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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醒来 邱姗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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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姗是被手机震动吵醒的。她睁开眼,发现车已经停了,窗外的路灯亮着,雨也停了。凡钊不在驾驶座上,车门半开,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她坐直身子,揉了揉眼睛,看见凡钊站在车外面,手里拿着手机,正在打电话。声音不大,但她听见了。“嗯……明天再说吧……对,我姐回来了……知道了。”他挂了电话,转过身看见她醒了,拉开车门坐进来。
“到了?”她问。
“嗯,看你睡着,没叫你。”
她看了一眼手机,睡了快一个小时。窗外的巷口,外婆家的灯还亮着,暖黄色的,从门缝里漏出来。“几点了?”她问。“快十点了。”凡钊发动车子,把车停到巷口的空地上。熄了火,两个人在车里坐了一会儿,谁都没说话。雨后的村子很安静,偶尔有狗叫,叫几声就停了。
“姐。”凡钊忽然开口。
“嗯。”
“你明天几点的飞机?”
“下午两点。”
“我送你。”
“不用,我自己打车。”
他没接话。她知道他还会来送。他也不需要她的同意。
两个人下了车,凡钊锁好车门,跟在她身后,走过那条湿漉漉的石板路。路窄,两个人并排走不开,他就走在后面。她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他。“凡钊,你什么时候回杭州?”他说:“后天。请了两天假。”她问:“请假扣钱吗?”他笑了一下,“扣。但值得。”她转过身,继续走。眼睛有些热,风吹的。
第二天早上,邱姗醒来的时候,外婆已经在厨房忙了。灶台上的锅冒着白雾,空气里弥漫着红豆粥的甜香。她披了件外套下楼,凡毓华在摆碗筷,凡钊在帮外婆端菜。她坐下来,端起粥碗喝了一口,烫的,甜的。外婆看着她,说“慢点喝”,凡毓华说“她从小就这样,急”。凡钊没说话,把一碟酱菜推到她面前。
吃过早饭,邱姗帮凡毓华收拾厨房。凡毓华洗碗,她擦碗。两个人站在水池边,谁都没说话。碗快洗完的时候,凡毓华忽然开口了:“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好好吃饭。”邱姗说“我知道”。凡毓华又说:“别太拼。”邱姗说“嗯”。凡毓华擦了擦手,转过身看着她。“你弟弟跟我说,你上次胃疼,在医院挂了急诊。”邱姗愣了一下,看了凡钊一眼。凡钊正在客厅陪外婆看电视,背对着她们。
“他告诉你的?”她问。
“他不告诉我,谁告诉我?”凡毓华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重。“你一个人在外面,生病了也不说,你当我们不担心?”
邱姗低下头,看着手里的抹布。她不知道凡钊怎么知道的。也许是打电话的时候听出来的,也许是别的什么。她没问。“妈,我没事。就是吃坏了东西,挂了两瓶水就好了。”凡毓华看着她,看了好几秒,然后叹了口气。“你们姐弟俩,一个比一个能扛。”她接过邱姗手里的抹布,自己擦完了最后一个碗。
下午,凡钊送她去机场。路上两个人依然话不多,过了收费站,凡钊忽然说:“姐,妈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她就是担心你。”邱姗说:“我知道。”“你也别怪我告诉她。你一个人在北京,万一有什么事,我赶不过去。”邱姗看着窗外,“我知道。”她没有怪他。她只是觉得,自己让弟弟操心了。小时候是她照顾他,现在反过来了。
到了机场,凡钊帮她把行李箱从后备箱搬出来,放在推车上。她站在推车旁边,看着他。他穿着那件深色的羽绒服,帽子没戴,头发被风吹乱了。
“走了。”她说。
“嗯。”
她推着车走了几步,听见他在身后叫她。
“姐。”
她停下来,回头。
“胃疼别硬扛。该去医院就去。”他说得很认真,认真得不像一个弟弟,像一个哥哥。她笑了一下,“知道了,凡总”。他也笑了一下。
她转过身,走进航站楼。过了安检,她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玻璃门外,朝她挥了挥手。她也挥了挥手,然后转身走进了人群。登机口在走廊尽头,她走得很慢,不急着赶。飞机起飞的时候,她看着窗外的云层,想起凡钊说“胃疼别硬扛”。没有人可以一直硬扛。她只是习惯了,习惯了一个人,习惯了什么事都自己扛。但她不是一个人。有人在几十公里外,在几百公里外,在几千公里外,想着她,担心她,等她回来。她不是一个人。她只是走得比较远。
飞机落地北京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拖着行李箱走出航站楼,冷风扑在脸上。没有凡钊来接她了。她叫了一辆网约车,报了地址。车子开动,她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城市夜景,拿起手机打开与凡钊的对话框,打了几个字——“到了。”他回了一个“好”,又问:“吃饭了吗?”她说:“飞机上吃了。”凡钊回了一个“好”。她锁屏,把手机放进口袋。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她的影子映在车窗上,模糊的。
她忽然想,下次休假,应该早点回去。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那些等她的人。他们等了她太久了。她不该让他们等那么久。
邱姗从绍兴回来后,日子又恢复了从前的节奏。早起,看文件,开会,改稿子,记者会,加班。偶尔出差,飞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住酒店,开会,飞回来。她习惯了这种节奏,习惯了在忙碌里找空隙,在空隙里喘一口气。那口气很短,但够用了。有一次凡钊打电话来,问她在干嘛。她说在办公室。凡钊说周末也不休息,她说习惯了。凡钊沉默了一下,没有再说。她知道他想说什么,但她不需要被提醒。她自己知道,她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过了。但什么是好好休息?她也说不清。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脑子里也还是在转。转明天的会,转后天的材料,转下周的行程。她停不下来,不是不想,是不会了。凡毓华偶尔会发消息来,问她吃了没有,她说吃了,问她吃了什么,她说食堂。凡毓华说食堂的菜不好吃,你出去吃点好的。她说好,但从来不去。她懒得找餐厅,懒得点菜,懒得一个人坐在那里等菜上来。一个人吃饭,在哪里都一样。食堂快,吃完就走。方便,不耽误时间。
凡钊给她寄过一次东西。一个包裹,拆开是一罐桂花糖藕,外婆做的,用保鲜袋包了好几层,怕漏。还有一封信,很短。说外婆身体还好,外公也能下地走几步了,说自己工作忙,但还行。说你注意身体,别太累。她看完信,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糖藕没舍得一次吃完,每天切一小块,配着茶慢慢嚼。甜,糯,桂花的香气在嘴里散开,像外婆家的院子,像绍兴的秋天。她吃着吃着,想起小时候趴在灶台边等外婆做糖藕的样子,锅盖掀开,热气扑在脸上,外婆用筷子扎一下,说“还不够烂”。她问“什么时候能吃”,外婆说“等不及啦?”她说“等不及”。外婆笑了,笑她馋。现在她不馋了,但想念那个等不及的自己。
有一次记者会结束后,有记者问她:“邱司,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她想了想,说“看书”。记者又问:“看什么书?”她说“什么书都看”。其实她已经很久没有完整地看过一本闲书了。看的都是文件,报告,新闻,材料。那些不是书,但也是字。她每天都在读字,写字,说字。字是她的工具,也是她的武器。她用它们表达立场,回应质疑,传递信息。她爱字,但有时候也会想念那些不是为了工作而读的字。那些字里有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悲欢。她读着读着,会忘了自己是谁。现在她不会忘了自己是谁,但她需要偶尔离开一下自己。
周末,她一个人去了趟故宫。不是想逛,是想走走。从午门走到神武门,走得很慢,不时停下来看看那些红墙黄瓦。游客很多,她被人群推着往前走。没有人认出她,不戴丝巾,不盘头发,穿着羽绒服,素颜。走在人群里,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一个普通的游客。她站在太和殿前面的广场上,看着那些拍照的人,有人比心,有人举自拍杆,有人给孩子擦汗。她站在那里看着他们,觉得自己离他们很近,也离他们很远。近的是距离,远的是生活。他们的生活里有柴米油盐,有孩子哭闹,有夫妻拌嘴。她的生活里只有工作,工作,工作。她不是不想要那些,是要不起。她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那就只能一个人走。
她走到御花园,在一棵古柏前停下来。树很老,枝丫扭曲着伸向天空,像一位弯腰驼背的老人。她把手放在树干上,树皮粗糙,硌着手心。她想起小时候外婆家院子里也有一棵老树,不是柏树,是枇杷树。每年夏天结满枇杷,她爬上去摘,凡钊在下面接。她摘了一兜,往下扔,他接不住,枇杷摔烂了,她笑他笨,他不服气,说“你扔得太歪”。她扔得更歪,他接得更狼狈。两个人笑成一团。凡毓华从屋里出来,说“你们两个,小心摔着”。他们不听。后来她真摔了,膝盖磕破了皮,凡钊吓哭了。她没哭,忍着疼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他跟在后面哭了一路。她嫌他烦,说“别哭了,我不疼”。他还是哭,哭到回家。凡毓华给她涂药水,疼得她龇牙咧嘴,但忍着没出声。他站在旁边看,眼泪又掉下来了。她看着他,说“你比我还爱哭”。他不说话,用手背擦眼泪。那棵枇杷树后来被砍了,说是挡了邻家的光。她没回去看,不想看。她宁愿记住它枝繁叶茂的样子,也不愿意看到它光秃秃的树桩。
傍晚,邱姗回到家。脱了外套,换了拖鞋,坐到书桌前。台灯亮着,暖黄色的光,她翻开笔记本,觉得有些无聊。合上笔记本,关了台灯,躺到床上。窗外有风,吹得树枝沙沙响。她听着那声音,想起外婆家院子里的枇杷树。它不在了,但它的叶子还在她的记忆里沙沙响。只要她还在,它就在。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了眼睛。明天还有发布会。还有很多事要做。她不怕。她只是偶尔会想,如果当年她没有离开绍兴,没有走那么远,现在会是什么样。也许在某个小镇的学校教美术,也许结了婚,也许有了孩子,也许每天放学后接孩子回家,给孩子做红烧肉,听孩子说“妈妈,今天在学校被老师表扬了”。她不知道。她选了另一条路,就不能回头。不是不想,是不能。回头了,那些苦就白吃了。她不愿意。
她睁开眼,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没有裂缝,干干净净的。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细细一道,落在床尾。她看着那道光,想起十二岁那年物理楼走廊里的那束光。不一样的光,一样地照着她。她把手伸到被子外面,掌心朝上,接住那片光。然后合上手掌,像握住了一个秘密。不是谁的秘密,是她自己的。她不会告诉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