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在斜阳外》清雅

54、07

　　“先生，今天还要去‘警察培训所’吗？”市政厅的办公室里，家桐一边倒着开水，一边发问。
　　“嗯。”放下手里的最后一份文件，我点点头。
　　他端着冒着热气的搪瓷杯子走过来，口气里似乎带着些埋怨：“已经过了冬至日，先生自己保重身体要紧。”说着，指着桌上一把五颜六色的药丸，继续道：“要去，吃了药再走。”这回，又是命令的口吻。
　　抬头看看面前的青年，俊眉朗目，这市政厅上下百多号人，除了他，没人敢这么和我说话。可这也是他的贴心之处。于是一手把药丸抓了，就着开水一仰脖全落了肚。
　　我早年罹患肺炎，九死一生，后经日本军医医治，得以痊愈，可终究还是落下了病根。每到冬天，病情必有反复。不过这些年调理得当，于身体都无大碍。

　　天越发短了，才过六点，窗外便已黑了下来。淅淅沥沥的雨，裹夹着碎冰渣子敲打着窗棱，想起近一个月来，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时局也变幻莫测，不禁感慨良多：
　　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的节节胜利，大大刺激了侵华日军，他们要求对重庆的国民政府实施更为猛烈的军事打击，一波又一波的日本飞机在重庆上空昼夜轰炸，几乎要把整座山城夷为平地。与此同时，以影佐昭为代表的主和派，也一反常态的要求获得对南京政权更多的控制权，特别是对各种战略物资的统制权。而相应的沦陷区的反抗运动也日益风起云涌，我压力陡增，可是就在这当口，上海路上几声枪响，中村少将的遇刺，震动了整个华东日本军界。
　　中村宏一是日本军部新近派遣至驻沪特务机构——“梅机关”的头目之一，他的直接上司就是今井武夫。虽然子弹偏离心脏寸许，中村侥幸保住了一命，但是今井武夫和影佐昭仍然大为震怒，严令南京政府限期破案。大半个月下来，首都警察厅长苏成德忙的脚不沾地，可连凶手的衣角也没抓着。此人素来亲日，仗着有日本人撑腰，与我多有龃龉，这次我全不插手，只冷眼看他一个人踢腾。
　　影佐知道我和中村之间的隐情，有一次，趁无人之时意味深长的对我说：“中村君的事情，真的不是出自喻君的安排？”
　　我冷笑不语。
　　他的怀疑不无道理，可是，除了动机外，他们抓不到我的任何把柄。况且，策划这次行动的人，的确不是我。
　　那个人，应该是辉生吧！

　　乌衣巷口的那个迷乱之夜，当我把一切都对辉生合盘托出时，就听出他的话语中隐隐带了杀机。
　　但是，同样是在那个夜晚，当在我无意识间叫出辞修的名字后，我就明白我们之间一切都已不可挽回。
　　可是，当时的他并没有立刻发怒，只是默默替我拉上被子，自己则起身，收拾起满地的狼藉。我无法入眠，几次想要道歉，可刚一张口，都被他堵了回去。
　　“你睡吧！”短短三个字，黑暗中却格外冰冷无情。
　　“你……以为我还能睡着吗？”我苦笑着，也披衣坐起，低声道，“对不起。”我明白这一句“对不起”远远不够弥补他所受的伤害，因为这种伤害已经几乎等于侮辱。可是，再多的解释到现在也是无济于事。
　　果然，他听了我的话，沉默了一会儿，又道：“我知道你辛苦，你什么都不用再说了。”
　　那一刻，我的心像被针锥了一样的疼。可是，如果我的心有一份痛，辉生的心岂不是有十分？
　　过了良久，他终于又翻身上床，我虽觉无颜再面对他，可还是不由自主张开手臂搂住他的腰，把头搁在他的肩窝里。他倒也不拒绝，只反手将我搂得更紧了。
　　就这样，我们两相无言，沉默着苦捱到天明。
　　天亮的时候，他终于开了口，留下的唯一一句话就是：林弟，我还有任务在身，马上要离开南京几天，等回来以后再和你联络吧！
　　可是，他一去月余，就此杳无音讯，即便是中村遇刺案发，也再没有来找过我。
　　我想：也许，我们之间，一切都已结束。

　　“先生，车已经准备好了。”家桐的话语把我从纷乱的思绪中拉回现实。
　　“好。”我点头，推开椅子站了起来。家桐从墙角边的落地衣架上取下黑呢大衣和围巾，我接过来穿戴好，然后我们一起走出了市政厅大门。
　　汽车开往中华门外的雨花台，这里本为佛教胜地，据传南朝梁武帝时，高僧云光法师在雨花台所在山岗设坛讲经，因说法虔诚所至，感动上苍，落花如雨，“雨花台”由此得名。校长定都南京后，雨花台遂变为国民政府处决共产党员的刑场。
　　30年代国民政府在南京开设警察培训所，选址于雨花台，只是自迁都重庆后，便废弃不用。自今年入冬以后，陆陆续续续有在战争期间流离在外的南京人回到家乡。这些人中间，有些是在南京沦陷前就举家逃往外地避祸的，也有不少是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后逃离南京的。自汪氏政权建立后，南京政局稍安，这批难民便纷纷从各地辗转返乡。可是，当他们回到南京以后，早已是物是人非、无家可归。眼看寒冬将至，这批难民数量又特别巨大，所以南京政府只有将这个位于雨花台的“警察培训所”转为“难民收容所”，暂时进行安置。
　　我这半个月来的殚精竭虑，大半也是来源于此。
　　车子停在“警察培训所”门口，我和家桐还没下车，就发现今天晚上这里的气氛与往日有些不同。大门口多了些荷枪实弹的警卫，而除了我们的车外，几辆挂着汪氏政权旗帜的轿车在夜幕下也特别显眼。窗外的雨更加凄冷，家桐先下了车，撑了伞拉开车门。不远处一个人影匆匆忙忙的由远而近，等我下了车，他才到了跟前，我认得他是收容所的具体负责人之一，社会局的张处长，只听他悄声道：“喻市长，汪主席也来了，正在里面呢！”
　　我点头道：“进去再说吧！”

　　这座警察培训所占地颇广，本也有房舍百余间，可是在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后，大多已破败不堪。现在被临时改为收容所，仓促之间只能简单修葺，接纳数以千计的难民。但不过几天，房舍便已住满，后来连墙角边、屋檐下，也铺了破垫子塞满了人。可是难民还在一天天不断涌进城，这些人大多一贫如洗，更有的贫病交加，我只得下令在操场搭建棚户，做暂时的居所。无论如何，总要让他们能有一瓦遮头。
　　数千难民，同时也是数千张嘴。正值晚饭时间，外面还下着雨，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只好在大礼堂内支起几堆柴薪，架了锅熬粥。我领着家桐和张处长走到大锅前面，往里看了看，只见米汤翻滚着，粥薄的几乎照得见人影，骨瘦如柴的老人、衣衫褴褛的儿童，都端了破碗烂钵，排了队等着领粥。整个礼堂里密密麻麻站成了几条长蛇，领到了热粥的就立刻蹲到一旁“呼嘶呼嘶”地吃起来，叫人不忍卒睹。
　　张处长尴尬道：“时局艰难，人员又一天天增加，属下等也只能维持现状，请市长训斥。”
　　我摆摆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体谅他的难处。叹了口气，道：“等我请示汪主席，再想办法增加些配给吧！”可心里却清楚：这又谈何容易！南京火车站每天几十节成百节车皮的物资装上车运给日本人，这战争一天不结束，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便永远没有盼头。
　　正说话间，一个半大的孩子，刚领了粥便慌慌张张的往外跑，结果脚步没走稳，一个趔趄便摔倒在我怀里，不但砸了碗，滚热的米粥还撒了我一手一身。
　　“你作死哪！”张处长叫起来，拎着孩子的耳朵就把他从我身上提了起来。
　　“先生，没事吧？”家桐也赶紧掏出手帕来给我擦去手上的米汤。可是手背上还是不可避免的被烫出一大串燎泡，火烧一样的疼。
　　张处长要把那孩子拖到一边，可那孩子却懒着不肯走，一双眼睛只直勾勾盯着地上的碎成几瓣的破碗和撒了的残粥。我皱了皱眉，走过去推开张处长道：“别为难孩子。”又转身对家桐说，“去再打碗粥来。”
　　粥碗又端在手上，小孩也顾不得烫口，不一会儿就喝了个碗底朝天。瞧他这样子也不过十来岁，浑身污垢，大冷的天只穿了件夏天的小褂，鞋袜也破的全是窟窿。我心里揪得紧了，蹲下来摸着他的头，柔声道：“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孩吃饱了饭，什么都好说，摸着肚皮回答道：“我姓常，叫志强，常志强。”
　　我笑了：“志强，好名字。”又问道：“你爸爸妈妈呢？他们也在这里吗？”
　　可是小孩一听我问起爸爸妈妈，脸色却突然变了，继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血……爸爸，身子……身子后面，有个血窟窿。妈妈……妈妈，呜……刺刀……呜……弟弟，弟弟们身上都是血，都不动了……”
　　他哭的昏天黑地，所有的话语都断断续续连不成句，可是我没有一点理解的障碍。我不知道在失去了所有亲人后的四年里，这个孩子是怎么活下来的，可是我知道：这个仇，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把孩子搂在怀里安抚了一会儿，又脱了自己的外套给他披上。然后我站起身来，对张处长道：“立刻登记调查，所有的难民都要登记，他们的姓名、年龄和原来的住址。如果有亲人被日军杀害的，一定要记录在案，要有具体遇害的地点和经过。每周……不，每三天向我汇报一次进展，不要让日本人知道，所有文件全部交到我这里保管。”
　　张处长听完我的吩咐，虽然面带难色，但还是赶着答应了。
　　我捏紧了拳头：今天我做的一切，将来在审判的时候，都可以成为讨还血债的证据。

　　从难民收容所出来，夜已颇深。雨已经渐渐止了，只是北风刮得正紧。我和家桐赶紧上了车，家桐吩咐司机道：“送先生回颐和路。”
　　赵司机却突然道：“李秘书，刚才有个卖花的小花郎，说受人委托，送了封信给市长。”说着，一封信从驾驶座上的递至后排座椅。
　　我将信将疑：这大半夜的，又下着雨，还是严冬季节，哪里来的什么小花郎？
　　家桐将信接过来，也警惕的来回捏着信封，在确认没有夹带什么危险品后，才转交给我。
　　信封上没有任何文字，我撕开火漆封口，一张薄薄的信笺露了出来，纸上不过寥寥数语：
　　丁未日戊时，中山陵外，不见不散。
　　落款：辞修。
　　信后另附古诗一句：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