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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曜字传节·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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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楚斜街的那栋小洋楼,是当年改革开放后,他从国外回来时所任教的美院分给他的,前院有梅花,而后院栽着棵大榕树。
说不清是他种来思念回不去的那个童年,还是再也见不到的那个楚南节。
洛朗不是浅岸,思楚斜街也不是十八岁记忆里的老桐巷。
洛朗的洋楼终究太欧式了些,四周高楼大厦林立其间,闹市中独辟出来的静地,倒也有些许逃离喧嚣的禅意。
只是终究不及记忆中的院子,哪怕如今已成断垣残壁,哪怕过去几十年,他仍能记得前面有条河,后面有片桃林。
那个时候,夏日的蝉风蒸而不燥,十七八岁的少年喜欢跨过木篱笆去偷桃子。
也喜欢光着膀子在秋后的田里摘荸荠。
冬日的雪仗、师父的戒尺、叮铃铃响的自行车、每个夏季总是挤满人的大榕树……
六十年代在欧洲崭露头角,七十年代名震欧洲画坛,从那之后,“美术天才”的称呼似乎从不与他相离。
但真正称得上天才的其实另有其人。
从来不是臧曜,而是楚南节。
他不过是个被师父领回家的孤儿,因为捡到的时候脏兮兮的,遂给了“臧”姓。
娇生惯养的小少爷才是书画世家楚家的“天才”。
只是少爷从小就皮,爹的不听娘的不从,唯独喜欢跟在师哥的屁股后面师哥长师哥短。
那个时候三年解放战争刚结束,师父靠着祖上留下的基业,算是个富户,携家带口南迁到浅岸,在路上遇到了被爹妈丢掉的他,楚南节比他小一岁,四岁的小白肉包牵着他的手,问他为什么这么脏。
他喉中一酸,眼泪跟着酸出来,头发没条件剪已经很长,横七竖八遮着红了的眼,摇摇头,什么都不说。
于是泪眼朦胧间看到一双女士的洋皮鞋,配着白色的丝袜,沾上了路边棕色的泥。
一道温柔的女声问他:“孩子,你要不要跟我们走?”
几十年了,他已经不记得他当时怎么回的,只记得他点了头。
无论是当初那个喜欢拉着他手喊哥哥后来喊师哥的小白肉包,还是泪眼朦胧里温柔的女士皮鞋,又或是那杆不离身的烟杆子,好像都是他点头的理由。
后来师父的戒尺总是落在楚南节的手心上、屁股上,啪啪响,汪汪肿。
给他上药,喜欢打趣他要真不疼嘴唇就别咬那么紧。
楚南节从不反驳他,因为臧曜也从不反驳他。
在油画上。
臧曜总是循规蹈矩地学师父所教,楚南节不一样,他总是我行我素地驳父亲的脸,画自己的风。
所以戒尺与他从来紧密地绑在一起,亲得紧。
小少爷画画喜欢半蹲在椅子上、小少爷不喜欢穿鞋子、小少爷挑食得紧、小少爷脾气不好、小少爷不喜欢老师教的所有一板一眼的画法总想着自创……
他喜欢浪费天赋。
他总和他说:“师哥,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颜料不会褪色就好了,这样就能定格永恒了。”
后来师父的朋友从欧洲带回了丙烯,他们把院子里的那堵墙当做创作的地方,画了许多许多的画。
那是他们第一次对欧洲有了概念。
那个时候国内闹饥荒,常常填不饱肚子,师父的那点薄产也早早被充公,家里的长工也早早被辞退回了乡,小少爷不是富少爷了,但喜欢睡干草垛上躲清闲的习惯却一点儿没变。
他们成绩都好。
臧曜比楚南节大一岁,也就早一年上学,那个时候国家有公派留学的名额,不过大多数是去苏联,去欧洲的名额很少。
不过能去国外就行,听说去了国外就不用担心吃不饱穿不暖,最重要的是,听曾经去过欧洲的师父说,巴黎能学到更多学校里的老师不教的画画课。
巴黎就这样成了他们心里的殿堂。
学校里喜欢楚南节的女孩子一大把,她们不说,但是他却能知道。
知道了还要挨个儿凑跟前,傻里傻气地一个一个拒绝掉。
“有喜欢的人了哦,所以不能喜欢你。”
在那个牵手能羞一整天的六十年代,他喜欢穿件白衬衫站院前的大榕树下,“叮铃”一声按动刹车,笑出一口大白牙,喊他:“师哥,快点。”
自行车是工业券换的,活泼好动一身倔骨是楚南节改不了的。
只是后来,成也倔骨,败也倔骨。
香樟味的蝉风停在臧曜十八岁的夏天。
1965年,他拿到了去意大利的公派名额,因为目标明确,所以没有和大多数人一样学习外语,而是进入了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学习油画。
走之前,他和楚南节说:“师哥在欧洲等你。”
楚南节回:“明年巴黎见。”
不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是法国的巴黎。
楚南节的目标,从来只会比他更明确。
刚去的半年,他总会收到师娘寄来的水蜜桃。
说来奇怪,水蜜桃这种水果,烂得快,轮渡一个月,到他手里本应该不剩几个好的,只是他打开时,总是只坏了一两个。
臧曜就知道了,这是楚南节在给他玩一骑红尘师哥笑。
他每天晚上总会把学到的东西整理成册,每个月底去邮政局取来自中国的包裹,就把手里的手札装进包裹里,连带着一些在意大利赚到的钱,给国内寄去。
比起一些纪念品,他知道,师父一家,更需要这些钱。
而楚南节需要这些关于油画的知识。
后来,水蜜桃过季了,寄过来的便是荸荠,连带着荸荠寄过来的,是楚南节的许多手稿,他喜欢油画,偶尔也画一些建筑物,慢慢的,喜欢用一些欧洲的元素表现他心中的中国。
恶劣,更不敬那些欧洲美术皇冠上的大师们。
不过楚南节一向这样狂而不羁。
有的时候是一张纸上,有的时候就干脆随手画在一张明信片上。
画画于他总是很自由的,他从不介意画在什么地方、用什么画。
教授偶然间看到了,说这画风大胆前卫,问是谁,臧曜笑笑不答,因为他知道,告诉了教授也没用,因为这个“天才”他挖不过来。
因为他引以为豪的师弟,想去的是巴黎美院。
后来……
再后来……
再后来怎么样了呢?
他不记得了,不对,是不敢记得了。
他只知道巴黎没有等来楚南节。
他给他寄的最后一封信,只有一行字——
“师哥,我心悦一人,可不望其知。”
他心慌又不知名的恼怒,想要回去找他问个明白。
只是教授不让他走,他在欧洲美术圈刚刚崭露头角,他三天后还有一场比赛要参加,大好的前程等着他。
为了不让他犯浑,让他同学把他锁在宿舍里,直到三天后比赛才放出来。
后来1968年的时候,在外的留学生被要求回国,只是熟悉的地方,他却没有见到熟悉的人。
师父不在了,师娘不在了,楚南节也不见了。
门口的榕树还在,院子里的梅花已经死了,那是师父最喜欢的梅花。
师娘的红色嫁衣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翻了出来,只是被剪刀碎了一地。
多方打听,都不说。
后来听背地里的老妇嚼舌根才知,楚家人走了,半年前被逼走了。
起因是师父藏了幅画,而楚南节替一个美术老师挨了学生的一脚。
该是他们知道,不该挡了他的前途。
该是楚南节知道,不该挡了师哥的大好前程。
后来闫松柏推荐他读一本叫《活着》的书,说是好哭得紧。
他却总是哭不出来,独独看到147页,反复摩挲,眼水撒出来,哭疯。
那是书里唯一和楚南节挂钩的历史。
后来的后来,他又被派去了欧洲,名声大噪。
只是1978年之前,从未回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