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田日记，灵感随笔》慕明烨

160、2026-09-07 困境反思 困境反思+

　　事物的发展分为必然性的部分和偶然性的部分。我们通常所说的“运气”，一般是和偶然性挂钩的。

　　但是没有脱离必然性的偶然性。人能介入的部分，是必然性的部分。

　　纯粹依靠偶然性驱动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人不可能只靠运气办事。

　　再换过来，在无法把握偶然性的时候，在低谷的时候，只要能坚持不断提高自己、不断通过实践介入和改变事物，不断克服内部外部的各种矛盾——包括内部的惰性、心态、能力的欠缺，以及外部现实的经济物质困难——那么总有一日，偶然性是会降临的。

　　此时的人经过实践，已经不再是之前的人。人能看到更多的“机遇”和“出路”，它们不指向成功，而是指向新的偶然性。

　　而对“运气”最最庸俗的理解，就是“我什么也不做，却有人能突然捞我一把”。

　　这就相当于放弃了必然性，纯粹将事物的发展寄托在偶然性身上。

　　好比革命时不准备任何前提条件，不去广泛联系群众，不去制定纲领政策，不去想革命结束后怎么办、有哪些物质基础可以凭靠，而是纯粹依靠热血和偶然事件的话，这个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更不可能主动开出历史的下一个阶段。放到人身上其实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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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有一种思想需要被纠正。

　　诚然，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物化的时代，“物”的逻辑几乎成为了每个领域的准则，导致文学要商品化，上班要格式化标准化和形式化，上大学都要考虑好就业问题，以便自己能更好地进入劳动市场，成为被拣选的优质商品。

　　但这不代表我们对这个“物”无能为力。

　　我见到了一些言论，大意是说时代完了，社会完了，地球毁灭，我们这一代人活得太苦了，要承受经济停滞和动荡的国际环境。

　　我想到了之前那个博导对我的回复，我感觉也适用于向这一类人提问：so what？

　　这一批人的最终归宿是：无能为力。要么是不改变，要么是纯抱怨，要么是退回到“一切都很惨”的领域，重复着“一切都很惨”并且渴望别人的救赎。

　　这些选择都是主动或被动地选择“被物化”，然后对这样一个大写的命运无能为力。我个人觉得这没有跳出框架，也无法真的去推动或者改变些什么。

　　“物化”的意思，其实就是形式已经盖过了内容——一件事情，譬如一节课程，谁来上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的课时要上满。一个月饼，是谁做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要去做，然后这个“做”的步骤还被拆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揉面、放馅料、成型、包装，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找到替代的人，就像卓别林的《摩登时代》那样。

　　而人真正要做的，永远不是为了形式去阉割内容，是努力去实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句话落实下来其实就是，人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其他的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不要饿死。当然这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指做资本家，那是另一种形式的接受自己被物化；同样也不是成为精英，原因也同理。

　　所以世界上虽然存在失败，存在痛苦，存在撕裂，存在绝望，存在打压，存在迫害，存在崩溃，存在背叛，存在孤立无援，存在流离失所，存在贫穷，存在压抑，存在排挤，存在不公。

　　但是在整个世界最灰暗的时候，人们都能在巴黎公社中发现光芒。

　　当我们用一个词去形容“黑暗”的时候，其实就说明“光明”本身是存在的，否则人们就不可能看到对立的两极。

　　这是辩证法告诉我们的。

　　而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光明”与“黑暗”的合题。这个合题超越了正题的“光明”与反题的“黑暗”，它指向的是，无论光明还是黑暗，都只是事物发展的一个过程与阶段，并不代表永恒。

　　这是我最近反思到的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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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一些写作上的事情。

　　我准备对自己严格一点。我觉得写一个东西还是要写透，尤其是这种涉及到political revolution的内容。
　　其实偶尔看见一些书说自己最后推翻帝制，我都有些存疑；如果是在古代搞共产主义，我更存疑了。当然我明白作者们是想要写超越封建社会的内容，“共产主义”是我们从小到大学的一个很直白的体现——但是如果这仅仅服务于爽，我觉得还写的不透。

　　当然作者们可能也不想写透，这个我们没办法对作者们强求，毕竟大家写文各有侧重，就像我写文也不是写感情线一样。

　　但我写文是主打专业性和理论性的。

　　所以反过来，如果我要写这些东西，就不能停留在上层建筑层面，得把背后的逻辑都搞清楚都写透。由于我写文主打写理论，这个东西写不透的话，我觉得也是对读者进行欺骗。

　　说一下“推翻帝制”这件事。
　　“推翻帝制”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即资产阶级的等级让封建君主制无法维系，被迫承认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这里面包含着很多的政治经济关系，最典型的就是从人身依附制度转变成雇佣劳动制度——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冲击，农民没土地，小手工业者的东西卖不出好价钱，被迫成为了“自由人”，然后被迫以自由人身份参与大机器生产。

　　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先行社会革命、后行political revolution的过程，也就是：
　　先有了工业革命，诞生了新兴资产阶级和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和第三等级对自身利益产生强烈诉求+封建制度（人身依附）限制了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发展，这样矛盾之下才会诞生资产阶级革命。

　　也因此，如果一本书写推翻帝制，却只借鉴政治制度、不思考社会经济，就会变得十分悬浮。在推翻帝制之前，必须先至少有商帮出现，有人被冲击后不得不进入工厂，有土地被占领后失去土地成为自由民，然后才有可能倒逼上层改革。
　　如果一个社会，农民绑在土地上，小农经济没受到工业冲击，推翻帝制不仅可能性低，而且是很荒谬的举措。

　　共产主义就更是如此了。至今为止，就连自巴黎公社以来，全球范围内的revolution都没有达到《宣言》的高度。原因在于《宣言》的纯粹理论落实到现实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一个比一个难解决，后来的人就是在不断回答这个问题，以接近《宣言》所提出的理想类型。弗拉基米尔解决的是国家政党的问题，德胜大大解决的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revolution的问题。后续，资本主义发生了第三次转型，金融资本出现了全球化趋势，而这个趋势是可以把社会主义国家包含在内的——所以我们现在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该如何摆放世界市场的位置、如何坚守我们的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绝不是一个想当然的问题。有时候大家看上面的报告，会觉得全都是空话，其实不是的。真实原因是，中国有14亿人，不同地方发展和不同地方百姓诉求差别太大了，导致最高层面只能用最抽象的方式给一个大方向，否则就极有可能出问题。

　　我前段时间就看到一本宣称最后从明朝走向共产主义的书，然后确实没看到这些。我好像也没看到女主回答“革命后如何安放皇帝”的问题，就是这么依靠发动群众成功了，然后搬上了我们现行体制。

　　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这样看起来确实挺爽的。如果深究理论反而会劝退读者，没那么吃香，还会被人说是在鉴政和写论文。

　　但是我感觉我对自己的要求确实应该提到这个层面，甚至这都不是我最终的最高要求，它只代表我在当前阶段思维的高度。但——我必须达到这个高度，否则就算是偷懒，我感觉我得对自己的思维认真并且对读者真诚。

　　前段时间同事哥还补充说，火器和武器发展对军事影响很大，我觉得很有道理。如果要涉及到线列步兵和传统骑兵的剧烈矛盾，就不可能不涉及军事科技与武器的部分，不能因为自己的退缩就逃避不去写。我将抽空严肃处理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