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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楔子:最后的来信 ...

  •   2020年4月12日,澳门。

      虽然疫情形势向好,但防控仍旧严格,我已经很久没有通过拱北口岸前往内地了。

      吃完早餐,我拿起平板电脑查看邮件。客厅里的音箱播着马斯奈的《沉思曲》,小提琴的声音悠扬舒缓,渐渐地抚平我内心的焦躁。

      随着近些年网络媒体的兴起,纸媒市场已大不如前,我几乎是全凭一腔热血勉力支持杂志社的运转,而此次疫情无疑是雪上加霜。身为杂志社的主编,我对《春秋遗录》这本杂志寄托了深重的感情,它凝结了我和我父辈多年的心血。

      我滑动鼠标,看见最新的一封未读邮件《近来读书的一些感想》,写信人的ID是江城子。

      我与她相识已久,不知不觉便成了笔友。两年前杂志的一篇传记文章出现时间先后矛盾的错误,她发现并及时指出,由此我们便时有信件来往。她是个相当有才华的女孩,对历史有深沉的爱,时常会有一些精辟的见解。

      我点开了邮件:

      亲爱的主编阿姨:

      见字如晤!

      很久没有写邮件给你了,今天是周日,学校没有安排线上测试,我正好有时间给你写信。省教育厅已经通告了开学的日期,4月27号,我心里不觉十分激动:终于可以回学校了。这几个月虽然时间安排上更加自由,但学习氛围却难以跟学校相比。我也控制不住自己,每天都拿出相当一部分时间阅读那些与备考无关的书籍,看的时候开心,但看完后内心不免忐忑。随着返校时间逐步逼近,我也要不断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努力考上理想的大学。

      我这几天刚好看完杨奎松教授的书《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后的书生与政治》,再联想起上个学期找同学借的一些港台书籍,不禁感慨良多。其实以前我一直对古代史比较感兴趣。毕竟古代史总是铭记我们辉煌的岁月,漫漫青史,巍巍百代,镌刻成丰碑,内化成信仰,极大地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但近代史则不然,民族矛盾与近代化的艰难探索贯穿始终,黑白照片上的屈辱震撼着此后一代又一代的灵魂,我们会有一种疼痛,难以避免。

      因为时间距离与史料多寡,古代史与近代史给人的整体印象是不同的。古代史更为模糊,却也更为宏观凝练,史书记载是有限的,出土文物是有限的,由此更能概括出时代的特质。但近代史则不然,时间上的近距离与史料上的丰富使我们更有一种真实感,解读视角也更加多元。我们时常看到近代风云下的如烟过客,他们多面的人生,零碎而又清晰,最终像水珠一样汇入历史的海洋中,难寻遗踪。我最后竟然会感到庞杂。

      杨教授的书解答了我的部分疑问。我曾看过许多两岸三地出版的人物回忆录及传记,个体在叙述历史时,总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历史观点不免带有主观性,这与个人的际遇密切相关,而读者在阅读也难免会受到作者主观情绪的感染,继而影响到他们的史观。

      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待前人,除却大奸大恶之辈,总会带上一些悲悯。这种悲悯来自于后世的和平幸福,来自于对既定结局的深知,来自于对历史的反思。历史作为人文科学,它是理性客观的,有自己发展的规律,时常要通过客观数据的变化趋势与比较展开研究。但同时它又是有温度的,历史下的个体,他们曾有过鲜活的生命,曾有过清晰的轨迹,那时的他们与此刻的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如此,在动荡的历史中,个体的命运被时代洪流裹挟,不能自主,在历经苦难后,他们又该如何与历史和解?

      这是一个值得探询的话题。

      我有时的确会有些感性,因为我没有炼就一双足够通透的眼睛,所以我的思想也在激烈动荡。有时会想,如果我生活在苦难的时代,我又该如何与苦难和解?

      这个假设或许永远都难以有答案。

      以上零零碎碎的想法,或许让你见笑了。略陈固陋,书不尽意。

      祝平安喜乐,诸事顺遂!

      我很快就看完了信件,心中涌动着难言的情绪。

      右下角的时间显示2020年4月12日15:36。

      客厅里的音箱已经播到了马思聪的《思乡曲》。

      阳光如蜂蜜般淌在在我的书桌上。

      我知道,这是最后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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