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Under the Stars and Strip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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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大二下学期才留意到那位教授的。
他算不上受欢迎，但至少每年都有足够的学生报他的选修课，让它不至于凄惨地停开。那门课的名字是比较政治学，或者只是政治学，又或者是国际关系，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对公共空间研究或者批判视角下的反犹主义什么的不太感兴趣。当时之所以去听诺里斯教授的课，纯粹是因为米娅也在那里，米娅•菲茨杰拉德，一个金发甜小妞，我总是坐在她后面，盯着她雪白的后颈发呆，直到有一天诺里斯教授生生把我从冥想里扯了出来。好吧，那算不上什么“冥想”，我只是在想象自己亲吻米娅的金发和光滑的脖子，“……帕特里克•赫登！”教授大声念出这个名字，“赫登先生是哪位？”
我笨拙地站起来，迟钝得就像在冰箱里摆了一个礼拜的火鸡，还差点碰翻了墨水瓶。米娅好奇地转过头来打量我，我在她的目光下涨红了脸。诺里斯教授把文件夹放到一边，温和地发问，“关于我们上节课末尾留下的关于汉娜•阿伦特的问题，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解吗，赫登先生？你应该已经稍微翻过过我上周推荐的几本必读书了。”
我不记得我到底给出了一个怎么样的糟糕答案。我只知道最后所有人哄堂大笑，包括米娅。我根本没有看过那本书，一页也没有。更不知道谁是阿伦特。一片混乱，一片可恶的、该死的混乱。我终于坐下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脸像是着了火，烧得生疼。我盯着球鞋之间的地板看，并且在那节可悲的概论课余下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这种姿势。
下课铃响起的时候我一把抓起背包，飞快地从后门逃出了课室。第二天我鼓足勇气找到米娅，向她借了笔记本和诺里斯教授在第一节课就开出来的书单，赶在星期四之前匆匆浏览了一遍，希望能好好表现一下。但教授整堂课没再看我一眼，只是忙着讲解古希腊城邦公共空间的建构。下课的时候我夹在一大群吵吵嚷嚷的学生里往门口挤去，但那个棕色头发的政治学教授叫住了我，让我下周二到办公室去找他。周围的人们纷纷幸灾乐祸地交换着眼神，多半是认为我这门课要不合格了——事实上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五天之后，当我忐忑着在他的办公室外徘徊的时候，心里还在盘算要怎么说服他改判缓刑。我敲了敲门，里面传出一句清楚的“请进”。
“下午好，诺里斯教授。”我谨慎地说，关上了门。
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西面，窗帘被拉上了一半，好遮挡西斜的阳光。临窗放着一个简易木制书架，因为论文集和专著的重压而微微向□□斜着，似乎一推就会彻底垮下来。右侧墙上钉着一块白板，贴满了日程表和字迹潦草的便笺纸。一盆铁线蕨摆在白板下面，怎么看都像是放错了地方。“下午好，赫登先生。”他摘下眼镜，温和地说，“别担心，我不准备把你除名，暂时还不会。”
“我很抱歉——”
“你当然是的。”他似乎觉得很有趣，微微眯起了眼睛，“赫登先生，我不禁留意到了你在我的课上总是盯着女孩子看——当然，我得承认，与此相比，我的黑板自然无聊多了。”
我尴尬地清了清嗓子。
他把玩了一会手上的钢笔，“我不是叫你来挨训的，赫登先生，你可以放松些。你的专业是？”
“新闻学，诺里斯教授。”
他点点头，又露出那种难以定义的微笑。后来我发现，在他感到有趣，或者意见相左的时候，总会这样笑。我看着他，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地打量这位政治学教授，他大概四十岁上下，棕眼睛看起来温和平静，我想象这是个从小养尊处优的人，安全地在大学里躲过了战争——向一届又一届打着哈欠的大学生们解释总统制和半总统制之间的微妙区别。然后我的目光落在一个小小的勋章上。
一枚紫心勋章。
“是的，我曾经是个军人。”大概是察觉了我的目光，他轻声说，拉开抽屉，漫不经心地把勋章从桌面上扫了进去，“工程兵，准确来说。”
“可您教的是政治学！”我大声叫道，并且立即后悔了这个举动。
“那是个很长的故事。”他重新戴上眼镜，镜片总是给他带来一种不近人情的错觉——又或者根本不是错觉，“我今天叫你来，不是要谈论我，而是要谈论你的，赫登先生。”
“朋友们叫我帕特。”
政治学教授叹了口气，“好吧，帕特，”他让步了，却板起脸，换上了公事公办的语气，“你看，或许你选我的课，纯粹是为了别的目的，”他特别强调了“别的”这个词，“……但你既然注册了，就不该只满足于随便拿个C或者B-，况且在我的课上拿A也并不是难事，我说过，只要每周在讨论课上……”
我走神了，这些大学教授们的典型训话我已经，很不幸地，听过无数遍，无非是劝说你不要浪费父母付的学费，要是你提醒他，学费是我自己打工赚的，他就会改口说要注意“时间成本”和“尊重自己的付出”。我盯着桌子上的一个相架，角度不对，我无法看到镶在里面的照片。相架旁边堆着一叠论文，第一份正好被打上了一个巨大的、狰狞的C-，我吞咽了一下，把视线收了回来。
“……你在听吗，帕特里克？你看起来走神很久了。”
“我在听，诺里斯教授。”
他怀疑地看了我一会，探身在记事本上划去了什么，“你可以走了，帕特，别忘了去看《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章，那是我们本周的讨论内容。”
“好的。”我站起来，“呃，诺里斯教授，我在想，假如我偶尔需要来问您一些问题……”
“我在星期一上午十点前，星期三十点半到十一点半，以及星期五下午都会在这里，如果你花上两秒钟看看我贴在门外的时间表的话，你根本不需要问这个问题。”
只要他愿意，诺里斯教授总是能变得异常咄咄逼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学生曾经对这扇普通的棕色办公室门产生了心理障碍，我肯定是其中一个，理智的做法应该是从此像只吓坏了的兔子那样趴下来，折起耳朵，完成这门课的所有要求，骗一个B+，然后永远不再选戴恩•诺里斯教授的任何课程。但那个相架和紫心勋章拽住了我的好奇心，强迫我每个星期五都出现在那个摆着铁线蕨的办公室里，刚开始我还会带着书和笔记本，期中考试之后就干脆丢掉了这些伪装，大方地以一种享受闲聊的姿态和我的政治学教授分享一包曲奇饼。
“想从我这里刺探出什么，帕特？”六月初的一个下午，诺里斯教授忽然抛出这个问题，狡黠地眯起眼睛，“我敢打赌你已经为此费劲地铺垫了很久了，现在问吧。”
我尴尬地摸了摸鼻子，“紫心勋章，教授。”
“我就知道。”他微笑着，好像一个得意的预言家，“他们在传播学课上就是这么教你的吗？”
我又摸摸鼻子：“我只是想知道……战争期间是怎么样的，呃，您知道，我学会读报纸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了，教授。”
他沉默了一会，棕色眼睛里好像蒙了一层薄薄的灰尘。我不确定自己是否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只得逃避似地移开目光，看着窗外。这是个温暖的下午，甚至——对芝加哥来说——有点太热了。百叶窗开着，可以望到远处的草坪，一棵茂盛的榉树被阳光染得熠熠生辉。
然后他慢慢伸出手臂——好像在黑暗里摸索什么带刺的东西——拿起桌上的相架，把它转了过来。里面不是一张照片，而是许多碎片的集合，每张都被细心地裁剪成规整的方形，戴着棒球帽的少年，懒散地倚在门廊上的青年，穿着陆军军服的青年，他们都有着一样的暗金色头发和蓝眼睛——仿佛把一个人短暂的一生仓促地塞进了这个狭窄的相架里。
“他叫弗兰克。”诺里斯教授说，摘下眼镜擦了擦，把它摆在桌子上，“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在……”他又拿起眼镜，细致地擦拭着已经很干净的镜片，含糊地补完了这个句子，“……在英国去世的。”
我不安地在椅子上动了动，我果然问了一个极不合适的问题，“……我很遗憾。”
“嗯。”他轻轻地发出一个单音节，“我回来之后——我是在1946年春天回来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去了一趟新奥尔良，去拜访他的母亲。康奈尔太太给了我这些照片。她似乎很高兴有人来陪她说说话，不停地对我讲她的儿子小时候是怎样一个‘惹人喜欢的小混蛋’，我总算知道弗兰克的语言系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了。”
“你同意吗？”
“同意什么？”
“‘惹人喜欢的小混蛋’这一部分。”
“是的，完全同意。”他又微笑起来，我觉得自己短暂地瞥见了二十年前的戴恩•诺里斯，“弗兰克是个迷人的混蛋——让你恨不得把他推进海里淹死但又不舍得这么做的那种。”他叹了口气，收敛了笑容，“我花了许多年才能像现在这样轻松地谈起他，我想念他，上帝，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想念他。”最后几句话几乎变成难以辨认的自言自语，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又匆忙补了一句：“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知道。”我说，虽然我不是很确定。诺里斯教授更像在谈论一个情人，而不是朋友。我移开视线，看着相架里的“弗兰克”。他的蓝眼睛带着一种恶作剧般的促狭，还有流氓似的满不在乎的神态。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人该怎么和诺里斯教授和平相处。“最好的朋友”？
“您说您是个工程兵。”我冒冒失失地问，“对不起，我不是有意刺探，但退伍军人和政治学教授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我以为他会说“这也是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但他只是点点头，简单地回答：“这就是杀了弗兰克的东西，政治，国家，某某主义，某某学说——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这里面大概没有多少理性可言……”他摊开手，半开玩笑地说，“反正我就在这里，帕特，掌管着你的期末成绩。”
“那我有可能拿A吗？”
“凭你糟糕的作业和期中考试成绩，不太可能。”
我尴尬地抓了抓头发，没有回答。诺里斯教授吧相架摆回原位，站起来，提起他的小公文包。我跟着他走出去，教授锁上门，我们一起穿过阴暗的过道，走进六月份和煦的阳光里。灌木丛刚刚被修剪过，散发出新鲜植物汁液那种略带苦涩的清新气味。我们沉默而漫无目的地走着，诺里斯教授一直看着前方，我却不时打量他的侧脸，很奇怪的是，他在明亮的阳光下反而显得忧愁疲倦。他的额头和眼角都有细小的皱纹，衣领上沾着忘记拍走的粉笔灰。有那么几秒钟，我差点忍不住伸手替他抹去那些白垩粉末，但终究没敢这么做。
“你不会相信的，帕特，刚回国的头两年，我简直是一个神经质的怪物。”诺里斯教授忽然说道，把公文包从左手换到右手，“不愿意出门，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话。听到汽车喇叭声，甚至咖啡壶的呜呜声都会吓一跳……”我瞪大眼睛看着他，教授眨了眨眼，似乎觉得我的反应非常有趣，“‘战争病’，他们是这样称呼它的。我的母亲一直敦促我去见神父——是的，我是天主教徒，至于现在还是不是我不是很确定——可是那时候信仰似乎也帮不了我，直到我独自搭火车去了新奥尔良。
虽说是去看康奈尔太太，但我把大半时间都花在闲逛上，他跟我说起过那些田地和树林，还有夏季巡回游乐场和安东尼舅舅的小飞机。我回到那幢房子里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帮着康奈尔太太把两张扶手椅搬到门廊上，我们坐在那里喝柠檬水。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我觉得他似乎就在那里，随时会从碎石路拐角处出现，或者拿着淡啤酒从客厅里走出来。
应该是从那天开始，我就相信他已经回家了。”
我们走到停车场。教授拉开他那辆灰色福特的车门，把公文包丢到副驾驶座上，“好了，你该回去了。”他说，一手扶着车门。我吞咽了一下，“你爱他吗？”
“是的，他是我的朋友。”
“不。”我费力地寻找着词汇，紧张得喉咙发紧，“另一种……爱？”
他看着我，没有回答。许久，才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去吧，帕特，周末愉快。”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老旧的福特从视野中消失。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戴恩•诺里斯教授谈话，在此之后我许多次回忆起那双似有所语的棕色眼睛，试图揣度他的回答。在撇去戒备、悲伤、温柔和痛楚的浮渣之后，每一次我都更肯定他是在说，对，我爱他。
顺带一提，他最后真的只给了我一个B-，但这没有关系，毕竟米娅已经答应和我去看电影了。
全文完
作者有话说第23章 Under the Stars and Strip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