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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往南边走啦 第二天,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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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又去了那条街。
天还没亮,雾比昨天还浓。街两边的房子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像是谁用墨笔在宣纸上随便勾了几笔。雪停了,风也停了,空气湿漉漉的,吸一口,凉到骨头里。
虎崽蹲在我肩上,还没睡醒,脑袋一点一点的,像一颗挂在枝头被风吹动的果子。
“姨姨,你说他今天会来吗?”
“不知道。”
“那他昨天说了‘也许来也许不来’,到底是来还是不来?”
“来了就是来,不来就是不来。”
虎崽被我的回答绕晕了,把脸埋进我的头发里,不说话了。
街角的茶摊还在。炉子还在,大茶壶还在,咕嘟咕嘟地冒着白气。老头不在。但茶摊后面坐着一个人——不是昨天那个老头,是一个老太太。花白的头发,挽着一个髻,用一根银簪别着。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棉袄,领口绣着一朵褪了色的花。脸上的皱纹比昨天的老头还多,像一张揉皱的纸。她正在剥花生,一颗一颗的,把花生仁放在碗里,壳丢在地上。
我愣了一下。
“老人家,昨天那个老头呢?”
老太太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不大,但很亮,跟昨天那个老头的眼睛一样亮。
“哪个老头?”
“就是在这里摆茶摊的。穿灰色棉袄的。”
“这里一直是我摆茶摊。”老太太把一颗花生丢进嘴里,嚼得嘎嘣脆。
“那昨天那个人是谁?”
“不知道。”老太太又剥了一颗花生,“也许是他,也许不是。”
我沉默了一会儿。
“他今天还来吗?”
“你找他有什么事?”
“他还没告诉我他是谁。”
老太太看了我一眼,嘴角微微上扬。“他是谁,重要吗?”
“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想知道。”
老太太把花生碗推到一边,站起来,走到炉子边,提起茶壶,给我倒了一杯茶。茶水还是深褐色的,还是冒着热气,还是苦的。
“喝。”她把茶杯推到我面前。
“您是昨天那个老头吧?”我看着她的眼睛,“您换了一身衣服,换了一张脸,但眼睛没换。”
老太太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她坐回去,继续剥花生。
“您为什么要换样子?”
“因为有趣。”老太太——不对,应该是老头——用老太太的声音说。那声音沙沙的,像风吹过干树叶。
“有趣?”
“看着你认不出我,有趣。”
“您昨天不是说要告诉我您是谁吗?”
“我说了下次见面。这次见面了。”
“那您告诉我。”
老太太——老头——把一颗花生仁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
“我叫——”他顿了顿,“你叫我老陈就行。”
“老陈?”
“嗯。姓陈。”
“您是姓陈,还是随便起的名字?”
“你猜。”
我看着他那张老太太的脸,那双不属于老太太的、亮晶晶的眼睛。
“老陈,”我说,“您知道我为什么来找您吗?”
“知道。白泽让你来的。”
“他让我来,是因为他说您知道一些事情。”
“嗯。”
“那您能告诉我吗?”
老陈剥了一颗花生,把花生仁放在桌上,排成一排。那些花生仁圆滚滚的,大小差不多,间距也差不多。
“你问。”他说。
“我为什么会来这里?”
老陈的手停了一下。那颗花生仁在他指尖转了转。
“因为有人让你来。”
“谁?”
“不能说。”
“为什么?”
“因为那个人还没准备好让你知道。”
我盯着他那张老太太的脸。“您跟白泽一个毛病。说一半留一半。”
“白泽是神兽,我是人。不一样。”
“您是人是妖?”
“人。”
“您活了多少年了?”
“记不清了。”
“一个记不清多少年的人,还能算是人吗?”
老陈笑了。那笑声不大,从老太太的嘴里发出来,有点违和。
“算。只要还喝茶,就算人。”
“那您喝的茶苦吗?”
“苦。”
“您刚才说要给我泡好喝的茶,骗人的?”
老陈把桌上的花生仁拢起来,放进碗里。
“这茶不好喝,但管用。”
“管什么用?”
“管你想问题。”老陈指了指自己的头,“茶苦了,脑子就清醒了。脑子清醒了,就能想明白一些事。”
“我想不明白的事,喝您的茶就能想明白?”
“不能。但能让你不那么着急想明白。”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苦。还是苦。但这次,苦味散得比昨天快。咽下去之后,舌根的回甘比昨天更浓。
“您昨天说,我能回去。但不是现在。等我不想回去的时候。”
“嗯。”
“我不想回去的时候,就是回不去了。那您为什么说能回去?”
老陈看着杯里的茶叶梗。那些梗沉在杯底,有的竖着,有的横着,有的斜着。
“你看到那根竖着的茶叶梗了吗?”他指了指。
“看到了。”
“你觉得它为什么会竖着?”
“运气好。”
“不是运气。是水。水动了,它才竖起来。水不动,它就倒了。”老陈抬起头看着我,“你回去不回去,不是由你决定的。是由水决定的。”
“水是什么?”
“时间。缘分。命。随便你怎么叫。”
“您不是说我的名字不在命书上吗?”
老陈愣了一下。“白泽连这个都告诉你了?”
“嗯。”
“这只神兽,嘴越来越不严了。”老陈摇了摇头,但嘴角是往上翘的,“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问他什么,他都不说。问他今天天气怎么样,他都不说。”
“那您知道我的名字为什么不在命书上吗?”
老陈沉默了一会儿。他把花生碗推开,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因为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他说,“命书只记这个世界的人。你不是,所以不记。”
“那我算什么?”
“算——客人。”
“客人?”
“嗯。来串门的。串完了,就该回去了。”
“那我什么时候回去?”
“串完了的时候。”
“什么是串完了?”
老陈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炉子边,又给我倒了一杯茶。茶水还是深褐色的,还是冒着热气,还是苦的。
“你知道你为什么觉得那个白胡子老头眼熟吗?”他忽然问。
“哪个白胡子老头?”
“山里的。给你指路的。”
我想了想。是那个在松林里开烤肉店的老头?还是那个在岔路口给我指方向的老头?一路上给我指路的人太多了。
“您说的是哪个?”
“你会遇到的。”老陈说,“等你遇到了,你就知道了。”
“您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不能。”
“为什么?”
“因为说清楚了,你就不会去找了。”
“您跟白泽说的真像。”
“我们认识很久了。”老陈把蒲扇拿起来,扇了两下,“他的毛病,都是我惯的。”
我看着他那张老太太的脸,那双不属于老太太的、亮晶晶的眼睛。他说话的样子,像在回忆一个老朋友。
“您认识金蝉子吗?”我忽然问。
老陈的扇子停了一下。很短,短到几乎看不出来。
“认识。”他说。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老陈想了想,“一个不该被贬的人。”
“您知道他为什么被贬吗?”
“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什么问题?”
老陈没有回答。他把蒲扇放下,提起茶壶,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茶水倒进杯子里,茶叶打着转。
“你见过孙猴子了?”他问。
“见过了。”
“他还好吗?”
“好。他想您。”
老陈的手停在半空中。壶嘴的水停了那么一瞬。
“您——”我盯着他那张老太太的脸,“您是——”
“茶凉了。”他把壶放回去,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该收摊了。”
“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你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金蝉子的事,一个是孙猴子的事。金蝉子的事,我不能说。孙猴子的事,你替我转告他——”
老陈站起来,把蒲扇夹在腋下。
“什么?”
“就说——”他看着西边的云,沉默了一会儿,“就说我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他还好。”
老陈提起茶壶,把壶里剩下的水倒在地上。“滋啦”一声,白气冒起来,模糊了他的脸。
“您今天又要走了?”
“嗯。”
“明天还来吗?”
“也许来。也许不来。”
“您每次都这么说。”
“因为明天的事,明天才知道。”
他把茶壶放回摊子下面,把茶杯叠在一起,用一块布盖上。动作很慢,但很熟练。
“老陈。”我叫他。
他停下来,看着我。
“您是不是菩提祖师?”
老陈看了我一眼。那双不大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光。
“你猜。”他说。
然后他笑了。
那笑容跟之前不一样。不是那种淡笑,不是那种敷衍的笑,是一种很真的、从心里发出来的笑。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眼睛弯弯的,像两弯月牙。
他转身往街那头走。藏青色的棉袄,花白的头发,银簪。走得慢,一步一步的,背有点驼。
“喂——您还没告诉我答案!”
他挥了挥手,没有回头。
拐进那条小巷,不见了。
我坐在茶摊前,看着那杯还冒着热气的茶。深褐色的,苦的。我端起来,一口喝完。苦。但咽下去之后,舌根的回甘,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浓。
“姨姨,他是谁?”虎崽问。
“不知道。”
“他说他姓陈。”
“嗯。”
“猴哥的师父好像不姓陈。”
“嗯。”
“那他不是猴哥的师父。”
“也许。”
“那他到底是谁?”
我看着那条小巷。藏青色的棉袄已经看不到了,花白的头发也看不到了。但我知道他还在那里。在那个我想不到的地方。
“一个给我们指路的人。”我说。
“他指了什么路?”
“往前的路。”
虎崽想了想。“姨姨,你不是本来就要往前走吗?”
“嗯。但他让这条路变得——不一样了。”
“哪里不一样?”
“以前走,是随便走。现在走,是——”
“是什么?”
我想了想。“是走。”
虎崽没听懂,但他没有再问。
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太阳快下山了,天边又烧成了一片橘红。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卖糖葫芦的老头推着车走了,妇人和孩子进屋了,小孩们被叫回家吃饭了。
“姨姨,我们明天还来吗?”
“不来了,我们该到处去玩啦~”
“那我们今晚还住客栈吗?”
我看着那条小巷。藏青色的棉袄已经看不到了,花白的头发也看不到了。雪地上有几行脚印,深深浅浅,歪歪扭扭。有一行脚印特别深,间距均匀,不急不慢,往小巷深处延伸。
“不住了。”我说。
“那住哪儿?”
“不住。走。”
“现在走?”
“现在走。”
“天快黑了。”
“天黑也能走。”
虎崽从肩上探出脑袋,看了看西边的太阳。太阳快下山了,天边烧成了一片橘红。雪地在夕阳下泛着淡淡的紫色。
“姨姨,你不等他了?”
“不等了。”
“他明天万一来了呢?”
“他来不来,是他的事。我等不等,是我的事。”
虎崽想了想。“那你还想等他吗?”
“想。”
“那为什么不等了?”
“因为——”我看着那条小巷,“等不到了。”
“你怎么知道等不到?”
“因为他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问多少遍也不会说。”
虎崽沉默了。
我从石凳上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茶摊还在,炉子还在,大茶壶还在,咕嘟咕嘟地冒着白气。老陈不在。茶摊后面空荡荡的,只有一条长凳,歪歪斜斜地立在那里。雪落在凳面上,薄薄的一层。
“姨姨,你还会回来吗?”
“也许。”
“什么时候?”
“该回来的时候。”
我转身往街那头走。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茶摊在夕阳下拖着长长的影子,像一幅褪了色的画。炉子上的白气一圈一圈地往上飘,在风中慢慢散开。
“姨姨,你有点舍不得。”
“没有。”
“你有。你看了好几秒。”
我弹了弹他的鼻头,没有说话。
出了小镇,天已经暗了。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密密麻麻的,像谁在天上撒了一把碎钻石。月亮还没升起来,天黑漆漆的,只有星光。雪地在星光下泛着淡淡的银白色,像铺了一层薄纱。
“姨姨,我们往哪儿走?”
“随便。”
“随便是往哪边?”
“哪边都行。”
“那总得选一边吧?”
我看着四周。东边是山,西边是山,南边是山,北边也是山。山不高,但很黑,在夜色里像一头头蹲着的兽。
“往南。”我说。
“为什么往南?”
“因为北边去过了。东边也去过了。西边——”
“西边怎么了?”
“西边以后再去。”
虎崽把下巴搁在我头上。“姨姨,你是不是在等什么?”
“没有。”
“那你怎么不往西?猴哥在西边。”
“猴哥在西边,但西边不止有猴哥。”
虎崽没听懂,但他没有再问。
我往南走。雪很深,没过脚踝,每一步都陷下去,拔出来,再陷下去。星光洒在雪地上,亮晶晶的,像碎银子。
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前面出现了一片树林。树不高,但很密,枝干光秃秃的,伸向天空。雪积在树枝上,白茫茫的,像盖了一层棉被。风一吹,雪从树枝上簌簌地往下掉,落在地上,落在我的肩上,落在虎崽的鼻头上。
虎崽打了个大喷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