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Epi.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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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二十多年前回国以来，伯兰特一直沿着相同的路线上下班：从处里出来，跟门卫道别，依次走过梅瑟韦尔大街的书店、奶酪铺、一家阴森森的咖啡馆和相比之下显得太过明亮的花店，然后过马路，斑马线共有十五条，伯兰特在他天长日久的行走之中已经对这条街上的各种“数目”谙熟于心，例如两侧路灯加起来有九盏；市政垃圾箱两个，每个供养着至少一打流浪猫；邮筒一个，只收国内邮件，航空信得亲自跑到邮局去寄；停泊在路边的车一般不多于七辆，多半挤在奶酪铺外面，要不就安静地趴在咖啡馆门前。处里的人从来不把车开到这条街上，他们习惯提前一个路口停下，然后走路到这儿来，乘出租车的时候也是如此。
过了马路之后，很快会经过那座矮小的地区礼拜堂，它没有钟楼和石雕，谦卑地缩在塞满古建筑的老伦敦内城里，显得局促又寒酸，跟伯兰特的婚礼一样，他就是在这里干巴巴地说“我愿意”的，那个牧师刚主持完一场葬礼，匆忙赶来，连法衣都来不及换，下摆星星点点溅满了墓地里的泥巴。伯兰特掀起新娘的面纱，撞上她冰冷的灰眼睛，里面除了爱什么都有。
礼拜堂背后是居民区，老式的联排房屋，大部分都租给学生了，前门旁边安装了一大堆电铃按钮，各自贴着不同的姓名。门前台阶被鞋底蹭出了浅坑，长年积着一汪水，不论晴雨。他的房子在街道尽头，靠着河，每到冬天，砭骨的冷雾幽幽地爬上岸，不声不响地渗入血液骨骼，把人的呼吸都冻在喉咙里。这断然不是适合新婚夫妇甜蜜地筑巢的地方，更不是抚养孩子的地方，这或许能为他短命的婚姻提供解释，但伯兰特心里明白出错的地方在哪里。
出于职业习惯，他在掏钥匙之前总是先检查一遍门锁，确认没有秘密入侵的痕迹，才在脏兮兮的深绿色垫子上蹭蹭鞋底，开门进去，邮件和报纸被门扫到一边，他把它们捡起来，随手丢到餐桌上。然后脱下帽子，挂到钉在墙上的钩子上去，紧邻着灰呢大衣。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似乎经过精确的安排和计量，日日如此，鲜有例外，就像白金汉宫女王卫兵的值勤表。他沏茶，看邮件，读报纸，煮一顿清淡的晚餐，继续读报纸到九点半，除去挂钟的嘀嗒，房子悄无声息，安静得像一座空荡荡的坟冢。他从不把工作带回家，这是他在官僚主义的灰色世界中的生存准则，连公务日志也留在办公室里，锁进保险箱。他以前习惯准备两个日程簿，一个记录私人事务，另一个为公事而设。但这个习惯在他1952年回到英国之后就被神秘地损毁了：再也没有私人日程表，他觉得自己也跟着消失了——就像一滴雨落入池塘——变成一个毫无特色的代码，淹没在庞大的情报机关里。每当有人问起他在何处高就，他便礼貌地笑笑，告诉对方“外交部下属的一个处……没什么重要的。”确实没什么重要的，他的手已经二十多年没沾过血了，倒是写档案用的黑墨水常常染污手掌和袖口，令他相当不愉快。
那些倒霉的年头(*1)都过去了，但六处似乎还瘫在谷底起不来，消沉颓丧的气氛在伯兰特被调回本土之前就已经沉沉地悬在头顶，至今未散，甚至在他升迁之后依然尾随而至，潜伏在办公室一角的阴影里，犹如沉默的黑衣幽灵。他在一张大写字桌上批复电报，查阅卷宗。狭窄的窗户俯视着伦敦一隅，多数时候仍如他儿时那样雨笼雾罩，泛着了无生气的灰白色，伯兰特早已不再回忆童年，却常常记起细雨纷飞时的莫斯科，街道闪着湿润的亮光，偶尔有路人低头快步走过，因为寒冷而缩起肩膀，脸上都是饥饿的痕迹。
或许自己已经是半个俄国人了，伯兰特想。他从未在同僚面前碰过任何酒精饮品，甚至外出吃饭也只是谨慎地点一杯阿姆斯特丹淡啤酒，但六处能指望他在莫斯科待的九年里都只喝茶和白开水吗？这不是谁的错，让人惶惶不安的是伦敦的气候——从这个词的哪个意义上来说都是如此。有时候他希望自己重新选一次职业，伯兰特想象自己站在二手书店的柜台后面，用磨秃了的铅笔支着脸颊打瞌睡，但这景象太可笑了，就像乡村小剧院里演的那种酸腐的老戏剧。
钟走到了六点，他知道，他甚至用不着转过身去看。伯兰特把自己从关于二手书店和铅笔的思绪里抽离，熟练地假装自己从来没走过神。百叶窗开着，铅灰色的雨云充满威胁感地悬在伦敦上空，玻璃在风速和气压差的双重夹击下发出令人担忧的声音。伯兰特在椅子上变换了一下姿势，瞥了瞥挂在门后的黑色雨伞。他早该走了，但他还有一个客人要打发——一个不怎么惹人喜爱却又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客人，就像岳父、上司和远房亲戚。
“……我们还没有得到那方面的确切消息。”他听见自己干巴巴地回答，随即醒悟到这句话已经重复了不下三次，桌子对面的美国人显然不太高兴，嘴唇抿了起来，堆出了细小的皱纹。
“抱歉，戈根先生——”
“戈登。”
“当然，我刚才不是这么说的么？”他心不在焉地挥了挥手，好像要赶开一只苍蝇，“我已经在权限范围内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您了，明天我可以找外交部专员跟您谈——当然，前提是他愿意见您——现在，您不想吃晚餐吗，戈登先生？我发现您没有带伞，再耽误下去就会挨雨淋了。”
或许这逐客令下得有点粗鲁了，他想，但对付美国人就需要这样，他们似乎从来没接受过察言观色的训练。戈登颊边的一块肌肉抽搐了几下，扯出一个微笑，好像疼痛万分地撕开一个发炎的伤口，“谢谢您的时间，伯兰特先生。”他说，拿起外套，搭在手臂上，“要是您安排到了和专员的见面，给我打电话，几点都可以，您知道我旅店房间的电话。”
“当然。”
门关上的时候，暴雨的鞭梢已经抽打下来了，伯兰特叹了口气，慢腾腾地开始收拾桌子。办公楼里寂静一片，他好像是上下五层楼里唯一的活人。他叫了一声秘书的名字，没有回答。伯兰特关了灯，把雨伞夹在腋下，锁上了办公室的门。
梅瑟韦尔大街的排水系统向来不好，伯兰特一不留神踩进深及脚踝的污水里，厌恶地皱了皱眉。路灯已经亮起，在暴雨里只是一团团化开了的淡黄色。他快步走过书店、奶酪铺、咖啡馆和花店，没看交通灯就冲过马路，水花溅湿了裤腿。教堂大门紧闭，上帝也不喜欢弄湿自己的鞋。污水横流的小巷里有可疑的动静，猫，伯兰特告诉自己。
但他仍然站住了，雨滴噼噼啪啪地打在黑色的伞面上，窄巷里很昏暗，建筑物的阴影交错重叠，伯兰特踌躇了几秒，环顾了一下空荡荡的街道，慢慢地走进阴影里。他想着自己写字台抽屉里放着的那把左轮，很后悔自己没把它带出来。雨水顺着礼拜堂的外墙淌下来，墙根被两个垃圾箱挡住了，雨水流到他脚边的时候却变成了奇怪的颜色，伯兰特眯起了眼睛。
血。
他像个梦游者一样往前一步，伸手推开了垃圾箱，一个脸色苍白的男孩子蜷缩在那里，血红的雨水在他周围铺散开来，好像某种可怖的哥特式小说里的布景。伯兰特吞咽了一下，僵硬地站着，听着自己嘶嘶的呼吸声，滂沱大雨击打着伞面和昏迷的男孩。他再次扭头看了一下不远处的街道，没有人，唯有雨水横流。他丢开了伞，雨迅速地把他浇得透湿，伯兰特脱下自己的大衣，把男孩裹了起来，大概是被碰到伤口，男孩低低地呜咽了一声，痛苦地蹙起眉，却没有醒来。伯兰特抱着他折回大街，以他的老膝盖能支撑的最快速度地跑过一排排阴郁的联排房屋，祈祷没有人刚好从窗帘后面探出头来。
伯兰特把男孩放到床上，脱掉他湿透的衣物。他看起来并没有受什么致命伤，疲劳和寒冷才是问题所在。血来自肩膀和小腿上的伤口，似乎有什么人把他当松鸡追杀来着。伯兰特从壁橱深处翻出那个旧药箱，凭着对许多年前训练课程的模糊记忆做了点简单的止血处理，在这方面他从来不是行家。夹带着雨滴的风敲击着窗户，他把窗帘拉了起来，下楼为自己倒了一英寸半深的卡提萨克(*2)，一口灌了下去。酒精让他冻僵的手脚暖了过来，顺带稀释了残余的震惊和疑虑。伯兰特拿起挂在鞋柜旁边的另一把伞，开门出去。
他像一部编码器一样运转起来，一件一件来，他命令自己，别着急，别出错。水汩汩地顺着涵管汇入伦敦错综复杂的雨渠系统，在黑暗的地底向泰晤士河飞奔而去。血迹已经被冲刷干净，他在垃圾箱旁边找回了自己的伞，收起来，夹在腋下，要是被问起，可以说是要接一个朋友。伯兰特踏着那十五条斑马线回到梅瑟韦尔大街，走进书店外面的公用电话亭。书店老板透过湿漉漉的落地窗盯着他，好像不明白一个有两把伞的人是怎么把自己弄成落汤鸡的。
电话响了三下就接通了，“喂？”对方说，声音温和而懒散，好像刚睡醒不久。
“到我家去，科尔曼，我需要你帮忙。”
他简短地丢下一句话，挂上了话筒。书店老板仍然瞪着他。伯兰特冲他点了点头，撑起伞走回滂沱大雨之中。
作者有话说第1章 Epi.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