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云端的一万公里》叨叨捞

7、第 7 章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对我爸妈来说，人到中年还如胶似漆，热情似火，滚出个第二胎来，是天降大喜的福。
　　于我而言，二十出头的年纪，突然多了个即将诞生的弟弟或妹妹，只觉得祸害。

　　倒不是担心遗产分割，只是单纯的嫌麻烦。你想我爸妈都年过半百了，那我弟或我妹成长那一路惹的祸，不都得使唤我去擦屁股吗？
　　况且，我不认为他们能培养出什么乐观开朗享受人生的子女。就算他们吸取第一回的失败教训，第二回再挑战成功率大幅增加，我也不对结果抱什么期望。

　　打完这通每周一次的例行电话，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逛了很久。眼睛鼻子耳朵，被橱窗陈列的华服珠宝、面包房飘出的新鲜香气、路人的欢声笑语塞满，才不至于让那股从半小时前就发酵膨胀的怒气爆炸。

　　我得多努力才能一句抱怨都没有，佯装喜悦且云淡风轻地问我妈多久了，男孩女孩，再体贴地叮嘱她一切小心。
　　我妈洋溢着幸福气息滔滔不绝，安胎药啦婴儿床啦早教班啦……巴拉巴拉，连那句表面话“钱够不够花，不够和家里说，再给你打”，每次我都能听到且每次都警惕着的陷阱都忘了铺垫。
　　我爸和我提了两句超生罚款，末了听似感慨实则自夸地说，还好罚得起。

　　我撞开便利店的门，径直走向货架。一排啤酒红酒伏特加，不看价格也不看成分就往购物篮里扫，哐当一声，砸在收银台上准备喝个酩酊大醉。
　　收银员怀疑地打量着我和我面前成吨的酒精，拿起扫码机器又放下，高声说：“能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吗？”

　　又来了，这该死的破法律规定，未满21岁不能买酒。我将身份证拍在台面上，不耐烦地等她检验。收银员正面反面看了一圈，龟速地用红外线“嘀”着，不放心地试探：“你是要开派对吗？这些酒可够请一个学校的人喝了。”

　　我含糊应着，只想快点刷卡走人。眼见她将酒瓶倒过来，扫瓶底的价码标签，瓶中酒红色的液体随之晃动倾倒，咕咚咕咚冒起泡泡。莫名从那几个泡沫倒影中，闪回了我过去的所作所为，以及那之后承担的代价。

　　十分神奇，明明我从未见过自己喝醉时的样子。谁撒酒疯时会找面镜子照照呢？

　　我将那堆酒往旁边推，中断了她计价的动作，低声说：“不好意思，不要了。”
　　她问：“哪些？”
　　我说：“全部。”

　　收银员深吸一口气，按收音机的“咔哒”声震耳欲聋。我望着她身后的货柜，指着说：“我要一包那个。”
　　她没好气地将那包万宝路甩到台面上，我付完钱，很快离开。

　　我没有抽烟的习惯，但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抽。青春期的男生，总有那么一段为了耍帅装酷的懵懂时光，三五成群，个个憋着气不让别人瞧出自己并不熟练。
　　经常抽烟会得肺癌，我知道，过度饮酒会酒精中毒，我也知道。两者相较之下，我选择延缓生效的，能让我再苟延残喘一段时间的。

　　由此带来的阴霾持续了一整周，缠绕在我身上的烟味愈来愈浓。彦良发觉了异常，再三追问逼问，我举手投降，道出实情。

　　他将我手里燃着的烟抢走熄灭，给我倒了一杯温牛奶，前辈般传授经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想开点，就当正好捡个娃养呗。反正以你这情况，这辈子都没可能生孩子了。”
　　“我又不喜欢孩子，我要小孩干嘛？”
　　“实际点说，给你养老送终。”
　　“我活不活得到那时候都难说。”
　　“你会的，祸害遗千年。”
　　“去你大爷的。”

　　我换了个舒服的姿势，攥紧手中杯子，与他对视，“我记得你是不是有个弟弟来着？今年几岁了？”
　　“十三。正是上课不听讲趴桌板底下看漫画，下课背靠走廊盯着路过的大胸妹思春，回到家摔门和爸妈吵架撒泼，一个月闹一次离家出走，目中无人唯我独尊，以为自己是宇宙中心的大好年纪。”彦良说。
　　我轻笑一声：“别说，那时候我也这样。”
　　“你还喜欢过女生啊？”彦良大吃一惊。
　　“重点不是这个。”我顿了顿还是说，“没喜欢过。”
　　“哈，所以你那时候都盯着那些和你称兄道弟的哥们？”
　　“他们太丑，我看不上。”
　　……

　　我们还聊了许多，一直聊到后半夜，但都不是值得复述的内容。简单来说，我们从彼此的生活经验里总结：不管有弟弟还是没弟弟，生活是持之以恒、一以贯之的痛苦的延续。

　　我去唱片行买了几张碟，推门离去时在心里默默祈祷我妈怀的是个女孩。至少三岁前的小女孩，我还能忍受一些，如果她少哭一点，多笑笑。为了确保这件事顺利进行，我破天荒第一次，去了教堂，祈望上帝千万仔细聆听我的嘱托，赐予对的性别。

　　教堂前的长椅上，我看了杨千瑞独自坐着，一条手臂搭在椅背上，向远处延伸，另一只手安分地垂在大腿上，闭眼沐浴在阳光下。

　　波士顿三一教堂重建于1877年，曾在大火中毁于一旦，又重修成如今这幢经典复古的哥特式建筑。一眼望去，在周边矗立的摩天大厦中格外乍眼。
　　但再显眼也没杨千瑞在我眼中突出，我健步如飞，走到他身旁坐下，故意将背重重地靠在他手臂上。

　　“啊。”果然他喊了一声，惊慌地睁开眼，看到熟人的面孔后，又放下心，暂缓抽回手臂的动作，露出了个灿烂的微笑。

　　“逸杰呀，好巧。”
　　“是挺巧，你这么闲来这儿晒太阳？”
　　“不是，我等人，我阿姨在里面做礼拜。”
　　“那你怎么不一起跟着进去？不信教？”
　　“嗯，我不信。”杨千瑞又转头问，“你信这个？”

　　扪心自问，我也只是病急乱投医，于是摇头说：“路过。”
　　“哦，那就好。”杨千瑞说。
　　“哪里好？”
　　“嘿嘿，没有，哪里都好。”

　　他有时说话就这么令人一知半解，我都习惯不去探究其背后的意义了。就如同他在午后等人虚度的光阴，就如同我自欺欺人临时建立的信仰，都是毫无意义的。
　　若非要赋予人的每一步举动目的，我想最好的阐释，便是这场邂逅吧。

　　我挺直背，搬着他的胳膊放下，舒适地靠在椅背上，侧过身，撑着下巴问他：“你为什么不信教？”
　　杨千瑞理所当然的语气，却给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答案：“因为我拉小提琴呀。”

　　“所以？”我不解地问。
　　“小提琴是魔鬼的乐器，我不能站错边。”
　　“……”我无言以对。

　　杨千瑞以为我没懂，进一步解释：“你知道帕格尼尼吧？”
　　“行了行了。”我赶在他如数家珍地背诵小提琴大师的生平履历前岔开话题，“那你知道钢琴是谁的乐器吗？”
　　杨千瑞眨了眨明亮的眼珠，狡黠地大声喊：“是你的！”

　　……他这不合时宜的幽默感，真让我招架不住。

　　“也许……天使？”杨千瑞改了说法。
　　我笑着揉了揉他的头发，“那你置竖琴于何地。”
　　杨千瑞又说：“我还知道另一种说法，钢琴是乐器之王，小提琴是乐器之后。”
　　“是吗，”他说得坦坦荡荡，一点旖旎的心思都没有，但我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那你是想做我的Rose吗？”

　　瞬间，他的脸涨成了一颗红太阳，炙人的温度似乎要把我的指尖也烤化了。

　　杨千瑞支吾接不上话，我大力拍了拍他的背，拍得他咳了两声，才继续说：“你怎么这么不禁逗，小姑娘的脸皮都比你厚两分。”

　　杨千瑞小声说：“谁知道你啊，总是真话假话混在一堆说。”
　　倘若我说全是真话呢？

　　杨千瑞隐约有些埋怨：“你逗小姑娘就逗小姑娘，别拿我开涮。”
　　得，被我惹得不高兴了，还是少说两句吧。话不投机，我想起身告别，没成想他还抢了先机。
　　“我阿姨出来了，我要陪她去买点东西，就先走啦。”
　　“嗯，拜拜。”

　　我望着汇入人群的杨千瑞的背影，很快消失在视线中，最终没有迈进教堂。

　　本来我是不想做这么丢人的事的，但撑不住老马三番五次的请求、贿赂、威逼。
　　不是说我对粉红色有意见，也不是说我对兔兔有意见，而是让我装扮成一只拎着菜篮子的粉红色复活节兔兔，实在是——
　　从未预想过会出现在生命中的一幕。

　　“你这么年轻，该多体验体验生活啊！”
　　“你怎么不体验？你也没老到可以倚老卖老的程度啊。”
　　“我得照顾莉莉。”
　　“所以我就说，找个baby sitter嘛，难道你连那点钱都出不起吗？”
　　老马捶胸顿足地说：“自己的孩子当然要自己带！少学外国的糟粕，把亲生孩子丢给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偷渡来的菲佣或是屁都不懂的辍学大学生。”
　　我警告他：“嘿，你这可是歧视。”
　　老马霎时收了声，环顾四周，确定没其他人听见后，对我冷笑了一声。

　　在美国，种族歧视仿佛是比谋杀、□□更严重的罪名，人怕被指控“racist”到什么程度呢？能让O.J. 辛普森无罪释放。却又时常意外枪击一名从包里掏身份证的黑人，警官却不受任何处罚。
　　无处不在的矛盾与讽刺。

　　“Lily for Lily。”我打了个响指，扭转手腕，将藏在衣袖里的百合花变了出来。
　　莉莉咧嘴笑了起来，双手激动地乱挥。我将花枝塞进她圆滚滚的小手里，即使知道她听不懂，还是嘱咐：“不许放嘴里咬，你爸看见肯定又要骂我。”
　　老马未雨绸缪，抽走花朵，插在婴儿车挡板上，在一个可以看到摸到，却吃不着的距离，“你还有这个心，真没看出来。”

　　“所以我算她干爹了吧？”
　　“滚远点，自己生个孩子去。”
　　“没那个功能啊，也没那个想法。”
　　“所以就一心想着祸祸别人家孩子？不愿意忍受24小时被哭声吵醒，换尿布，换床单，就想偶尔有空了逗着玩玩？”
　　“这么多怨言，所以就和你说了嘛——找个baby sitter！你老婆要是还活着，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老马早过了草木皆兵闭口不谈的阶段，怀念地说：“是啊。她怀孕的时候我们就为这个问题争吵过。在她的观念里，孩子就是要交给保姆带的，人人各司其职，做擅长的事情。我们身为父母的，擅长的事是什么呢？竟然是工作赚钱！不是照顾自己的小孩！”越到后头越义愤填膺。

　　我拍拍他的肩，“资本主义社会，发挥每个人最大的用处。”
　　老马借题发挥：“你现在最大的用处，就是去街上把手上这堆傻帽传单和彩蛋派发完！”
　　我暂时让步：“OKOK。”

　　低估了四月末的热度，困在玩偶服里的我汗如雨下。汗湿的衬衫黏在背上，连带着人也变得焦躁万分。
　　忽然，我远远瞥见街角有两个熟悉的身影，结伴而行，朝我走来，越靠越近，笑得似乎下巴都快脱臼。

　　早知道不该告诉他们的。我只是无心抱怨了一句，他们倒用心记下，还专程跑来看笑话。我隔着毛茸茸的拳头，往他们一人肩上捶了一拳，软绵绵的毫无威慑性，更添几分可笑的滑稽。

　　彦良和杨千瑞收敛笑意，我往他们一人怀里塞了一沓传单，不容拒绝。俩人顺理成章地陪我一起给路过的人分发。
　　彦良说：“本来我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
　　“是呀是呀，我们想来帮帮你。”杨千瑞附和道。

　　是吗？如果不是他们之前笑得太放肆，我可能勉强会信一点。

　　过程中，杨千瑞总是时不时偷瞟我，我很难不注意到，但又无暇分心去问。我快闷得中暑，头昏脑涨，终于将最后一张传单解决，迫不及待就要脱身上的累赘。

　　杨千瑞“哎”了一声拉住我，犹犹豫豫地说：“我、我可以……摸摸你的耳朵吗？”
　　……搞半天，就为了这个啊。我低下头晃了晃，默示他随意摸。

　　杨千瑞两眼放光，期待地伸出双手，捏着那两条毛绒耳朵，顺着倒着从根到尾捋了两遍。最后攥着竖起来，又往下弯折，像小女孩抱着玩具熊过家家似的。
　　不知怎么，我产生了一种他在摸我耳朵的错觉，隔着厚重的玩偶服，他指尖的温度却好像传达到了我身上某个器官。

　　他笑得很真切，我很满足。

　　杨千瑞小声说：“每次我在街上看到，都好想这么做，但又好怕被打。”
　　就他这张纯真无害的脸，谁会舍得打他呢？

　　“自己买一套在家里穿着，不是随便摸个够。”彦良给他支招。
　　杨千瑞认真反驳：“那就看不见了。”
　　我也伺候不下去了：“那找别人给你穿着。朋友，friends，make some friends!”
　　杨千瑞说：“你是我朋友。”
　　我只能说：“……是。”

　　我莫名感觉自己被“驯化”了？这个念头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上次他说“朋友”这个词时我还怪生气的，现在就毫无感觉了。

　　如释重负脱下人偶服，我回到老马的店，索要应有的报酬。虽然没几个子儿，但“付出必须要有收获”是我的原则。这个功夫，彦良和杨千瑞也跟着进店了。
　　老马张口想招呼客人，我赶在他之前说：“不用，都我朋友。”
　　我也用上了“朋友”这个词，隐约有一种报复的快感，又转换为失落。

　　老马从抽屉拿钱的空档，杨千瑞和彦良绕着店内，到处翻翻看看。突然，杨千瑞举起一张CD，惊讶又兴奋地朝我们挥动，像发现了宝藏似的，“这个！这个人！我在学校里见到过哎！”

　　我们被他的呼声吸引，踱过去，从货架上拿起相同的碟。专辑封面是蓝天白云下，一张被阴影覆盖的垂着头的侧脸。就这种程度，他都能认出来？

　　杨千瑞喋喋不休：“在新生入学典礼上我就注意到他了，后来上课时也碰见过几回，但他好像不常来上课，也可能是我坐的位置太前了没看到……”
　　我打断了他的絮叨：“这么在意？一见钟情？”
　　他这次倒是出乎我预料的冷静，摇头说：“没有，没有对他一见钟情。”

　　重点是“没有”呢？还是“他”呢？值得我好好思索一番。

　　除了兼职工资，我将手里这张碟也顺走了。我抖着身上汗淋淋的衬衫，声称这是额外多去一次洗衣房的费用，老马无奈妥协。
　　回到公寓，我先去洗了个澡。彦良自作主张将这些钱划为公款，点了一份披萨外卖，杨千瑞将碟拆开了放进客厅音响。

　　五月来临，气温宜人，阳光晴朗，和煦的微风拂面而过。我们挪出一个偷闲的下午，正式与春天告别。

　　步行至波士顿公园，随处可见三五成群坐或卧在草坪上的人，铺着格子布野餐的也不在少数，更有甚者，支着画架在湖边临摹写生。
　　相对而言，我、杨千瑞、彦良和Alice，四人就显得没什么目的性了。

　　我们沿着主干道穿行，漫步在树影的斑驳光斑下，偶尔在长椅上坐一会儿，偶尔追着刚从湖里上岸的野鸭子赶两步。
　　交谈的内容离不开学校里那点破事。我们四个人四个专业，却厮混得比同班同学更要亲近许多，都是托了彦良的福。他是我们最紧密的纽带。

　　公园里的郁金香开得正茂，火红璀璨，仿佛熊熊燃烧的烈焰。彦良做贼似地飞速掐了两朵，一朵递向Alice——合情合理。他冷不丁转身，在我意识到即将发生什么之前，眼疾手快地将另一朵插到了我头发上。
　　“To pretty！”

　　真真是是气煞我也——

　　那是一段不堪一提的往事。大一我和彦良还是同进同出时，有一个不长眼的男性，误将我认成了女生——我至今也没想通，我的个子和嗓音，到底哪一点让他产生了如此惊天动地的误会。他抱着一束花，以“Hi pretty”作为开场白（甚至都不知道我的名字）也是，如果知晓Jack这个名字，不至于一错再错。
　　简而言之，最后是在我震怒的“Fuck”，那人悲痛的“Sorry”，以及彦良无穷无尽的“Hahaha”中收场的。

　　我抓到头上那朵郁金香，用力砸向彦良的脸，准头不够，只撞到他的肩膀就坠到了地上。
　　紧接着，一只白皙修长的手便覆在了那朵艳丽、又被摧残得有些破败的花身上。杨千瑞将郁金香拾了起来，拢在手里，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气冲冲地质问他：“好笑？”
　　杨千瑞猛摇头，顾左右而言他：“不能乱丢垃圾。”

　　Alice跳出来打了圆场，指着路过的鸭子车问我们要不要去坐。虽说是问，但她那种兴致勃勃势在必得的问法，没给我们三个留下什么拒绝的余地。

　　绕到停靠点买票时，杨千瑞忽然说他肚子有点痛，需要找个地方解决一下当务之急。我们说可以等他，他拼命摆手说不用不用。
　　实在是太拙劣的演技，又根本经不住审问，没两下就如实招了，声音小的和蚊子一样：“我……我怕水。”

　　“又没让你下水，坐船而已，掉不下去的。”
　　“放心，就算你掉下去了我也能把你捞起来。”
　　“是啊是啊，一起坐才有意思嘛。”
　　我们三个不厚道的，谆谆善诱加上道德绑架，对付杨千瑞这种耳根子软的，绰绰有余。

　　敞篷的鸭子车内部，被并不宽阔的过道划分成左右两列，一排四个座位。我和杨千瑞坐在彦良和Alice后头。没多久就上来一个别着小喇叭的导游，聒噪地介绍起周边设施。
　　这是游客最爱体验的观光项目之一，沿途的建筑与道路，在这儿生活了一年多的我们，早已熟烂于心。
　　但杨千瑞却听得很投入，还是唯一一个与导游积极互动的，我简直不能理解。

　　鸭子车拐入一条小道，这是通向河水的路。杨千瑞小脸煞白，一个字也不搭腔了，导游穷追不舍地向他拋来橄榄枝，我摆了摆手示意他别烦了。

　　说实话，我没预料到杨千瑞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和平时的小打小闹截然不同。他一直是个很容易一惊一乍的人，随便点小声响都能吓他一跳，但一般也很快就能恢复。而此刻，蔓延在他身上的低气压，因恐惧而无法控制的颤抖，空洞失神的双眼，紧攥着揉皱的衣角，真让我有点后悔鼓动他上船了。

　　“杨千瑞。”我喊了他一声。
　　“嗯……嗯……”他机械地应着，死死盯着自己大腿。

　　我只是想安抚他而已，我保证我没有掺杂任何私心，最起码一开始是的。
　　我握住了他的一只手。

　　他因害怕而狂冒汗的手，被我握在掌心里。我用指腹在他手背上来回轻抚，舒缓他的不安。

　　“别怕。”
　　“好……”他没什么底气地回应，又自言自语，“掉下去了你会救我的。”
　　“我会救你的，马上就救你起来，水都呛不进肺里你就被我拖到岸上了。”
　　杨千瑞终于敢抬起了头，长长地舒出一口气说：“好。”

　　他的视线越过我，落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靠近我耳边，难过又略带委屈地向我倾诉：“小时候我就掉河里过，差点没命了，要是那时候你就能来救我就好了。”
　　……我久久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鸭子车从查尔斯河驶回地面，到了终点站。导游以毫无新意的结束语催促我们下车。起身分开时我才发现，我和杨千瑞握着的两只手，不知何时十指紧扣在了一起。

　　在彦良和Alice揶揄的目光中，我们一瞬间各自缩回了手，并解释来龙去脉。
　　末了，我欲盖弥彰地添了一句：“下回这种事早点说啊。”
　　杨千瑞眉眼弯弯：“没关系，我已经不怕了。”

　　深夜，我依旧去了那家影院看《角斗士》，果不其然又碰上了Joe。

　　将近三个小时的打斗戏码让我犯困，尤其与旁边聚精会神的Joe一相对比，尤为明显。“史诗级”对来我来并不是什么好词，它往往意味着又无聊、又平淡、又冗长。而又因它重现了某段真实历史，更不能说它这样不对。

　　无法否认的是，文化隔阂所带来的刻板印象，并未随着时代与交通的进步消融，反而历久弥新，发展出一种更加令人哭笑不得的方式。
　　一提起中国，Joe就想到：Kongfu，Toufu以及Bruce Lee。
　　一提起意大利，我就想到：Mafia，Spaghetti以及Godfather。

　　我和他澄清并非每个中国人都深藏不露，怀揣着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事实上，这等世外高人，只存在于虚构美化过的武侠小说里。
　　Joe也向我解释，并不是每个意大利人身后都拖着一裙带的□□家族，一看不爽就往别人脑门上来俩子儿。
　　抛开这些因素，我们只是两个相似的，普通生活着的普通人。

　　“你考虑得怎么样？”Joe说，“这次你得承认我们之间的，用中文来说——‘缘分’？”
　　我说：“中文里还有一个更博大精深的词——‘有缘无分’。”

　　五月末，伯克乐每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准时举行。吸引我们去观看的是毕业作品音乐会。
　　诚然，没有买票去交响乐厅听到的恢宏典雅。但意外的，粗制毛糙的质感中，涌现出一种在其他场合体验不到的，生命力。没有名号招牌的约束，随心所欲融合了许多正规军不屑耍的小花招，反倒别开生面，大放异彩。

　　台下的观众，除了本校师生，不乏许多机构组织的负责人，来捞捞看有没有好苗子。但大概是挑不出什么的。原因也很讽刺——真正天赋异禀、满腹才华的，大多早已退学发展事业去了。
　　与一般学校正相反，伯克乐超低的毕业率成了一件令人骄傲的事。其学子不需要这张文书也能寻得一方立足之地，站稳脚跟。

　　终于等到我们三个翘首以盼（也是被逼着来喝彩）的节目，Alice的独唱环节。不得不承认，她的歌喉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
　　我丝毫不怀疑她会在歌手这一条路上闯出一番天地，前提是，她真的需要在外貌上多下点功夫。不是我以貌取人，只是如今的市场，你也明白。

　　表演结束后，我们去后台给Alice献了花，又各自分散和几名相识的学长学姐寒暄几句，大抵都是祝福前程似锦之类的。
　　Alice邀请我们去今晚的狂欢派对，反正也没什么事做，就应下了。

　　闹哄哄的气氛一如往常，音乐，酒精，五光十色，摇头晃脑。彦良在这种场合如鱼得水，而杨千瑞，如鱼栽进了烂泥，紧紧跟在我身后寸步不离。
　　我觉得好笑，就问他第一次怎么会来那场彦良组织的跨年派对。他说也是突然的决定，鬼使神差就点头了。
　　看来有些事真的是天注定，时也命也，我们注定要在那一天遇见。

　　我和杨千瑞都不喝酒，他主动提出要去拿两杯果汁，我就在原地等着他，想，也许今晚是个好机会。
　　杨千瑞端着两杯果汁回来，我瞥见他身后跟了张认识的脸，顿时什么想法都没了，真是遇见了煞星。

　　Brant比我大一级，照理来说不该出现在毕业生派对，但既然我都能被邀请，也不能说他就不行。Brant——我甚至忘了费心去问他中文名叫什么，但他言之凿凿要将我推下黄浦江的誓言，历历在目。

　　我下意识就想避一避，但已然来不及了，直直正面撞上。我尽量自然地接过杨千瑞递过来的杯子，然后被不自然的一撞，连饮料带玻璃杯碎了一地。来人看都没看一眼，迈着大步从我和杨千瑞中间穿过，趾高气昂的像只大公鸡。
　　此刻我只想质问自己，当初为什么看上这只大公鸡。

　　杨千瑞慌忙蹲下捡玻璃渣，我只好一起帮忙，被人不小心踩了两脚，火气更盛。我无心再享受派对，就说要先离开。
　　“那我和你一起走。”杨千瑞说，“我去和Alice她们说一声。”

　　我点点头，靠在门边点起了一根烟。没来由的烦躁，不是余情未了，是我突然意识到，我怎么这么能了。
　　和Brant不愉快的结束后，我一次都没想起过他，他却还在恨我。

　　烟雾消散，一张脸出现在我眼前，让我猛地呛了两下。以前还觉得他长得不错，现在就只剩恐怖了。
　　缓过那阵，我冷冷开口：“有事吗？”
　　“没事，太没事了。”Brant咬牙切齿地说。

　　我抬脚想换个地方等杨千瑞，Brant冷不丁又冒出一句：“换口味了啊？”
　　话语中的火药味，我不聋不傻不可能听不出来。但，这和他有关系吗？

　　萦绕在我心头的烦心事不止面前这一桩，我满脑子都在想，杨千瑞怎么去了那么久，带话带去西伯利亚了吗？我拧开门把手往里走，却被人一把拽住了。
　　“我他妈和你说话呢！”

　　一个建议，别惹我。

　　我反手将Brant摔在了墙上，背与石膏磕碰出一声诡异的声响，他嘶嘶喊疼。我掐着Brant的双颊，靠近了低声说：“别烦我，也别烦他，好么？”
　　等半天没等到回答，只见他眼里涌起了泪光，我无奈松开了手。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门“嘎吱”一声开了，杨千瑞手上捧着一盘小蛋糕，愣愣地呆在原地。

　　……操。
　　我该先问他拿的什么玩意，还是该先解释我什么都没做。

　　杨千瑞巡视一圈，慢步走近，举着那块樱桃蛋糕托到Brant面前，小声问：“吃吗？”
　　……我想我脸上的表情，应该和Brant差不多精彩。他在干什么啊？

　　Brant一言难尽地瞪着他，最终什么都没说，气愤地拂手而去，差点又给蛋糕掀了。他是有这个意图的，但这次杨千瑞提前预见了，闪身躲过，保全了那块他耽误那么长时间带出来的樱桃蛋糕。

　　我们沉默不语走了一段路，杨千瑞才问我吃不吃蛋糕。
　　我说：“别人不要才想起来给我啊？”
　　杨千瑞理直气壮地说：“本来就是给你带的，但他都哭了，只能先让给他了。”
　　我拐着弯解释：“他没哭，我又没打他。”严格意义上，眼泪没掉下来就不算哭。
　　杨千瑞沉默半晌，还是把蛋糕塞我手里了。我吃了还没一口，就听见他说：“你前男友脾气还真差。”

　　……
　　所以我喜欢脾气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