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史话》春衫袖冷

29、为什么东晋时期，佛教开始在我国加速传播？

　　东汉明帝之时，佛教开始传入我国，汉明帝敕令在洛阳修建僧院，这就是佛教传入我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白马寺。

　　然而，在东汉、三国、西晋时期，佛教在我国并未出现蓬勃发展的势头。历史行进到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才开始在我国大规模地普及。

　　晋室南渡后，北方先后出现了数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中，石赵政权的统治者，石勒、石虎，十分尊崇一位叫佛图澄的僧人。佛图澄是西域人，于七十余岁高龄来到洛阳，后投奔石勒，为其称帝出谋画策。

　　石勒对佛图澄十分崇敬，有事必先问佛图澄。石勒死后，石虎称帝，对佛图澄更加敬奉。佛图澄在赵国弘扬佛法，建立佛寺达八百九十三所，同时也广收门徒。道安便是佛图澄的弟子，而净土宗的始祖慧远又是道安的弟子。也就是说，佛图澄是慧远的师祖。

　　据《晋书》记载，佛图澄有不少神迹。比如，一次，石勒向佛图澄请教找水，而他“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龙长五六寸许，随水而来，诸道士竞往观之。有顷，水大至，隍堑皆满。”这种神迹记载还有很多。

　　而此时南方的支遁，是另一个著名的僧人。支遁字道林，世称支公，也称林公，陈留人，二十五岁出家，其后到吴地建立了支山寺。他和东晋不少大名士交往甚密，比如和谢安、王羲之、王濛等。《世说新语》里也有许多支道林的记载。

　　譬如，王羲之本来看不上支道林，不和他交谈，“不与交言”。后来有一次支道林正碰上王羲之要外出，车子已经在门外等着，支道林对王羲之说，“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支道林谈论《庄子》，洋洋数千言，辞藻新奇，让王羲之不再出门，留恋不已。

　　上面这则故事，说明了支道林对玄学的造诣很深，也说明了佛学和玄（道）学的初期交融。

　　无论是北方的佛图澄，用神迹取信于统治者；还是南方的支道林，深谙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玄学，和高门士族交往甚密，都可以感受到佛家在我国上层社会的深入传播。

　　那么，佛学为何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在开始蓬勃发展呢？

　　一门宗教要传播，除了上层人士之外，还需要有深厚的民众基础。中国当时已有本土的儒教、道教，为什么佛教还能够插入呢？

　　其实，儒家虽然也被称为儒教，但儒学一直是被少部分精英掌握而身体力行的哲学，并非宗教，一般老百姓是弄不清楚各种儒家典籍的，当然也不具有宗教的普世性。

　　而中国传统本土宗教道教，以符箓、成仙来获取民众的支持，却不如佛教的因果报应，转世轮回更加深入人心。毕竟，成仙虚无缥缈，炼仙丹也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但是，佛教给与了普通人接触佛的权利。人们只要信佛，即使今生苦难，还可以寄希望于来世。佛教恰恰填补了这部分空白。

　　而东晋时代，恰恰是一个颠沛流离的时代，大战乱，大迁徙，人们的生活十分苦难，这种情况下，一般人更需要心里上的安慰和寄托，这也是佛教得以迅速流行的原因之一。

　　源于印度的佛教，终于经过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东渐了。然而，佛教毕竟是外来宗教，在我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不久之后，便遇上了北魏太武帝的第一次灭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