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圈》王实

36、4、时政部生态

　　而左岸的同窗好友、同时分到西部日报的齐恒，似乎很快上了道，步入了“会搞的人”的行列。他与左岸一道被分进了与左岸旗鼓相当的大部门经济部。当时在经济部，不知哪个聪明人发明了为企业出书这种形式。具体说，就是出企业家传记。每个肯出钱的企业家，出五千至一万块钱，便能够在部里编的一本厚厚的《改革风云录》之类的书中占据着10000字左右的篇幅。这些书的组织者一般以编辑部为主体，以公家的形式出面，公章介绍信俱全。记者们分头跑各自分管的战线，动员这些单位的老总上报告文学，拉到客户的记者每人连拉带写能得总收入的２０％。其余８０％扣除约４０％出书成本，另外４０％由部里出面，以公对公的形式私分给分管总编副总编辑和部里各位记者。齐恒刚到报社不久，就跑得满脸焦黄。左岸问他在跑什么，他说他在跑书稿。左岸问他怎么跑，他说往乡下跑：“别人都跑大企业大公司，这些早就被先来的记者给占了。我就来个反其道而行，跑郊区，跑乡下，来个农村包围城市。”面色焦黄的齐恒不无自豪地告诉他：“我已经跑下两家了。”这在当时的确是个可喜可贺的数字，按当时的月工资500元，这两家跑下来，已经挣到了相当于他大半年的工资。

　　更神奇的是，远在经济部的齐恒还通过搞电脑，和左岸的部主任董德搞上了关系。

　　齐恒有一台２８６电脑，在当时这是一件很大的物品。当时为了这台电脑，他几乎花光了他刚创收挣到的所有积蓄。整个部门当时只有他有电脑，董德对此羡慕不已。自称具有现代意识的董德是个电脑迷，经常对人讲：“现代人必须掌握三项基本技能，一是电脑，二是开车，三是英语。可惜，我们当时受的教育太传统。”

　　按说，照他的富裕程度，就是买几台电脑也绰绰有余，可是越是有钱人就越舍不得花钱。从齐恒认识他之后不久，他就开始暗示，要是谁能给他搞台廉价的电脑，他就能在上稿方面大开绿灯。可惜，从没有人把他这话当真，因为记者们现在都喜欢现钱，不喜欢物品，加上对于没有配备电脑的人来讲，要想让一个公司同时配两台电脑，显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所以一年多来，董德的电脑还只是停留在做梦的阶段。

　　齐恒通过自己的触角了解到，他的一个校友所开的大型电脑公司需要宣传。于是经人介绍，跑去谈了一阵，回来后他有几分神秘地向董德暗示，主任的电脑有门了。董德的眼睛发亮了：“你给你的经理讲，让他理出一个计划来，他想怎么宣传，我们尽量满足。告诉他，我们今后就是朋友，互相要多多关照。”

　　齐恒告诉他，对方希望他能宣传一个季度，先上一篇大稿，然后每月至少保证上两篇小豆腐块维护形象。作交换的条件，对方将免费赠送他一台486电脑，并且将齐恒自己的的286电脑也升成486。
　　“好！”董德满脸通红，一口答应下来：“你去写，写得艺术些。”

　　半个月过后，齐恒的一篇近3000字的有关科技新趋势分析的长文见报了。文章从电脑业的国际流行趋势和本地的电脑热谈起，一直谈到这家代理商为何要搞一个如此规模的国际名牌电脑流行广场云云。文章的角度很巧妙，如不细看，简直看不出其中的广告色彩，很像一篇关于电脑流行趋势的经济类透视性文章。

　　董德毕业于名牌大学中文系，政治意识和政策水平都很强，善于揣摩领导意图。他文风雄健，擅长写评论，承包了报社一半以上的社评和新年献词等重头文章。此外，他还有着较高的鉴赏力和敏捷的文思，兴致所至时，常常能挥毫写出一些才情并茂的随笔。他已经成为了成汉市作协会员并在杂文协会担任了理事。如果在此领域发展，他或许也能成为名家。然而他的人生理想并不在此。“我是个入世感很强的人。”他常常这样对下属说。

　　左岸分到时政部之后，他发现这个新毕业的瓜娃子不会创收挣钱，但知识广博，文笔很好，能写一手好文章，并且能经常和他探讨写作技巧，于是他对这个年轻人有了几分喜爱。他一方面保护他，对三主任冷飞雪说，“人不能都一样，一个部门也不能人人都相同。要有会创收的，也要有会写稿子的。一个部门就像一个乐团，各种乐器齐备，才能演奏交响乐，你说是不是？”反过来他也经常启发左岸，现身说法般地对他说：“我，虽然也进了作协，在西南文坛也算小有名气了，可我不甘心一辈子只做个文人，只挣点文名。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知识分子涉足经济领域是迟早的事情。而且照我看，能不能挣钱，也是衡量一个现代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你说是吗？”

　　他经常喜欢挂在口头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一个大学同学现在开了一家像模像样的公司，“他的大经理桌上插着两面小国旗，一面中国的，一面美国的。那天开车出去，请我到”锦水园“吃了一顿，２０００块一瓶的ＸＯ，眉头都没眨一下，就要了一瓶，”他那方方的国字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什么叫潇洒？这就是潇洒！”他渐渐陷入了搞活经济的狂热中，率先在部里建立起了激励机制，鼓励大家到外面拉钱，多拉多得，使部里的编辑记者们一个个陷入了“创收”的旋涡之中。诸如评选先进科技企业啦，评选十大文明舞厅啦等等，一时间，部里的创收搞得红红火火，外部门看着都眼红。

　　“我，我，不是作为主任,而是作为老大哥，敬你一杯！”经济部部主任董德和齐恒在一个饭馆里喝着啤酒，吃着小菜。

　　“不敢，不敢！”齐恒醉眼迷蒙，望着满满一杯黄澄澄的啤酒有些犯愁。

　　“哎呀，男子汉大丈夫，这点酒算什么！”董德开心地笑了，深深的眼窝里露出柔和的光。齐恒觉得，一直皱起眉头闷闷不乐的他，唯有此刻才变得可爱和友善：“你先喝，董主任。”

　　“你先来，一定要你先。”

　　他脸色又沉了下来，又用那深深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齐恒，直到他慢慢把整杯酒喝光，他才把手中的酒一饮而尽。董德的酒量远比齐恒大得多。

　　“董主任，”齐恒乘着几分醉意问他：“你的眼窝很深，有点不像汉人，是吗？”

　　董德直视着他盯了一会，笑了，有几分神秘和得意地告诉他：“你说对了，我是新疆人，我有那边的血统。”

　　齐恒有些愕然，一时说不出话来。

　　“那，你是不是突厥人？”齐恒突然冒出了这个词。

　　“不是。”他说得斩钉截铁。

　　他们之间的谈话总是这样时冷时热，原因就在于董德主任喜欢吞吞吐吐，从不把话谈透。他的思维很快，总是从这个话题转到那个话题。但是近来，由于装电脑和创收，董德对齐恒的态度大大改善了。
　　“我觉得，”董德直视着他说：“咱俩有些相似，都是在磨难中长大。我爸妈死得早，我是孤儿，我爸死的时候，我这么高”他用手比着桌面的高度：“当时，孝布老长老长，拖到脚后跟。我爸下葬，我都不知道哭。”

　　齐恒赶忙把话叉开：“我觉得，这种磨难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财富。”

　　“对极了！”他激动地和齐恒碰杯：“有人说我活得太累太苦，可我觉得我命该如此。如果我不是这样思索、忧虑，这样每天劳作、管理、运筹，我就不是我自己。”

　　“一点不错。”齐恒应和着。

　　“去年别看我们部门不起眼，跟经济部不能比，可创收还是600多万，上交报社400多万，大家还是有点搞头不是？”

　　又一杯啤酒下肚后，他的情绪高涨起来。开始回忆起他一生中最兴奋的一件事：“1985年我被破格提成时政部副主任，我一到部里，好家伙！都是一帮四、五十年代的老头子，我，一个这么年轻的小伙子，要镇住这帮资深新闻人士，可是不容易哟！”

　　“怪不得，董主任年纪轻轻，还不到50，怎么报社就有人管你叫‘董老汉’了呢？”

　　“叫老汉好哇！老成些，亲切些！”董德大声说：“齐恒，你以后也叫我董老汉，别主任主任的叫，太生分！”

　　“好，好，董老汉！”说着齐恒兴奋地与董德再度碰杯。

　　于是齐恒开始有点理解董德了。董德上任之初，由于想要震住那帮老人，自己想要把自己变老些，就叫自己的那帮小弟管他叫“董老汉”。这以后由于他脾气暴躁，据说有“虐待下属”的倾向，得罪了不少人，口碑不太好，所以在老家伙们不构成对他威胁之后，突然就变得亲和起来，说话慢声细语，擅长思想工作。也许这种改变有了一些时日，所以有些下属回应他的亲和力，也开始叫他的外号“董老汉”，他对此也不反感，反而觉的这个外号有助于改善自己的形象，于是这个外号就在报社流传开了。

　　有空时，齐恒也会时不时跑来，和左岸聊聊经济部和报社的创收情况，开导开导这个不醒眼的兄弟。受了齐恒的影响，左岸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观察他所在的时政部的同事们。他突然发现，他的同事们那种种过去一直被他斥之以鼻的行为，如今看上去竟是那样的自然、真实、合情合理。而他过去所信奉、所追求、所为之献身的一切，如今不但在他的同事们看来，而且在他自己看来，也同样是那样虚幻、理想化、不切实际。

　　每天早晨到部主任那里报到并争请帖成为部里的一景。过去他瞧不起同事们争请帖，争开会，而今他忽然开了窍，发现他们争着开的会都要发钱，有的发３０，有的发５０，有的甚至发１００元！一个月他们只要开上几次会，就等于工资翻了倍，这样的好事哪个不抢？过去他总是得意自己的大文章，引人的题材，生动的叙述，透彻的分析，理论化的深度，进而不免怀疑同事们的写作能力。而今他突然发现，自己以往所有题材的选取都是社会性的、从百姓角度的，与经济效益毫不沾边。而同事们的文章虽短，风格虽差，但题材却都与经济效益密切相关，角度一概为领导着想，文中也一概少不了领导的名字、领导的业绩－－歌颂他们怎样带领一班人使单位起死回生；过去他不重视自己跑的战线，认为无论在哪个战线，自己都能写出好文章，所以他分到了效益最差的教育培训战线。教育系统穷，每次开会都不发钱，这就使他到部里大半年仍不知道企业开新闻发布会要发钱。可如今他用一种崭新的经济的眼光一看，才发现自己在部里的地位是多么地低下，简直是让人背地里耻笑的可怜虫一个。

　　部里最好的、也是最差的战线是政务报道，说最差,是因为跑政务报道新闻发布会不发钱,和教育战线一样,看上去很穷困。不但要小心翼翼，不能出半点差错，而且每年的两会报道任务极其繁重劳累。说它好，是因为政务报道离领导最近，离权力最近，不管和哪个领导套上近乎，只要领导发一句话，甚至做一个暗示，政务记者都可以到相关的企业里去搞表扬稿去拿钱，这个等于实现了曲线救国，指东打西，羊毛出在猪身上。但大很多记者对此不甚了解，往往嫌累嫌担风险，对政务报道敬而远之。

　　部里其他好的战线依次大致是外事、旅游、公检法司、部队、科技、卫生、教育和民主党派等等。每条细小的战线都分派一个记者去跑，仿佛害怕分赃不均似的。而像左岸所分到的这种差的战线，一般都只派一个记者跑，反正这种战线给谁谁都懒得要。而像政务报道、科技、公检法司等等所谓有很大油水的行业，往往由几个记者共同去跑。这就像一群争食的猪，见到好的潲水，就都拱上去抢一样。而油水更大的行业外事和旅游，两个小行业交给一个人跑了——她是老社长的刚刚结婚的儿媳妇宋欣然。刚开始左岸对此一点也不理解，因为这两个行业很小，也没什么新闻发挥的余地，每天不过写些很短的日常报道，诸如某某某会见某某某，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等等，文章总长度也不超过100字。但社长的儿媳妇为什么偏偏要跑这两个行业，而且脸上总是挂着盈盈的笑意跑得乐此不疲呢？在齐恒的点拨下，左岸终于明白了其背后的窍门，因为外事活动每次开新闻发布会都会发钱，一次少则30多则50元，虽然钱不多可频率奇高，因为领导几乎每天都有外事活动，于是宋欣然每天都能拿到钱，一天50十天500，一个月就是1000多块。加上旅游行业，风不吹日不晒一个月进账2000多，是月工资的四倍。加上老公被社长安在对门儿的市电视台做出镜记者，两人的收入加起来，在当时还是极为可观。

　　而他左岸，想想也算是部里的写作尖子，只吃草，不吃奶，还要干重活儿，经常被部主任董德调度来调度去，帮着各个行业写大型深度表扬稿。哼！他们拿钱我干活，我在他们眼里，不成傻瓜了吗？他愤愤不平地想着。

　　继而，他更加愤愤不平地发现，最好的战线都是这样，不是被有权有势的人的子女亲戚们把持，就是被部主任的亲信们把持。这些人不需要稿子写得好，也不需要有什么真才实学，前一种人只需要血统纯正，是领导的直系亲属就行；而后一种人，只需要能把主任维好。而这种人，正是每个单位都能见到的那种靠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起家的小人物。而部主任董德也像其它单位的领导一样，是喜欢有这种角色围绕其左右的。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一个部里必须什么样的人都有，工作才推得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