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脚印》三家分晋

5、我的小媳妇何大喇叭

　　一

　　都说我小时候长得挺好看的，圆圆脸，大眼睛，白白净净的，不然怎么有那么多小女孩子愿意给我做媳妇呢。
　　在家里我是老四，但哥哥后整整13年后才又生了我这个男孩，上面是两个姐姐，因此我受到家里的格外宠爱。二姐比我大5岁，家里没让她去读书，她的主要工任务就是照顾我，领着我玩。女孩子通常最爱玩的游戏就是过家家。冬天在房后小山一样的雪岭中掏个洞，修成个小屋；夏天则把谁家的柴草垛掏空，扩大成一个小家。二姐就是家长，我和同样大小的男孩女孩成为夫妻，更小一点的孩子则成为我们的丫鬟或子女。然后是做饭，串门，喂孩子。过家家的时候，都喜欢做我的小媳妇，有前院于家的鸭蛋，隔壁老张家二闺女，当然，最常做我媳妇的是何大喇叭。
　　何大喇叭小名叫青子，她爹和我父亲一样都是过去给地主家干活的。解放后分到了地，车马，老何头也挺能干的，不知怎么日子就是过不好。可能是孩子太多吧，青子上面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青子长得满可爱的，毛嘟嘟的大眼睛，圆嘟嘟的小脸，就是嘴有点大，嘴唇有点厚。青子头发又黑又密，但从来不梳不剪，总是乱糟糟的。二姐就领着她到井边把头按在饮马的槽子里，用冷水洗一通，回来梳好，披散在脑后。还别说，还真有点今天披肩发美女的味道。何青好哭，一哭起来扯着嗓子叫，简直是惊天动地，因此都叫她何大喇叭。她一哭，大人们就说：“是不是大喇叭又开吹了？”不哭，大人有时见了也逗她玩：“大喇叭，给我吹一个！”
　　何大喇叭跟我几乎是形影不离，除了吃饭睡觉时间，都跑我家找二姐来玩，实际上是为了找我。于是我成了她的小丈夫，她成了我的小媳妇，象征性地洗衣做饭，喂猪养鸡，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何大喇叭爱哭，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也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吹起了喇叭。二姐除了照顾我，还得哄何青。有一次过家家玩，男孩少，女孩多，用不了那么多媳妇。我已经有了张家二闺女做媳妇，何青只能做丫鬟，她就哭了起来，说：
　　“我不做丫鬟，丫鬟还得端茶倒水。”
　　二姐哄着她说：“不做丫鬟，那你做什么呢？小海有个媳妇了，不行我再给你找个男孩去。”
　　何青哭着说：“我不要，我不要，就做小海的媳妇。”
　　二姐说：“要不你做二房吧。”二姐比我们大，有时候镇里来戏班子，跟大人去看戏，知道从前有钱的人家可以有三妻四妾，娶几个媳妇。
　　何青毕竟小，不知道二房是怎么回事，天真地问：“二房是干什么的？”
　　二姐告诉她，二房也是媳妇，就是男人的第二个媳妇。何青听后，破破涕为笑道：“二房也行，反正是小海的媳妇。”
　　于是我有了两个媳妇。出门的时候，后面跟着两个女孩，吃饭睡觉的时候，两个女孩一左一右。我倒觉得有点自豪。
　　有一天，何大喇叭突然跑到我家，让我母亲给她做身衣服。我母亲奇怪地问：“你妈过年不给你做身花衣服吗，怎么还让我给你做？”
　　她说：“我是你们家小海的媳妇。”
　　我妈笑着问：“什么时候定的婚？我怎么不知道？”
　　她说：“我们早就结婚了。不信你问二姐？”
　　我妈问我二姐：“你给小海找了几个媳妇？前两天，老张家二闺女来，说要衣服，今天青子又来，也要衣服。这么多媳妇，我可养活不起呀！”惹得大人们一阵哄笑。
　　我妈为了安慰她，特意让二姐到村里供销社扯了一块花布送给她，才高高兴兴地回家。
　　两年后，我上学了。何大喇叭比我晚一年，也上学了，但只念到三年级就不念了。再后来，我考上了中学，何青开始到生产队干活了。何青也渐渐长成个大姑娘，比我壮实得多，胸部鼓了起来，腿也变粗了，夏天总穿着半截袖花布衫，裸露着晒得黑黑的胳膊。还是爱哭，但不是那么惊天动地地喊了，但哭声还是很大，左邻右舍都能听见。我们都长大了，过家家的事成了既往，而且彼此开始回避。我放学回来，在村前路上偶尔相遇，她只是淡淡地打个招呼，就低着头匆匆过去。邻居有知道我俩小时候是玩伴的，偶尔和她开玩笑说：
　　“青子，和小海什么时候结婚哪？”
　　她脸红红地说道：“别胡扯了，人家是大洋学生了，能看得上咱们乡巴佬？”
　　何青和我越来越疏远，但我能觉察到她心中还深藏着小时候的那份朦胧的情意。每年暑假，我也要到生产队和社员们一起去铲地，为家里赚一点工分。在排垄的时候何青总喜欢和我挨在一起。当然我身单力薄，又缺乏锻炼，常常被落在后面很远。经常发现我那根垄隔不太远就有人铲了一段，我也就赶上了一些。我知道是她怕我太累，除了铲好自己那根垄，还替我铲一部分。
　　在本镇读了三年初中，上高中的时候就应该去县城了。家里为我新做了一条被，一条褥子，还准备了几双鞋袜。正在全家人都为我第二天去县城忙活的时候，何青突然来到我家，把一个小布包放在我的行李卷旁，什么话也没说就低着头走了。妈妈打开来，见是一双新做的布鞋。

　　二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十年，我国农村呈现出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可到了50年代末，特别是60年代初，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这种景象逐渐被饥荒所代替，很多家庭吃饭都成了问题。不少农村女孩子很小就嫁出去了，主要是找个吃饭的地方，或者让自己家少一个吃饭的，省下点口粮。
　　我上高中的第一年暑假回来，二姐结婚了。二姐结婚倒不是因为家里没有吃的，而是到了结婚年龄，21岁了，在农村已经是大龄姑娘了。因为二姐结婚时我没在家，放假一回来，妈妈就让我去二姐家串个门，见见二姐夫。二姐夫和我家是老亲，她婆婆是我父亲的表妹，但姐夫不是她亲生的，是从本家过继来的，因此没什么血缘关系。姐夫高个，老实巴交，对我这个内弟自然是热情招待。因为是农闲，姐夫每天去生产队干点零活，姐姐就在家陪着我。
　　一天二姐对我说：“你知道吗，何青结婚了，你上学走后不到一个星期就被一个大马车接走了。”
　　我一下愣住了：“结婚了？她才多大啊，比我还小一岁，今年才15岁。”我突然想起她送给我的那双鞋，定是在她准备嫁妆时抽时间为我做的，是个永久性的纪念吧。
　　姐姐说：“她家生活太困难，人口多，没吃的，嫁出去，少了一个吃饭的。也是给她找个吃饭的方，婆家粮食充足一些，老公公是大队会计。”
　　我问：“这么小，能登记吗？”
　　姐姐说：“这几年，农村好多不到年龄就结婚的，到年龄再登记，迁户口。你想去她家看看吗？就在我们村。“
　　说真的，我还真想看看结了婚的何大喇叭是个什么样子。姐姐家村子比较大，有200来户人家，前后两趟房，中间是一条大车道。姐姐家在后趟房，她领着我在门面的大道上走了一段路，拐到了前趟房，进了一家小院。院子倒很干净利索，正面有两间房，土坯垒的，房子也是新的。姐姐告诉我房子是大队会计为娶儿媳妇给儿子新盖的。
　　二姐没进屋，就喊道：”何青，你看谁来了？”
　　屋里没人应声。二姐领着我径直进了屋，见何青像是刚起来的样子，上身披着个棉袄，下身只穿个花裤衩子，围着棉被坐在炕上。头发披散着，眼睛有点红肿，像是刚刚哭过。这哪里还有我当年小媳妇的影子？
　　二姐又问了句：“你看看这是谁？”
　　何青看看我，目光有点呆滞，说了句：“啊，小海啊。“
　　二姐问何青：“怎么又挨打了？”
　　我这才发现何青的脸上有血痕，露在棉袄外的一只胳膊上有青紫的一块。不由得奇怪地问道：“挨打？谁打的？”
　　二姐道：“还有谁？就是她那个畜牲丈夫呗。”接着问何青：“今天又为什么打你？”
　　何青道：“我也弄不清楚。嫌我昨晚炕没烧热乎，早晨起来太凉了。我也不是不想多烧，柴火就那么多，烧没了怎么办？还得我到野外去捡。反正找个因由就打我。我也不管那些，你打我，我就不起来给你做饭。他跑到他妈那吃去了。”
　　二姐问道：“挨打了，还像小时侯那样使劲哭吗？”
　　何青道：“小时候我妈疼我，我一使劲哭，我妈就心软了，该给我什么就给我什么。在这哭谁理你？越使劲哭他越打你，就是忍着，反正他不敢把我打死。”
　　二姐劝解道：“他就是一时生气，好容易娶的小媳妇怎么舍得把你打死？”
　　二姐曾告诉我，何青的丈夫比何青大十多岁，平时说话也人模人样的，不知怎么那个脾气。我想起红楼梦中迎春嫁给个中山狼，也是经常挨打。心中不由得感叹：何青，我小时候的玩伴、小媳妇，命运也太不好了。为了吃饱，那么早出嫁，谁知道免了挨饿，又陷入家暴之中。
　　谁知二姐一劝，何青反倒又哭了起来，一下子跳到地下，一把抱住我，用两个拳头使劲锤我的后背，哭诉道：“念书，念书，书念的那么好干什么？如果不念书，回乡种地，不就娶我了？何必受这个罪！”
　　何青一边诉说着，一边下意识地看我的脚下。我那天穿的是一双胶鞋，真后悔没把她做的那双布鞋穿来。
　　我说道：“我娶你，也不一定不打你。”
　　何青突然破涕为笑，说道：“你敢！再说你也打不过我。”
　　说真的，虽然我们两个都15、6岁，但女孩子发育快，何青比我高半头，两条裸露的大腿黝黑粗壮。看看脸，还是圆嘟嘟的，充满了稚气，完全还是个孩子，却已经成为了人妇，被人霸凌。
　　二姐把她从我身边拉开，说道：“快上炕穿上裤子，别冻着。这样光着大腿的在一个男孩面前也不好。”
　　何青道：“我才不怕他呢。小时候在一起玩，什么没看到过？”何青说的也是实情，我们俩几乎在穿开裆裤时就是小玩伴，那时候还没有男女的概念。
　　何青顺从地上炕穿好了衣服，把被子叠好。二姐也上炕，像当年一起玩的时候那样，帮她把头发梳好，捋在在脑后用一根皮筋扎起来。还多亏二姐的催促，这时她丈夫回来了，不然看见她方才和我抱在一起的样子该作何想，也许又要挨一顿胖揍。
　　她丈夫叫李奎，还真是个很像样的男子，中等个，宽肩膀，长得粗壮结实。大眼睛，方脸盘，肤色有点黑，似乎还有几分文气，绝不像个脾气暴躁的男子，更没有任何《水浒》中黑旋风李逵的影子。进屋之后，他愣么愣眼地打量着我。二姐急忙介绍说：
　　“这是我弟弟，我们和何青是邻居，过来看看。”
　　李奎嗯了一声，向还坐在炕上的何青说：“来客人了，你怎么还坐在炕上，不下来招待招待？”
　　何青气还没有消，顶撞道：“招不招待你管得着吗？”
　　李奎立刻瞪起了眼睛：“你是不是还想找揍？”
　　二姐趁机说道：“别动不动就揍啊，打啊，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李奎道：“她有时候发贱，不打她不行。”
　　二姐道：“她才多大？还是个孩子，她想不到的事你可以教她做。你这么大男子，娶了这么个漂亮小媳妇，不知道爱护，成天打来打去的。多灵气的一个小姑娘，才嫁给你几天，就让你折腾傻了。”
　　李奎道：“其实我也不想打，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
　　二姐道：“控制不住也得控制。小青老实，要娶到个厉害媳妇，不把你脸挠成血葫芦才怪。”二姐朝仍然在炕上呆坐着的何青说：“小青，他再打你，你就去找我。我倒拿他没办法，我们家你二姐夫比他又高又大，过来揍他给你出气。”
　　李奎不知二姐说的是真是假，嗫嚅道：“你家那个他凭什么来打我，我打的是自己的媳妇。”
　　二姐道：“是你媳妇不假，可她是我妹妹。”
　　我和二姐告别的时候，何青出来送我俩，特意穿上一件新棉袄，红底白花，大概是结婚时做的吧。我俩走了很远了，她还在院门口站着，新棉袄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红色。

　　三

　　我上高中的第二年暑假回来，发现何青也在她妈家。路上见到我，只问了句：“放假了？”就低着头过去了。妈妈告诉我她回来有两三个月了，怎么劝也不回去，说要离婚。老何太太心疼女儿，说不行就离了吧，饿死咱们全家就一块死，别让孩子受那个罪了。可老何头坚决不同意，说，彩礼钱都用来给她哥哥娶媳妇了，拿什么退还？结婚后这一年多，女婿隔三差五就给送点小米来，加在一起也有个百十来斤，你用什么还？后来发现何青怀孕了，如果生下来，带个孩子，真离了婚，还能嫁出去吗？连老何太太也不主张离婚了。
　　李奎来接了几趟，何青就是不回去。后来李奎保证不再打她，说“你肚子里就是我的儿子，我还能打我的儿子吗？”何青才跟着回到婚后的家，
　　三年之后，我上了大学，大学又是四年，毕业后分到一个偏远县城中学教书。这期间也回了几次家乡，也去过二姐家，但二姐已经不在原来的村子住了。她的公婆先后去世，给他们留下来三间房，她搬到了公婆家的小村子去住。虽然离原来的村子不远，但对何青家里的事也就无从知晓，我也没再打听过何青的情况。直到1974年秋天，二姐夫得脑膜炎去逝，我回家乡奔丧，才又见到了何青。
　　虽然已经实行了丧葬改革，当地农村还是偷偷摸摸地土葬。离二姐家村子不远有一片盐碱地，当地人叫做碱沟，不但不长庄家，草也长不好。附近的村民就选一小块做自家的墓地，姐夫的父母就埋葬在那里，姐夫去另一个世界也自然得在父母身边尽孝。姐夫家是当地一个大家族，去送葬的人不少。在送葬的人群中我发现一个中年妇女，一身蓝布旧衣服，短发，身材比较高大。从那个身形中一眼就看出是何青何大喇叭。我急不可待地奔过去，问道：
　　“怎么在这见到你？”
　　何青道：＂我和二姐家是亲戚。我的小姑子嫁给了二姐夫的弟弟，我应该管二姐叫嫂子呢。” 何青比原来似乎更高了，但明显的瘦了，也憔悴了。原来圆嘟嘟的脸变得尖削，没有了往日的红润，才三十几岁，头上已经有了几茎白发。我问道：
　　“你们家那个，就是那个李奎怎么没来？”
　　何青道：“来不了了，在蹲大狱呢。”
　　我听了感到很奇怪，问道：“犯了什么事？”
　　何青道：“什么事？还不是因为手贱，把人打伤了。”
　　何青告诉我，邻居家在两家之间垒一段土坯院墙，李奎说占了他家半尺宽的地方，非让人家拆掉。邻居说，好容易垒的，拆了，坯就废了，不行陪你家点钱。他说什么也不干，拿把搞头就去刨。邻居家媳妇去挡，他一搞打到人家腰上，把人家媳妇打倒，腰椎骨折，瘫痪。法院定的是重伤害罪，判刑十年。何青无限感慨道：
　　“最后墙是拆了，半尺地方也倒出来了，可有什么用？自己进监狱了，房子也卖了，陪了邻居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我和三个孩子不得不和公公婆婆挤在一起住。终于吃亏在那个鬼脾气上面，打我也还受了，打别人终于打出祸来了。”
　　我问何青：“进去几年了？你就那么等着吗？”
　　何青道：“三年了，不等着怎么办？不是为了他，是为了三个孩子。我带着三个孩子嫁谁去？李奎的爹因为账目不清，会计也丢了，他妈还有病，把三个孩子丢给谁去？再苦再累，我得把三个孩子养大。”
　　我叹了口气道：“你又够苦的了。”
　　何青道：“再苦也就是挨点累，总比在别人打骂下活着好。现在农村日子也好多了，粮食总算够吃了。我这辈子就是个吃苦的命。小时候挨饿，不挨饿了挨打，不挨打了挨累。”
　　我说：“总会好的，孩子都大了你就该享福了。”
　　何青道：“我也这么想。有些事忍一忍就过去了。当年李奎打我，开始我就使劲哭，我越哭她越打。后来我干脆忍着，看他能把我打什么样，我一忍他倒不打了。闹了几次离婚，都没离成。后来有了孩子，我俩一打架，孩子就哭，他舍不得孩子，我俩打架就越来越少了。心想，好好过日子吧。谁成想他手闲的痒痒，为点小事打人家邻居，把自己打进监狱里了，刚刚好一点的日子又到头了。”
　　我说：“已经过去３年了，还有７年，在狱里表现好还能减减刑，也就等那么三五年吧。”
　　最后何青问我：“你还是一个人啊？”
　　我告诉她还是独自一个。何青道：“小时候你小媳妇一大帮，现在姑娘在后面是不是也排成一长队，等着你挑啊？”
　　我说：“哪有啊，在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的。再说臭老九，也不值钱。”
　　何青道：“还是你眼眶太高，差一不二就行了。要记住，男女都一样，可得找个脾气好的，我可受够坏脾气人的罪了。”
　　何青让我到她家去看看。一是到她家还得走三四里路，这几天也挺累了；二是姐夫刚走，姐姐自然很伤心，也需要我陪一陪。安葬完姐夫，我就和几个外甥回姐姐家了。

　　四

　　倏忽十几年、二十年过去了，父母早已不在，姐姐被在深圳的外甥接去安度晚年，老家我已经没什么牵挂，信息早已不通。而我自己已不在边疆县城，早就调到一个中等城市某大学教书。我不但已经有了另一半，而且儿子已经大学毕业，被北京一家国企招聘成为一名高管。活跃在我眼前的是大学的同事，一届届的学生，童年的伙伴鸭蛋、二闺女、何大喇叭都早已沉潜到记忆的深处，逐渐地淡忘了。
　　我的生活还是一帆风顺的，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临近退休的时候，老伴突然得了脑血栓，虽然经过一段治疗和强制锻炼，恢复得不错，但也只能做到半自理，需要人照顾。我不得不提前两年退休。护理了一年之后，突然有一家学校要聘我，待遇还不菲。我想何不找个保姆照顾老伴，我出去工作，我既得到了解放，打工所赚的钱还有所剩余。儿子也希望我雇个保姆，减轻家务和护理老伴的劳累。于是我在58同城发了一小段招聘广告，因为老伴个比较高，又比较壮，特意强调保姆要个高、健壮，年纪在55岁以下，因为年轻毕竟体力好，至少老伴跌倒了，能扶得起来。
　　广告发出去之后，很快就接到几个应聘电话，但不是个太矮就是太瘦弱，总之没有太合适的。正当我有点失望的时候，一天晚饭后，突然听见有人敲门，以为是邻居来找我闲聊，急忙去开门，进来的却是个戴着口罩的老太太，比我还高，比老伴还壮，打扮也比较时髦，头发染得黑黑的，上身是个紧身T恤衫，下身是个黑色长裙。一进屋就说：
　　“我没打招呼就来了，我闺女说你要招个保姆，要个高的，看我这个个头怎么样？就是年纪大了点，58岁。”
　　我一看，个头真的没说的，也很壮实，年纪大几岁也没关系，护理老伴绝对没问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没等我回答，老太太又说道：“我得让你看看长得什么样，别长得像猪八戒她二姨，让人看了心烦。”
　　老太太摘下口罩，突然感到眉眼是那样熟悉，虽然老了，仍然想得出当年的模样，毛嘟嘟的黑眼睛，胖嘟嘟的圆脸，稍稍大点的嘴，稍稍厚点的嘴唇……就是脸大了许多，光滑了许多。我惊奇地问道：
　　“你是不是姓何？叫……”
　　老太太抢着回答：“叫何……”她没说出下一个字，突然一把抱住了我，叫道：“怎么这么巧，我是你的小媳妇何大喇叭啊！”
　　真是无巧不成书。茫茫人海，很多都是擦肩而过，即使相处过的，同学、同事，学生，邻里，分别之后再就难得相遇。我和何青在三十年之后、在离老家千里之遥的另一座城市能够相遇，简直就是个奇迹。
　　何青紧紧抱着我的臂膀是那样粗壮有力，胖胖的圆脸几乎贴在我的脸上。坐在沙发上的老伴愣愣地看着我和一个刚刚进门的老太太突然抱在了一起，投过来惊异的目光。我赶紧地解释道：“老家的熟人，小时候的玩伴……”
　　我把何青让到沙发上，让她坐到老伴的身边，我搬个小凳坐在她对面聊了起来。我问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怎么来到了这个市。她说苦是没少吃，但三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了，老大在老家农村种地，儿子都娶媳妇了。不太富裕，过得也还行，以前她就一直在老大家。老二也是儿子，高中毕业，花钱读的职大，在上海打工，也成家了。老三是女儿，考到了这个市的医学院，毕业后就留在了市里，女婿是女儿的同班同学，两人都在市立第三医院工作。她是来给看孩子的，孩子看大了，上了幼儿园，没事干，寻思找个营生挣两个钱，别的活干不了，照顾个病人，做做饭还是行的。
　　我问道：“李奎还跟你在一起吗？”
　　何青道：“不在一起怎么办？等了那么多年，总不能把他扔了，再不好也是个伴。开始他在老家和大儿子一起种地，去年把地都交给了儿子，也到我这里来了，给医院当保安。”
　　我笑着问：“李奎还经常打你吗？”
　　何青道：“打我？我还想打他呢。几年大狱真把他改造好了，出来后就像另一个人一样，说我带三个孩子不容易，得好好报答报答我。说实话，现在他还真打不过我，当初我嫁他的时候，年纪小，身体没发育起来，没有力气，就得忍受他打。后来我长高了，长壮了，他打我我就和他撕巴，经常和他打个平手。”
　　我问她：“你们俩都出来挣钱，家里还那么需要钱吗？”
　　何青道：“怎么说呢，要平时生活，真不缺钱，过去那种缺吃少穿的日子早就过去了。赶上个好时代，日子是越来越好了。老大自己是年吃年用，顾不了我。老二钱不少挣，每月都给我寄钱。给小闺女看孩子，也不白看，每月也给我钱。主要是在农村呆够了，上海去不了，想和老李挣几个钱，在市里买个小房，就落脚在姑娘跟前，也当当城市人。”
　　我笑道：“你这早就是城里人了，哪里能看出农村小野姑娘何大喇叭的影子？比我们城里人都时髦。”
　　何青不好意思地笑了：“你寻思我真时髦啊？都是女儿现给我买的，早晨才穿上。女儿说，到人家去应聘，穿的利索点，像样点，别让人嫌埋汰、窝囊。”
　　我诚恳地说道：“我真不好意让你给当保姆。”
　　何青道：“你忘了吗？我是你的小媳妇。今生今世我肯定不可能给你当真媳妇了，能当真丫鬟，这也是一种缘分。”
　　我和老伴讲了小时候在农村玩过家家的事，那次二姐已经选了别人给我当媳妇，让她当丫鬟，何青哭了一场，说啥不当丫鬟，当了二房才不哭了。老伴听后也笑了，连说：“真是有缘，真是有缘。”
　　我说：“什么丫鬟小姐的，就是互相帮助。”
　　何青道：“其实我就是个丫鬟命。我肯定照顾好嫂子外加上你，我要把你们俩当成自己的亲哥哥亲嫂子对待。”
　　不用说，交易达成了，不用签协议，不用验身份证，不用讨价还价，我是按市里保姆最高价给她定的月薪。也不用规定每月几个休息日，她什么时候去姑娘那就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第二天何青就正式上工了，那身时髦装扔在姑娘家了，换上了一身兰布工作服。不用说，何青是尽心尽力，和老伴也合得来，相处如同亲姊妹。只要我在家，出来进去，我们总是三个人在一起，真就是一家人。
　　李奎没事也到我家来，来了之后我让何青弄几个菜，和她一起喝点酒。李奎比年轻时瘦了，也憔悴了，脸上不少皱纹，显得比何青老得多。10年牢狱生活在他身还是留下些痕迹。但还结实，精神也不错，喝酒时总不忘夸他爱哭又能干的小媳妇。
　　就这样，何青一直在我家5年多。直到我北京的儿子有了媳妇，有了房，把我和他妈妈接去养老，才不得不分开。
　　就这样，当年小时候的玩伴，曾经的小媳妇，在我们都进入老年的时候，一起生活了5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