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圈》王实

37、5、创收高潮

　　但是，凡事总有例外 。左岸惊奇地发现，部里最会创收的人，并不依靠战线。

　　部里大家公认的最能抓钱的顶尖高手，是离休反聘的“刘老”，他绰号叫“刘大抓”，今年６２岁，早到了离休年龄，但无论部主任还是同事们，没有哪个人舍得让他离去。因为刘老的本领在于他一条战线也不要，光凭老关系就能拉回一笔又一笔资金。他最辉煌的战绩是有一次在蜀都钢厂拉专版，一次就拉回２０万现金，数目之大，令所有自封为创收高手的同事们汗颜。

　　刘老有着辉煌的历史，他是最早从上海打进西南的解放军剿匪部队中的一员，也是西部日报社资格最老的记者。从解放初到今天，西部日报的版面上从没缺少过刘老的鼎鼎大名。４０多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了巴山蜀水的每一个角落，被他无偿采访过的企业成百上千，被他采访过的省市领导就已经换过了三四茬，而他却依然故我，离休前才弄到个编辑部副主任当当。他对当官兴趣历来不大，但报社的开放搞活却给他创造了无比广阔的前景。他不像他的大多数同辈人，对利用版面搞钱满腹牢骚，认为那是歪门邪道，不务正业，是新闻的堕落和耻辱；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新闻界不可回避的大趋势。他最爱谈的话题就是他所观察到的社会各行各业怎样利用手中那大大小小的权力来为自己搞钱。正因如此，他成为了报社觉悟最早、转变最快的老干部。好在几十年的无偿报道使他积累了取之不尽的人脉关系，他只要给以往那成百上千家曾享受过他无偿报道的企业领导打个招呼－－那些领导的迁升有些与他的报道有关，有些对他曾为企业带来的效益记忆犹新－－效益就会滚滚而来。他３０年来无意之间的、工作性质的铺垫，没想到在最后几年换回了丰厚的回报。前３０年的人情积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得到了尽情地收获。他长期积累下来的这些丰富的人情财富，是部里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

　　当然，经济意识强也是他获得“刘大抓”称号的原因之一。他很喜欢左岸，就像在一方面能力突出的人，总是喜欢和能力比他差很多的人交往一样，在交往中一方面可以满足自己的炫耀之心，另一方面由衷升起几分同情，真心实意地想要帮助他。和左岸熟络了以后，有一次一同出差，他对左岸讲起８０年代初他最早为部里策划的一次活动。那时企业的广告意识还远不及现在强，他别出心裁搞了一个西部日报企业增刊，内容是一期宣传一个企业。他私下找人设计了一个报头，和西部日报的报头一模一样，只是印刷量大大少于正报，只有几千份，“当时我拿着试刊号到一个经济工作会上去宣传，许多企业一看，哎哟不得了！用这么大的版面宣传一个企业，这在西部日报上还从没见过！许多企业纷纷找我做专版，那效益之红火，从来没见过！一个专版８０００块，当时的８０００块，多高的价钱！当时的万元户就是我们常常宣传的致富的典型呢。企业家不管，反正花钱是国家的，扬名是自己的，打！几乎天天都有人来做专版，搞得我们不得不专门拿一个人来收钱。那年月，我们部里隔几天就分一道钱，人人都在换家具，换彩电，换大件，连新分来的小钱都笑眯了……”说着，刘老眯起了眼睛，像所有老年人那样，沉浸在对以往黄金岁月的无尽回忆之中。

　　他的个人存款，有人估计为８０万，有人估计为１００万，最保守的同事也估计为５０万以上，这在８０年代末期的新闻界也算是大亨了。但他的穿着打扮却一点没有大亨相，看上去反倒像个地道的农民。无论春夏秋冬，他的各种服装都是皱巴巴的低档布料做成的。他还经常不穿袜子，光着的脚上穿着几元钱一双的塑料凉鞋。采访赶车时他的包里总是带着一个可以折叠的小板凳，在没有座位的时候展开，随遇而安地座下。他的包里也总是有一块又湿又脏的毛巾，塞在一个有些发黑的喝水用的大茶缸里。天气热时，总是拿这块毛巾不停地擦脸。每到一地，除了公款吃喝，他在馆子里总是拣最便宜的饭菜要，挑最便宜的旅馆睡，任何讲阔气，摆排场的花天酒地与他格格不入。但他同时又是个亡命徒，只要有效益，他可以徒步走上十几里地，深入到最偏远的乡镇企业。部里的同事们经常跟他开玩笑，有的说“刘老，你的敬业精神真令我们敬佩。什么时候也带上我们去搞点效益呀？”有的说“刘老，你的这件衣服也该换换了。挣那么多钱，别老压在箱子底下，拿出来晒晒，捡零头花个几捆，买套房，买部车，享受享受嘛！”。对于这些玩笑，他总是宽容地笑笑，有时声明一下：“我哪儿有那么多钱呀！”有时又解释他要留给儿女们用，经常是越解释越矛盾百出，引得同事们哄堂大笑。

　　“有这样不要脸的记者，还有这样不要脸的领导，！”

　　每天早晨，吃完三个白面锅魁，５０开外，身材魁伟，食量惊人的副主任米端正就戴上他那窄窄的金丝边眼镜，开始了漫长的看报和评报，今天他看到的是一篇通讯，这块通讯不但占居了头版下面的三分之一黄金版面，而且还一版转二版，又占居了二版的足足半个版。通讯足足分了５个小标题，每个标题下面又有提要性的黑体介绍文字，真可谓又立体又交叉。

　　“小左，小白，你们看到今天李玉记者发表的大作了吧。”他从窄窄的金丝边眼镜下面抬起眼睛，问左岸和白云。

　　“看到了。”他们说。

　　“你们俩没她本事大。别看人家快４０的半老徐娘了，论相貌比不过你小白，论才华比不过你小左，可她能到这个市里拉到一大笔钱，供咱们社长跑一趟美国，你俩行吗？”

　　“不行，没这本事。”

　　“那还不敢紧学着点！”
　　老米是５０年代老通讯员出身，当年刘老“刘大抓”当记者时他才１８岁，就跟着“刘大抓”学写新闻。由于天生的悟性，他很快便在消息写作上脱颖而出。那时虽无评奖一说，但倍受巴蜀新闻同行好评却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于是几年后年纪轻轻的就被调进西部日报社当上了正牌记者，并保持着早年消息写作的精炼与生动。他最看不惯新人用很大的篇幅写空洞的文章，经常开玩笑说：“咱们报纸要么就是意识流，要么就是社会透视，ＸＹＺ没名没姓，这些时髦的新玩意，咱看不懂。”

　　由于他不会拉关系，拉钱，业余收入仅靠稿费，加上写的又都是短消息，稿费有限，收入必然吃紧。看到许多业务不如他的记者却大把大把地整钱，他的心态极不平衡。于是近年来他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晨仔仔细细地翻阅报纸新闻，每一条消息都读，而且是从头到尾地读，边读边发掘新闻背后的“搞头”，一旦发掘，便大骂得了“搞头”而发消息的人。骂到最后他总会真正动了感情，痛心疾首地归纳道：“５０年代办起的大报，凝结着老同志３０年心血的大报，没想到如今落到了为五斗米折腰的田地！”

　　由于他资格老，业务硬，就不把许多人、包括社长总编辑放在眼里，所以他谁都敢评敢骂。正由于这样，他得到的幕后消息也往往最多，骂起来也就越发有根有据：

　　“如果有一天，我写篇社会透视，我就会给它起个题目，叫《新闻的幕后》，别小看“幕后”这两个字，学问大着咧！小左，小白，也许你们很快能入道，要不像我这样，那可惨咧！”
　　那天，一条有省委副书记出席的会议消息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而白云的一条同时采访的有分管教育的副省长的会议消息没能发表。老米戴着金丝边眼镜横看竖看，终于搞明白他昨晚签发的两条消息有一条被夜班压下没发。他感慨道：“看来，副省长斗不过副书记！”

　　“当然”，心中有气的白云这回领会得飞快：“尤其是管教育的，更不是什么中心人物了。”

　　“要我看正相反，”老米用大嗓门开始了他的论证：“现在我们提科教兴国，科教兴邦，这是天大的好事。当年梁启超办报时就开始提：‘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康梁时代１００年过去了，而今教育的地位究竟如何？这从我们版面上一看，就一目了然，什么都能挤，不能挤领导；什么都不能挤，就能挤教育稿！现在咱们的报纸是一版登权，二版登钱，不是权就是钱，不是钱就是权，钱就是权，权就是钱，反正我也分不大清楚了——。”

　　他们都笑了。

　　对于他当年的老师刘老的变节，他内心的情感有些复杂。这天，很少坐班的“刘大抓”刘老穿着最陈旧的圆领衫来他这里逛逛。老米站起来笑着拍拍他的肩头：“又搞到喽！刘老，你是我们这里先富起来的人之一喽！”

　　“哪里，哪里，共同富裕嘛！”刘老极其和善地、谦和地、笑眯眯地回答。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小左，小白，多向刘老学习喽！”

　　接下来，师徒二人就用较低的声音议论一些人和事。归纳起来无非是谁又到哪里抓到了什么钱而已。也难怪，金钱和美女，这两项内容不但在现代社会，就是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也同样是数一数二的话题呢！

　　对于创收，老米的态度有时也是矛盾的。在部里年轻人当中，他最看中左岸，他觉左岸文章写得好，肯钻研问题，又不搞钱，是他的同类。有时，他会来到他的跟前，友好地拍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小左不错，有潜力，别学他们，写搞钱的文章，把手都写臭了！今后的社会，我相信业务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有时他又会不无伤感地说出一些相反的话来：“唉，女儿结婚，我送她一台洗衣机，还是十篇稿子一组系列凑起来的，小左啊小左，你千万别学我。我们老了，落伍了，跟不上商品经济时代的步伐了！”

　　逢年过节，一辆辆单位的小车，接走了一个个分管战线的记者。这些记者去接受各单位的拜年，感谢他们一年来对单位的关照。记者们酒足饭饱，又是跳舞又是卡拉ＯＫ，过后还拿一个信封，提一袋土特产。识相一点的，还给部主任和相关领导多领一份。于是在来年春季，五花八门的关系稿重又蜂拥上了版面。

　　每年元旦前后，报社都召集大会小会，励精图治，倡导改革。每年一月份，报纸都是全年最好看的。当时各个版面关系稿少了，版面竞赛似的美化，大小标题推陈出新，年前精心组织的重点稿件也陆续发排，报纸的面貌似乎焕然一新。而春节过后，这坛花一现的改革似乎转瞬便夭折了，原因是各部门的创收又提上了议事日程。各种关系稿涌上了版面，这些关系稿往往经过编委或副总编一级的头头脑脑们批字签发，下边挡不住。于是上行下效，各部门头头也纷纷签发关系稿，各业务记者也纷纷出笼自己的关系稿，谁的屁股都不干净，于是谁也不管谁。官大的发大些发多些，官小的发小些发少些，大家和平共处，一般情况下，倒也能相安无事。

　　伴随商品经济大潮的到来，“创收”由小打小闹到大展拳脚，由地下到地上，由幕后到公开，最终成为部里的一项任务，成为每个新闻工作者都不得不面对的、考核他们业绩的一项指标。这个过程不算漫长，总共也只有几年时间，但它是那么触目惊心，深深震撼着每一个记者的心灵。
　　最初，记者们到单位采访，不过是拿点土特产，拿上一条红塔山香烟，提心吊胆地到烟摊上换个五六十元钱。这以后，是拿信封，相当于拿红包，小打小闹，拿上二三百块钱，补贴一下生活。
　　由这种不占用版面的“创收”形式渐渐地扩展到了利用版面的“创收”。毕竟发行３０００册的一本书无法与发行６０万份的一张报纸的影响相提并论。当企业家们渐渐明白了这一浅显的道理过后，版面创收便越演越烈了。

　　当然，搞有偿新闻，直接向企业谈钱，出多少钱上多大文章，这种形式最直接也最受企业欢迎。这种报道每日版面上都要涌出几篇，真可谓生意兴隆，屡禁不绝。由于有偿新闻与经济新闻极其相似，很难对其界定，开始时很多记者便以写重头经济新闻稿为名，采写发表过后，把钱私自揣进各人的腰包。可是渐渐，部主任发现了窍门，便严格把关。于是“醒事”的记者便拿出一部分钱来与部主任私分，好让掌管发稿权的部主任签发该稿。但有的有偿宣传比如烟酒之类的，影响太大，太招眼，同事们议论纷纷，于是当事记者便不得不拿出一部分上交部里，供大家私分。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又冒出了两个数语，一曰“勾兑”，二曰“摆平”。“勾兑”不好，你就“摆不平”。你太贪心，就容易出差错，捅漏子，到头来大家都开始意识到，钱不可能由当事人一个人挣完。“有钱大家赚”，于是便分流，便在这种新的法则下求得新的平衡。
　　在这场越演越烈的有偿新闻游戏中，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报社领导，社长和总编辑能在所

　　有创收项目中抽成，副总编辑能在他分管的几个部的创收项目中抽成，他们无需顶着严寒冒着酷暑去奔波，只需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保住自己的位置，预计每年就能得到项目抽成十几万元。用老米的话说，“老总老总，就是总发财。”

　　各部门的主任，副主任也属坐享其成之例。他们虽不像老总们那样，能在其他部门抽成，但他们把着上稿签发的关口，记者要想见报必须打通这一关口。他们的显性收入虽不及老总们，隐形收入却可能高过有些老总，有人估计他们的年创收也会高达十来万元。

　　“不创收，靠着干巴巴的工资怎么过日子，你们还要养一大家子人呢！”部主任董德反复重复着这一貌似真理的话。

　　在这个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相仿的经济乱世中，堂堂西部大报就这样成了一个花样百出的赢利企业。社长和总编辑成了企业家，各部门成了分公司，竟相推出创收绝招，独独很少考虑如何办好报纸，如何适应读者需要。在这个无序的天地间，编辑记者们的无穷精力和创造力找不到正当的发泄渠道，于是被扭曲了的巨大潜能，便毫无顾忌地发泄到了“正面报道”及其背后的“创收”上面来。于是，他们作为新闻界的生力军，如同其他行业已经醒悟和正在醒悟的人们一道，汇入了社会再分配的滚滚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