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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所背负的 ...


  •   1913年夏,我来到了这个时代,阴差阳错以孪生哥哥“顾炤”的身份成为军校生,有幸和丈夫谢琰相识、相知、相爱,同生死共患难,一路相守。
      本以为此后余生不离不弃,可好景不长,我们因为内乱与立场不同,被迫分离。

      1924年12月24日,女儿出生于南京,取乳名曙光。谢琰没能陪伴左右。
      周岁,女儿取名思琰,随母姓。
      抓周仪式上,思琰什么也没抓。醒之把她抱在怀里逗弄,结果小家伙抓到了醒之腰间的配枪。我下意识感到悲哀,生怕女儿和我们一样饱受战火之苦。
      小思琰继承了我的美貌和她父亲的黑曜石眼睛,是个出奇聪明的孩子。难以想象,小家伙从小就表现出对语言和音律上的天赋,却又完美继承了谢琰五音不全的音乐细胞。
      我和思琰虽为母女,但更愿意成为朋友,建立一种除了血缘之外的平等关系。林可乐和醒之一直不明白我对思琰的教育模式,感觉就像是在放养,可又比放养的孩子倾注更多的心思。
      思琰最喜欢我教她唱歌,现代近代、国内国外。为了更好发掘小家伙的语言天赋,我主教外语歌,还顺带教授自己高中时学来的西方音乐鉴赏。可惜自己本身的天赋不在此,能教的不多。
      和谢琰长期分离,让我对爱人思念愈发强烈,特别是思琰有一段时间追问过自己父亲的时候,我思之如狂。
      本以为母爱能填补一切空虚,可是我错了,谢琰父亲角色的缺席让女儿早早将自己的感情竖起壁垒。
      在中国的日子,只要不去注意那些监视者,我和思琰还是过得快乐而安逸,虽然这样的时光很快就会消失……
      ·
      时间飞逝,1930年末,我下定决心接受组织安排带着思琰逃亡海外。托林可乐与段明玉的帮助,他们一人动用暗线一人贿赂南京政府高官,才让我们母女逃出危险。
      “逃亡”对于军人而言非常不耻,这个时候无论是谁都有责任为救国图存的事业奋斗。可是国共两党内战凶恶,老蒋杀红眼,我无法在已经知道历史结果的情况下以“顾思”的身份做出选择。
      于是失去天时地利的我选择逃避现实,可耻地抛弃曾经的骄傲,抛下一切,以另一种方式默默加入战斗。
      朋友们没有责怪,反而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他们知道如果没有思琰的存在,我必定奋不顾身、舍身忘死!
      可是,小家伙的出现成为了我最大的弱点。
      ·
      1931年1月初,我和思琰来到了柏林。刚到柏林,我便无情地把小家伙丢到街头,以“寻找住处”为理由让她去和陌生人接触,而自己则开始执行第一项任务。
      尽管女儿只与我相离五米远,可看到她无助哭泣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冲过去抱住了胖嘟嘟的小家伙。
      去他的鬼任务!

      之所以第一站选择柏林,一来是刻意按照二战时德军进攻顺序制定的旅游路线,二来是为了考察一下柏林的现状,并暗中寻找和德共接触的机会。
      说来话长,我和林可乐达成的交易亦是他将自己的资本与势力扩展海外的需要,而我所处位置便是情报收集者,组织要什么就尽量网罗些什么。
      可笑的是我一直想把思琰带离战争,但逃亡海外之后的我又做着情报收集工作,可不是变相的把思琰拉入另一场战争么?
      没有硝烟的战争,真是讽刺!
      …
      …
      从1931年起到1939年为止,我花了八年的时间,通过林可乐的资本与组织潜伏者的关系网,一点点为组织建立起另一张隐晦的情报网,同时也在小心翼翼退出这张网。我一直都明白自己只是单纯的织网者,真正的幕后玩家是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们。
      八年时间,我一直在逃亡。
      渐渐的,我接触的国际情报越来越多,成为了组织里举足轻重的存在。
      国际共产组织——是的,最后我真的被纳入了这个组织,并将其纳入为之战斗的信仰成为一名红色战士,直到斯大林为了联合欧洲将其解散的那一刻。

      1935年,林可乐突然断绝和我的联系,只留信一封,寄到了远在瑞士滑雪的我。我隐约知道有什么事正在发生,于是停用了一年情报网。
      直到1936年我决定暂住德国慕尼黑时才重新和情报网联系上,打消了大家对我遇害或叛变的猜测。
      许久之后林可乐提起断联的原因,是因为谢琰。

      欧洲流浪是在1936年正式结束的,此后的日子我们拮据地生活在德国,变相逃亡着。这几年我陪伴思琰成长,逼迫她学习多语种,带她看遍这世界光彩,也默默帮她将阴影遮挡。
      我以为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在同时代下是出类拔萃的,可初为人母又不是持证上岗,怎么可能在逃亡中带给孩子真正的教育?我看着思琰一岁岁长大,越长大,越看不懂这个孩子。
      思琰拥有与普通孩子不一样的聪明,她过早经历世故,虽然我尽可能给予她唯一的爱和无坚不摧的呵护,可当我意识到她内心对感情淡薄时,还是忍不住悲伤。
      其实,这孩子一直隐藏的很好。她比同龄孩子体贴、聪明、圆滑,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来拉拢人,知道自己的需要,会克制自己的奢望……她太理智了!
      矛盾的是,小家伙表现出来的天真却超出了同龄人,作为母亲我不知该喜或悲。
      暂居慕尼黑的这两年,我才真正有机会了解思琰。
      我阴差阳错接了图书馆翻译一职,有了稳定的工作,在慕尼黑也找了一个住处。思琰欢欢喜喜的到商店去买装饰品,精打细算,只为了这一方小天地。
      “妈妈,有家真好!”思琰开心的笑着,尽管她也知道我们不会长住。
      我的翻译工作很忙,因为同时会四国语言的原故,我被大家当成了翻译词典,工作的时长一增再增。
      对于我陪伴时间的减少,思琰虽然表示很伤心,但她很快寻到了其他好玩的东西。感谢老天,邻居卡尔教授简直就是个最适合不过的“朋友”。
      没有意外的,思琰和卡尔教授结识。他们亦师亦友,卡尔教授还很好心的带思琰融入周围环境。
      我第一次意识到,那时候思琰所说的“家”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了卡尔教授的帮忙,我终于不用在思琰的教育上分心。巧的是,1939年春天,组织的密信也恰好经历两个月的颠簸从战火纷飞处寄到了德国慕尼黑。
      收到信时我的心忐忑不安。我知道,任务又来了。
      ·
      这次的任务不轻松,于是我瞒着思琰随行德国图书出版小说翻译交流团去波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高薪交流。
      任务结束后,我将获得法国巴黎的一份翻译工作。思琰这些日子忙着申请法国公立大学,于是我便也做好了长期生活在巴黎的计划,安安静静躲到1945年的5月——德国投降的日子。
      任务完成的很顺利,我没给波兰那边留下怀疑的证据。但出乎意料,交流团却因为情报问题被波兰政府押扣在华沙警察局里。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愚蠢的上级因为信不过我又重新派来一个人,和我一样也混入了交流团。只是那家伙太蠢,被人揪住了小尾巴。
      1939年9月1日,德军对波兰发起闪电战。10月6日,波兰政府投降,首都华沙被德军占领。
      德军斯图卡轰炸的时候交流团正被转移,可能那群蠢货想要用我们几个人来威胁德军?
      我当机立断,以一人之力解决了押解我们的一小支警察,又组织交流团撤离,寻了一处地窖隐藏。食物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于是我集中所有人的货币和贵重物品,开始分配任务,每二人轮流每天错开时间去买吃的。还规定,禁止多余的同情心。
      就这样一直过了半个月,直到被一名党卫军中尉发现——

      “晚上好,夫人。”
      年轻的中尉轻扶帽檐,微俯身体看着躲在地窖里瑟瑟发抖的交流团,一眼就瞧出我是这支团队的“主心骨”。
      “夫人,不介意的话,您和您的朋友可以双手抱头从这个又臭又窄的地方走出来吗?我不认为我有足够的耐心维持这个姿势和你们聊天。”
      中尉的语气很绅士,嘴角挂着浅浅的微笑,可他拿枪的手和说出的话却很没风度。
      大家看向我,征寻我的意见。
      “没问题,中尉先生,希望您的食指不会因为发抖而走火。”我回他一个优雅的笑,乖乖顺从年轻人的话。
      这个中尉看起来很和善,可他天蓝色双眸却流露出野狼的冷峻和凶残。脸上的笑,不过是这位年轻军官锋芒毕露的掩饰。
      英俊的年轻人很满意我的配合,绅士地拉了我一把,又让手下的人热情地把我们押送到一家酒店里监控,轮翻进行审问,不分日夜,真叫人精神分裂!
      卡尔教授是个好心人,我虽然有些责怪他把思琰带入波兰的这场战争,却也感谢他的仗义相助,才让我和思琰在波兰相见。
      党卫军的审问无疑很折磨人,但我可以忍受。试问见到一个可爱的天使,谁还会去纠结这些坏心情的事?
      快五个月不见,思琰变化很大。我听着我的宝贝不断的向自己吹嘘战场上的见闻,做为一个母亲,除了为她的勇敢骄傲,还为她感到心疼。
      对不起,思琰,还是让你卷入了战争。妈妈没用,真是没用!
      德军大部队撤离波兰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交流团跟随德军撤回柏林,而红十字会还要驻扎华沙一段时间,为波兰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援。
      思琰作为红十字会一员,虽然是临时编制的,但还要继续工作。我想留下来陪思琰,可惜被海因里希中尉拒绝,说调查还在继续,让我接受配合。
      “老妈你放心,我的工作只是打杂,见不到太血腥的画面。”
      我的宝贝总能一眼看穿我在想什么,并且让我感到贴心。
      经不住劝,我叹口气安慰自己,就当是给思琰一次历练机会吧。然而不久之后,我就彻底后悔了。我想,如果那时候知道这一分开就是长久的别离,说什么也会把思琰带在身边。
      可是,当年轻的海因里希中尉突然拜访,对我发出意味深长的警告时,我不得不匆忙逃走。

      “夫人,听说您取得了去巴黎工作的机会。冒昧问一下,什么时候去?”
      我知道,没有一件事是不会不留痕迹的。
      “下个月。”
      “我想,您也许可以快一些。”
      “最快是两周后,我的孩子还在波兰。”
      “我建议您再提前一些日子,毕竟小胖球现在很安全。而您不是,夫人。”
      他们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我突然觉得后背一阵冷寒。
      “三天后?”我的回答变成了试探。
      “夫人,明天怎么样?”海因里希微笑,脸颊露出浅浅的酒窝。
      “……好。”
      “那么,就今天晚上九点之前吧。”他看一眼手表,笑道。
      “……”
      “夫人,我的提议您觉得如何?”
      我忍住上涌的怒意,使自己尽量表现冷静。“如您所愿,长官。”我听到自己冷漠的声音,带有些许颤抖。
      我知道我即将暴露,可我想不明白海因里希到底出于什么目的救的我。没有时间揣测,现在我必须狼狈逃跑。
      但到底是天意弄人,多番坎坷,却是兜兜转转,躲不过历史的修正。

      1940年初,日寇全面侵华的第三年,我的身份有暴露风险,被上级从欧洲召至远东,后又被遣返回国于东北战斗。
      此后我加入了第88旅抗联,与战友们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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