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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第 20 章 二十年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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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
银杏树的叶子又黄了。第四中学的操场边上那排银杏树,已经从当年的小树苗长成了能遮住半边跑道的大树。每年秋天,金黄色的叶片铺满整条跑道,学生们跑操的时候踩上去沙沙作响,像是踩在一层干燥的时光上。今年学校在操场旁边立了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银杏大道——建校于一九六五年”。但宋荔知道,这些树的历史比牌子更久。她十七岁那年逃课蹲在天台上看的就是这些树,那时候它们还没有这么高,叶子也没有这么密。
宋荔站在高三七班的讲台上,手里拿着一支白板笔。她穿着深蓝色的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一截小臂上已经几乎看不见的银色疤痕。她的白色长发剪短了,刚好垂到肩膀,发梢微微内扣,额前几缕碎发被她随手别在耳后。五十岁的她眼角有了细纹,但那双红色的眼瞳还是跟三十年前一模一样——清澈、锐利、像两颗被水洗过的玻璃珠。
黑板上写着她今天的讲座题目:《从n=1到n=十万——罕见病研究的三十年》。这是第四中学“杰出校友返校讲座”系列的第一场。邀请函是校长亲自发的,她在回函上写了“好”,然后翻出三十年前的校服照片看了一眼。照片里的她蹲在天台水泥护栏上,白色长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校服袖口长出一截盖住了手指,身后是灰扑扑的教学楼和光秃秃的梧桐树。
“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宋荔指着第三排靠窗的一个空位,“每天想的不是高考。是怎么在流血之前把鼻子捂住。”
台下很安静。高三七班的四十几个学生都抬着头看她,有人手里拿着笔,有人举着手机,但没有人在走神。他们的眼神不是看一个“白头发红眼睛的怪人”的好奇,而是听一个从课本里走出来的人说话时的专注。宋荔转过身,在白板上画了一条横轴——时间,从她十七岁确诊开始,一直到今天。三十三年。她标出了几个节点:开颅手术、骨髓移植、停药、第一篇论文、第一个一万例数据库、第一个博士生毕业。
“这个时间轴上有一个最重要的节点。”她用笔尖敲了敲中间那个位置——移植。“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我躺在人民医院血液科的移植仓里,等一袋浅黄色的液体输入我的血管。那袋液体来自我的同学。他叫陆知行,当时十八岁。”她停了一下,目光越过讲台,落在教室后门口站着的那个人身上。陆知行站在那里,穿着灰色的西装,银框眼镜换成了金边的,头发灰白了一半,但站姿还是跟高中时一模一样——背挺得很直,双手交叠在身前,膝盖上放着一台平板电脑。他是被宋荔临时从A大遗传学系的办公室里拽过来的,说“你也是校友,你不能只让我一个人讲”。陆知行说“我不是讲座型的”,宋荔说“那你就在后面站着”。
“他现在就站在你们教室后门口。”宋荔说。四十几个学生齐刷刷地转头往后看。陆知行面无表情地推了推眼镜,说了一句:“我是陆知行。目前担任A大遗传学系教授。刚才宋医生提到的造血干细胞,是我捐的。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从嵌合率数据来看,我的细胞在她体内仍然稳定维持在百分之九十七以上。”教室里安静了两秒钟,然后有人开始鼓掌。掌声从后排蔓延到前排,越来越大,把走廊里的其他班学生都吸引过来了。陆知行低下头,在平板电脑上打了一行字——“掌声的持续时间超出了我的预期”。然后他合上屏幕,朝学生们点了点头。
讲座结束之后,宋荔一个人去了天台。天台的门还是没锁——三十年了,这扇门从来就没修好过。她推开门,午后的阳光猛地涌过来,她眯了一下眼睛。水泥护栏加高了一截,铁丝网换过新的,但她还是能找到当年自己蹲过的那个位置。她站在天台边缘,看着楼下操场上跑操的学生们。蓝白相间的校服方阵在塑胶跑道上缓缓移动,广播里的女声喊着“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声音变了,但节奏没变。操场边上的梧桐树已经长得比实验楼还高了。
“你每次回来都上天台。”周渡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她转过身。他站在天台门口,手里拎着那个粉色兔子保温杯,杯盖上的便利贴被风吹得轻轻翻动。他六十岁了。头发灰白,脸上有皱纹,左膝上还留着当年髌腱断裂手术后的一道长疤。但他站在那里的姿势没变——双手插兜,肩膀微斜,嘴角那颗不对称的虎牙还是会在笑的时候露出来。他退役后在俱乐部做青训教练,带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打篮球。每年秋天他都会带孩子们来第四中学的操场打一场友谊赛,说是“让你们看看教练当年暗恋人的地方”。
“你怎么上来了?”宋荔问。
“讲座散场了,陆知行说你往这边走了。”周渡走到她旁边,把保温杯递过去,“红枣水。冰糖少放,你说的。”
宋荔接过保温杯喝了一口,温度刚好。她看着远处的操场,忽然开口:“今天在讲台上,有个学生问我——‘宋医生,你做了三十年研究,有没有哪个问题是你到现在还没回答的?’”
“你怎么说的?”
“我说有。”她把保温杯放在护栏上,“我一直想回答的问题不是嵌合率为什么稳定,不是排异为什么没有发生,不是调节性T细胞为什么持续扩增。这些我都回答过了。但有一个问题我到现在也没回答——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遇到了陆知行,遇到了你,遇到了小姨。为什么我的同桌是陆知行而不是别人,为什么你在天台上递给我防晒霜而不是走开。这些都不是科学问题。但我做了三十年研究之后,发现最难回答的其实就是这些。”
周渡沉默了一会儿。天台上晒着的床单被风吹得猎猎作响,远处操场上体育课的哨声起起伏伏。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握住她放在护栏上的手指。她的手指上戴着那枚素金指环,二十年了,还是那么亮。
“我以前在球场上,”他说,声音很慢,像是在挑每一个字的重量,“每次投绝杀之前都会转护腕。沈彻说那是心理锚点——因为护腕是你送的,所以转了就能给我信心。他说这叫‘情感代偿效应’。但我知道不是。不是护腕。是你。你在场边坐着的时候我能投进,你不在的时候我也能投进,因为我脑子里有你的样子。你在ICU里昏迷的时候,我在省队训练,每次罚球之前还是转护腕。你不在场边,但你在我的脑子里。我不需要你在现场。我只需要你存在。”他把她的手翻过来,低头在她掌心落了一个吻。
“你刚才说‘为什么是我’——这个问题我二十岁就问过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在天台上递给你一管防晒霜之后就走不掉了。后来我想,不是走不掉,是不想走。你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你需要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沙洲上看看芦苇?”
宋荔转头看着他。他的眼睛在六十岁的脸上还是那双眼睛——暖棕色的,带着笑的,像一杯泡了很久的红茶。她点了点头。两个人走下天台,出了校门,沿着那条他们走过无数次的老路往江边走。江堤上的水泥路面换成了石板,银杏树被市政挂了保护牌,芦苇沙洲的面积比三十年前大了将近一倍——因为江水逐年改道,沙洲逐年淤积,芦苇一年一年地往更远的地方蔓延。现在的沙洲已经连到了江心,远远看去像一座漂浮的白色岛屿。
周渡在沙洲边缘找到一块平整的石头,两个人并排坐下来。他忽然把手伸进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她——一管防晒霜。SPF50+,物理防晒。他买这管防晒霜买了三十年,从第一管在天台上递给她开始,到现在大概用掉了几十管还是上百管,他数不清。每一次都是同一个牌子,二氧化钛,孕妇可用。每一管背面都用记号笔写着一行字。今天的这一管上面写的是——“第三十年。防晒指数还是SPF50+,我对你的指数也是。”
宋荔低头看着那行字。他的字迹比年轻时更稳了,不再歪歪扭扭,每个字的起承转合都很流畅。但他的笔画还是那么用力,把防晒霜管体都压出了一道浅浅的凹痕。她把防晒霜攥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然后抬头看着沙洲上的芦苇。芦苇在午后的阳光下白得像一整片雪原,芦花在风里飞起来的时候像无数只迷你的降落伞,飘过江面,飘过银杏树,飘过远处的第四中学操场。
“周渡,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没有在天台上遇到,我们会变成什么样?”
“想过。”他说,“想过一次。然后就不想了。”
“为什么?”
“因为没意义。遇到了就是遇到了。你站在天台上的时候,我递防晒霜的时候,你接过去的时候——每一步都是真的。我不需要去想‘如果’。我只需要想‘现在’。”
宋荔把防晒霜放进口袋里,口袋里还有那只歪耳朵兔子布偶——妈妈缝的那只,被她从周渡的公寓里带过来了。兔子的耳朵已经磨得露出了里面的旧毛巾纤维,纽扣眼睛掉过一次,是周渡用红线重新缝上去的。他把纽扣缝歪了,比原来更歪,他说“歪了更像你”。她把兔子掏出来放在膝盖上,拍了拍它的耳朵。然后她靠在周渡的肩膀上,闭上眼睛。江风吹过来,芦苇在沙沙地响,银杏树在哗哗地摇。
“周渡。”
“嗯?”
“你的膝盖走这么远疼不疼?”
“疼。”
“那回去的时候我扶你。”
“你每次都扶。”
“因为你每次都不坐轮椅。结婚的时候不坐,现在还不坐。”
“轮椅是给走不了路的人坐的。我还能走。”
“走到什么时候?”
“走到走不动为止。”他把她的手拉过来放在自己膝盖上,隔着裤腿能摸到那道长长的旧疤,掌心贴在上面,温热透过布料渗进疤痕组织里。他低头在她额头上落了一个吻。
夕阳从江对岸的楼群后面沉下去的时候,他们沿着江堤慢慢往回走。两个人都走得很慢,步子很小,但她扶着他的手臂,他用她的肩膀当支点,两个人的影子在江堤上叠成一个连体的人形。从十七岁站在天台上的少年少女,到如今在江堤上相互搀扶的两个人,这三十三年里他们做过很多事,去过很多地方,拿过MVP,发过顶刊论文,建过数据库,带过学生。但最远的一次旅行,就是从第四中学的天台走到这片芦苇沙洲。这条路只有几公里,他们走了大半辈子。银杏树在他们身后安静地站着,叶子落了一地,金黄色的,厚厚的一层,像一条铺到天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