男朋友，每个月就算只赚两千元，也要给家里拿一千五百元才行。艾的姐姐也拥有相似的逃离命运，姐妹二人都是一致的困苦，姐姐为了逃离现状，病急乱投医，选择跟当时的男朋友草草结婚，以婚姻的形式暂时了结苦果，她抱着崭新的幻想，对接下来的泥沼一无所知。艾的父母愤怒极了，对艾愈发加以防范，艾交往的任何一个人，无论男女，他们都要盘查再盘查，生怕艾跟她姐姐一样，嫁出去却没能收回多少钱来，严重亏本。所谓亲情，不过是长线交易罢了，孩童甫一降生，就要被迫参与这场豪赌，但坐庄获利的人从不会是他们。“逃离是对的，但为了逃离去结婚是不对的，你替我转告你朋友吧，意志再坚定点，千万要挺住。”我说。四个女人都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扇窗，“我已经开始接受平庸的我，我希望你能出去，能让我看到一种希望，自由的希望。”，这或许是姐姐对妹妹的共同心声。青，你的窗，终有一天会被你自己推开，而那时我也推开了我自己的窗，我一定真心祝福你。
　　梦醒了，窗活了。窗是我的拐杖，无论我将来可能流浪至何方，我都要背着它逃跑——它是我灵魂的标记，是我浑身上下唯一值钱的东西。
　　写于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哈尔滨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