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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 13 章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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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宋荔复学的那天,是三月十二日,植树节。
第四中学的梧桐树还没有发芽,光秃秃的枝丫在灰白色的天空下伸展开来,像一幅未完成的素描。但教学楼花坛里的迎春花已经开了,一丛一丛的明黄色小花从铁栏杆缝隙里挤出来,在清晨的风里抖抖索索地摇晃着。宋荔站在校门口,仰头看着那块挂了三年、掉了半边漆的校牌——“第四中学”四个字,她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见过了。
她穿着第四中学的冬季校服,蓝白相间的运动款,外面套了一件白色的长款羽绒服。她的头发已经长到了可以扎起来的长度——不是马尾,只是在脑后揪起一个小小的白色发揪,用一根深蓝色的皮筋绑着。她瘦了很多,校服穿在身上松松垮垮的,袖口盖过了手指尖。她的嘴唇上还有那道浅浅的疤痕,但脸上已经有了血色,不再是那种让人看了就想叫救护车的苍白。她背着一个帆布书包,里面装着陆知行给她复印的上学期笔记——厚厚一摞,装订成三册,每一册的封面都用尺子画了目录。
小姨站在她旁边,手里拎着一个保温袋,里面装着午饭和保温杯。保温杯里的红枣枸杞水是早上新煮的,冰糖放得比平时少了一半——宋荔说她想开始习惯少糖,因为“免疫抑制剂会增加血糖,不能吃太多糖”。小姨没有反驳,只是在保温杯外面又套了一层毛线套。
“你真的不让我送你进去?”小姨问。
“送我到校门口就行。”宋荔接过保温袋,塞进书包里,“我是复学,不是第一天上学。我知道教室在哪。”
“你的教室换到高三那层楼了。你休学一年,原来的班级已经毕业了。”
“我知道。陆知行告诉过我。”
小姨沉默了一会儿。她看着宋荔把书包带子往肩膀上拉了拉,那个动作很轻很自然,像任何一个普通的高中生在开学日会做的动作。但小姨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这个女孩一年前差点死在手术台上,十个月前剃光了头发,六个月前接受了骨髓移植,三个月前还在吃流食。现在她站在校门口,书包里装着三本手抄笔记,口袋里放着一管防晒霜和一小瓶免洗消毒液。
“下午几点放学?我来接你。”
“五点。不过你别来太早,我可能会去图书馆待一会儿。”宋荔说完这句话,转身往校门里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说了一句:“小姨,谢谢你。”
小姨站在梧桐树下,看着那个白色的小发揪在人群里越走越远,直到被教学楼的大门吞没。她掏出一根烟叼在嘴上,没有点。站了很久,才转身上了桑塔纳。
宋荔走进高三教学楼的时候,早自习的铃声还没响。走廊里到处是赶着交作业的学生、抱着练习册的课代表、站在教室门口喝着豆浆聊天的男生女生。她经过每一间教室的时候,都有人转过头来看她——不是因为她漂亮,是因为她的白头发在人群里太显眼了。白色的短发,白色的睫毛,红色的眼睛。她在第四中学从来都是一个异类,但今天的注目礼和一年前不太一样。以前的目光是好奇、排斥、窃窃私语。今天的目光里多了一些别的东西——有人朝她点了点头,有人小声跟同桌说了句“那是宋荔,她回来了”,语气里没有恶意,只有一种被时间打磨过的平淡。她休学一年,生病的事早在学校里传开了。传言经过几十张嘴的加工之后变成了各种版本——有的说她得了白血病,有的说她出了车祸,有的说她去国外治病了。但无论哪个版本,最后都会加上同一句话:“听说差点死了。”
宋荔穿过走廊,走上三楼,找到了高三七班的教室。这是她被重新分配的班级——原来的班级已经升到大学去了,她被安排到陆知行所在的班级,因为“有熟悉的人方便适应”。这是班主任在电话里跟小姨说的。
她站在后门口。早自习还没开始,教室里乱哄哄的,有人在赶作业,有人在吃早餐,有人趴在桌子上补觉。陆知行坐在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一本翻开的习题集,右手握着笔,左手按在草稿纸上。他没有抬头,但宋荔注意到他的笔尖在纸上停了一瞬——他听到她的脚步声了。也许不是脚步声,是某种比脚步声更微妙的信号。
她走到他旁边的空位坐下。那个空位显然是留给她的——课桌上放着一张打印好的课程表,压在一个透明的塑料桌垫下面,桌垫边缘用胶带贴得整整齐齐。课程表上面还放了一小瓶免洗洗手液,和一小包纸巾。
“这些是你放的?”宋荔把书包挂在椅背上。
“是的。”陆知行没有抬头,“课程表是教务处发的。洗手液和纸巾是我放的。你移植后免疫力仍然偏低,春季呼吸道感染高发,建议每天用洗手液至少三次。纸巾用于擦拭桌面——教室里的课桌每天落灰,灰尘中可能含有——”
“陆知行。”宋荔打断他。
“什么?”
“谢谢。”
陆知行的笔在纸上停了大概零点五秒。然后他继续写。“不用谢。我只是做了数据上最优的安排。”宋荔把自己的笔记本从书包里拿出来,摆在桌上。三册手抄笔记,分别是生物、化学、物理。每一册的封面都是陆知行用尺子画的目录,字迹工整到可以被当成印刷体。她翻开生物那一册,扉页上写着一行字——“给宋荔。上学期内容,已按考纲重新编排。陆知行。”
“你把笔记给我,你自己不复习?”她问。
“我有备份。”陆知行说,“所有笔记我都有电子版。手抄版是专门给你做的。”
“为什么手抄?”
“因为你的视力条件不适合长时间看屏幕。白化症患者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缺乏,对电子屏幕的蓝光更敏感,长时间阅读电子文档会加速视疲劳。纸张的反射光更柔和。”
宋荔看着那行工工整整的目录字迹。她忽然想起去年十一月,陆知行躺在血液中心的采集室里,双臂插着两根针管,血液从一根管子流出去,经过一台嗡嗡作响的分离机,再从另一根管子流回来。四个小时。他那时候大概已经在想这件事了——手抄笔记,因为她的眼睛不能长时间看屏幕。
“陆知行,你的脑子里是不是有一台计算机?”
“没有。”他说,“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比我快很多。我只是逻辑性比较好。”
早自习铃响了。班主任推门走进来,是一个戴黑框眼镜的中年女人,穿着深蓝色的套装,手里拿着一本点名册。她看到坐在陆知行旁边的宋荔,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新同学——也不算新同学。宋荔,休学一年复学,分到我们班。大家互相帮助。”她的语气很干脆,没有多余的寒暄和同情,说完就开始点名。宋荔在听到自己的名字时答了一声“到”,声音不大,但很稳。班主任抬头看了她一眼,在点名册上打了个勾。
第一节课是语文。宋荔把课本翻开,发现自己的手指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她的手部肌肉在长期卧床之后还没有完全恢复,握笔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用力过度。她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字迹歪歪扭扭的,比她以前的字丑了很多。她看了看那行字,没有划掉,在旁边重新写了一遍。这一次好一点。
课间操的时候她没有去操场。不是不能去——她的体力已经恢复到了可以慢跑的程度——是班主任提前跟她说了,课间操人多,春季流感高发,建议她在教室里待着。她就坐在教室里,把陆知行的生物笔记翻到第三章,遗传与变异。这一章她去年在病房里听他讲过,孟德尔、摩尔根、DNA双螺旋。她翻到最后一页,发现那一页的边角上用极小的字写了一行注释:“此章节与宋荔本人高度相关。建议详细阅读。”
她把笔记合上,转头看着窗外。操场上的学生正在做广播体操,白蓝相间的校服在灰扑扑的操场上列成整齐的方阵,广播里的女声喊着“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梧桐树的枝丫还是光秃秃的,但枝头已经冒出了芝麻大小的绿点。春天来了。
第二节课是生物。生物老师是一个瘦高的年轻男人,戴着圆框眼镜,说话速度很快。他讲的是基因表达调控,板书写得满黑板都是。宋荔低头在笔记本上拼命记,手指很快就酸了。她甩了甩手,换了左手握笔,左手更抖,写了一行字像是在画波浪线。
陆知行没有说话,只是把自己正在写的笔记本往她那边推了推,让她能看到。他的笔记比板书更完整——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内容,他已经提前整理成了表格,空白处还补充了教材上没有的拓展材料。
宋荔看了他一眼。他还是没有看她,笔尖在纸上快速地移动着,眼镜片反射着窗外灰白色的天光。她忽然觉得,陆知行大概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需要她说谢谢的人。他做这些事不是因为他在乎她的感谢——他甚至可能不需要她的任何反馈。他做这些事,只是因为他决定了要做。就像他决定每天看她的微信步数,决定做四十七页的遗传学PPT,决定捐献骨髓。他的所有决定都不是冲动的、感性的、被情感驱使的,而是一个接一个冷静的逻辑推演。但逻辑推演的终点,是一张手写的课程表、一瓶免洗洗手液、三册手抄笔记和一份装在恒温转运箱里的造血干细胞。
下课铃响了。宋荔靠在椅背上,活动了一下酸痛的手指。她从书包里掏出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红枣枸杞水。水温刚好,小姨放的冰糖少了,甜味很淡,能尝出枸杞本身淡淡的草木味。
“宋荔。”陆知行忽然开口。
“嗯?”
“你的步数今天已经过了一千步。现在是十点半,按照你的步速,到下午放学可以走到两千步。”
“你还在每天看我的步数?”
“是的。”
“你的步数呢?”
“正常范围。每天一万二千步,含早操、课间操、体育课、晚自习后的夜跑。”
宋荔喝了一口水,把保温杯放在课桌上。“陆知行,你说欣赏和喜欢的边界可以模糊。你现在模糊到什么程度了?”
陆知行的手指在笔杆上停了大概一秒钟。然后他继续写。“这个问题我暂时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回答。”
“你需要什么数据?”
“至少需要观察你完全恢复正常生活之后的行为模式。目前你的步数虽然上升,但仍处于恢复期。恢复期的数据不具代表性。”
“你把我当研究对象了。”
“是的。”陆知行没有否认,“你是我最重要的研究对象。”
宋荔看着他的侧脸。他还是看着笔记本,笔尖在纸上划出轻微的沙沙声。窗外的天光在他的眼镜片上镀了一层薄薄的白膜,看不清镜片后面的眼睛是什么表情。但她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陆知行从来不开玩笑。“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从他嘴里说出来,大概相当于普通人说的“最重要的人”。翻译成人类的语言需要打一个折扣,但她已经学会了解码。
“陆知行,你以后要是喜欢上别人,你打算怎么表白?”
陆知行的笔停了。他抬起头,转过头看着她。这是他今天第一次正眼看她。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很黑很安静,像两潭没有风的水。
“我不知道。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现在考虑。”
他沉默了几秒钟。“可能会做一个PPT。把相关数据整理清楚,列出优缺点对比,进行可行性分析。”
宋荔看着他。她忽然笑了——不是那种嘴角动动的浅笑,是真的、露出了牙齿的笑。她笑的时候,白色的睫毛弯成两道小小的弧线,红色眼瞳里跳跃着窗外灰白色天光里仅有的亮色。
“那你做PPT的时候记得加一页,”她说,“感谢页。写‘感谢宋荔提供的实验数据’。”
“可以。”陆知行说,语气完全认真,“但前提是你完全康复,能够提供完整的、具有统计意义的数据。”
宋荔把保温杯放回书包里,翻开下一节课的课本。窗外的灰白色天空裂开了一道缝,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落在教室的窗台上。梧桐树上的麻雀抖了抖羽毛,叽叽喳喳地叫着飞走了。
四月中旬,银杏树发芽了。
住院部那棵歪脖子银杏树在春风里抽出了第一批新叶——不是夏天那种深绿色的大叶子,而是嫩绿的、半透明的、像婴儿手指般蜷曲的小芽。宋荔在周末复查的时候看到了那些新芽。她站在树下仰着头看了很久,久到小姨在停车场按了喇叭才回过神来。
复查的结果很好。嵌合率检测仍然是百分之九十七以上,血常规各项指标都在持续改善——血小板八万七,血红蛋白九十八,白细胞三点九。虽然都还低于正常值,但每一项都在往正常的方向走。主治医师在她的病历上写了一句“移植后恢复良好,建议逐步增加日常活动量,做好感染防护”,然后给她开了三个月的免疫抑制剂处方。
“药量减了。”宋荔看着处方上的剂量数字。
“减了三分之一。你的排异风险在降低。”主治医师把笔插回口袋,“继续保持。再过三个月如果情况稳定,可以再减。”
宋荔把处方叠好放进口袋里。“谢谢。”
主治医师看着她。这个光头少女——不对,现在不是光头了,白色短发已经长到了可以扎小揪的长度——从入院到现在,每一次说谢谢都是这个语气。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像是在说“你好”或者“再见”。但她的眼睛里有东西。那双红色的眼瞳里,有一种很淡的、只有仔细看才能发现的东西——她在认真地道谢。不是客套,不是敷衍,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的真诚。
“宋荔。”主治医师忽然叫她的名字。
“嗯?”
“你是我见过的恢复得最好的病人。不是指身体——你的身体状况仍然需要长期监测。我指的是你。”他用笔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这里。你是我见过的最坚韧的病人。”
宋荔垂下眼睛。白色的睫毛在诊室的日光灯下投下浅淡的阴影。“坚韧”这个词她从来没有想过会被人用在自己身上。她以前被人说过“冷血”、“古怪”、“不合群”、“像机器人”。周渡说她“像猫”,陆知行说她“认知复杂度超出标准量表上限”。从来没有人说她坚韧。
“不是坚韧,”她说,“是运气好。有人把他的骨髓给了我。”
主治医师看着她。他没有说“那也是你配合得好”——因为她是认真的。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跟在病房里说“贫血”两个字一模一样。不是在自谦,是经过精密计算之后得出的结论:她能活下来,主要原因是陆知行的造血干细胞。这是事实。逻辑上没有问题。但主治医师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把自己从这个故事里完全删掉了。好像她只是一个幸运的受体,幸运地遇到了一个愿意捐献的人。而她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做的所有事情——无数次骨髓穿刺、开颅手术、长达半年的住院、掉光了头发又重新长出来——都不值得被计算在内。
“你的同学把骨髓给你,是运气。”主治医师说,“但你承受了后面所有的痛苦。不是运气。”
宋荔没有说话。她把处方放好,站起来。走到诊室门口的时候,她停下来。
“那些不是痛苦。”她说。
“是什么?”
她想了想。“是他在敲钟。我说过的——他把骨头里的钟声送给了我。钟声不是痛。钟声是证明我还活着的证据。”
宋荔推开诊室的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小姨坐在长椅上等着,手里端着两杯咖啡。看到她出来,递了一杯过去。宋荔接过咖啡,喝了一口。咖啡是速溶的,甜的,放了很多糖。她没有提醒小姨自己现在要少吃糖,只是端着杯子慢慢地喝。两个人并排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看着窗外那棵银杏树的新叶在春风里轻轻摇晃。
“小姨,他说我最坚韧。”
“谁说的?”
“主治医师。”
小姨喝了一口咖啡。“他说得对。”
“我不觉得。我只是没有别的选择。”
“选择活着就是选择。”小姨把咖啡杯放在膝盖上,“你妈当年也有选择。她可以选择放弃,但她选择了生你。你也有选择。你可以选择躺在病床上什么都不做,但你每天走几百步,走到走廊尽头再走回来。你选了。”
宋荔把咖啡杯转了一圈。速溶咖啡的泡沫在杯壁上留下了一圈浅褐色的痕迹。她想起去年冬天最冷的那几天,她扶着输液架在走廊里一步一步地挪,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她不是在锻炼身体——她的身体那个阶段连站起来都费劲。她只是在证明一件事:她还能往前走。往前走一步,就是离周渡近一步,离陆知行近一步,离小姨近一步。离那个承诺——活到十九岁的承诺——近一步。
“小姨,你说得对。”她说,“我选了。”
四月下旬,U19国家队在省队训练基地进行了一次公开训练课。这是亚青赛前的最后一次对外公开训练,来了十几个体育记者,还有几家电视台的摄制组。周渡作为得分后卫被安排在首发组,训练课的内容是全场五对五对抗。
沈彻在训练前一天晚上给他做了一份三页的心理状态评估。评估的核心指标只有一个——他在关键球时的情绪波动值。数据显示,他在罚球时转护腕之后的命中率比不转时高出四个百分点,看便利贴后的投篮命中率高出五点三个百分点。结论写得很简洁:“建议保留锚点行为。不要因为教练组或媒体的存在而改变习惯。”
周渡把这份评估翻了两遍,然后把它放在桌上。他的手机壳上还贴着那三张便利贴,已经换过好几次了——旧的卷边模糊了,宋荔会重新写一遍新的寄过来。她现在寄信速度越来越快了,字迹也比以前有力,不再是用指尖捏着笔写出来的那种轻飘飘的线条。最新的那张便利贴上写的是:“可以想,但命中率不准掉。掉了的话——”后面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兔头,凶巴巴的,但因为画技太差,看起来更像一只生气的包子。
周渡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学会画兔子的。大概是住院太无聊了。
公开训练课当天,球馆里多了很多人。记者们扛着长枪短炮在场边蹲着,摄像机的红灯亮成一片。看台上坐着几个U19国家队教练组的成员,每个人的膝盖上都放着一本打开的训练记录本。沈彻坐在技术台旁边,平板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周渡的实时数据。
训练赛开始之后,周渡的第一次出手就丢了——一个三分球砸在篮筐后沿上弹出来。他没有低头看护腕,也没有看便利贴,只是快速跑回防守位置。但他跑动的时候,左手无意识地转了转护腕。那个动作很快,快到摄像机大概率没有拍到。
第二次出手,进了一个中距离跳投。第三次出手,三分命中。
第一节打完,他的命中率是五投三中,不算出彩,但防守端的数据很好——两次抢断、一次封盖。沈彻在备注栏里写:“防守积极性高于进攻端。可能仍在对教练组的观察保持谨慎。”
第二节开始之后,周渡的进攻节奏明显加快了。他在快攻中完成了一次单手劈扣,落地的时候膝盖微微一弯,然后跑回防守位置。看台上有一个教练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笔。第二节还剩两分钟,他在底角接球,面对比自己高五厘米的防守球员,做了一个后撤步,起跳。球出手的瞬间,他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在球面上多停了一瞬间——这是他自己都注意不到的微动作。球在空中划了一道比平时更高的弧线,刷的一声穿过网窝。
第三节,他在一次突破上篮时被对手撞倒了。对方的大前锋在补防时没有收住力道,膝盖顶在了他的肋骨上。周渡在地上躺了两秒钟——这两秒钟里,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护腕上的刺绣,最后一笔还缺着。“受”字,还差最后一捺。
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肩膀,走上罚球线。罚球前,他低头转了转护腕。第一罚,进了。第二罚,也进了。然后他跑回更衣室——训练赛的中场休息只有五分钟。
更衣室里,他从运动包里掏出手机,翻过手机壳。三张便利贴都在,最新那张上面的兔子头瞪着他,气势汹汹的。他看了大概三秒钟,把手机放回去,重新走上球场。
第四节,他打满了整整一节。命中率在这一节提到了百分之八十,四次出手进了三次,外加两次助攻。终场哨响的时候,他走到场边,弯腰撑住膝盖。汗水从额头滴到地板上。
训练赛结束后,一个U19国家队教练组的成员走到他面前。这个人大概四十岁出头,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运动服,头发剃得很短,眼神很锐利。他看着周渡,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打得不错”,而是——
“你的罚球前转护腕,是习惯还是迷信?”
周渡站直了。“是习惯。”
“什么习惯?”
周渡犹豫了一下。“女朋友送的。每次罚球前转一圈,进球率高一点。”
教练看了他两秒钟。然后忽然笑了一下——很短的一笑,像是在这件事里发现了某个有趣的细节。“女朋友送的护腕,你转一圈就能进球。如果她送你一双鞋,你是不是能飞?”
“她送过鞋。”周渡说,“鞋底拼起来是我俩的姓。”
教练的笑容收住了。他低头看了一眼周渡脚上的球鞋——白色的,鞋舌上绣着一个字母“S”。那是宋荔的鞋。不是他脚上这双。这双是新发的队鞋。但他说的是真的。
“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
“宋荔。”
教练点了点头,没有继续问。他在训练记录本上写了一行字,然后转身走了。
沈彻从技术台走过来,把平板电脑递到周渡面前。屏幕上是一张训练赛的心率曲线图,和一张投篮命中率分布图。两张图旁边各有一段标注。心率的标注是:“罚球时转护腕后心率下降三至五次每分,恢复稳定状态。”命中率的标注是:“第四节命中率百分之八十,前三节命中率百分之五十。末节表现高于前三节。”
“你又是第四节发力的。”沈彻说。
“第四节对方累了。”
“对方累了是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是你保留体力到现在已经成了习惯。”沈彻顿了顿,“还有第三部分——你第四节开始之前看了手机。”
周渡没有说话。
“你手机壳上的便利贴,”沈彻说,“是你的心理锚点。我今天观察了——你前三节只转了护腕,但没有看手机。第四节之前你进了更衣室看了便利贴,出来之后命中率就上去了。这说明便利贴的锚点效应比护腕更强。”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如果我是你的对手,我会在第四节之前把你的手机偷走。”
周渡愣了一下。然后他笑了。“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是我的分析师。”
“分析师的工作就是找到你的弱点。”沈彻合上平板电脑,“你的弱点是——你需要有一个人在旁边看着你,你才能真正全力以赴。这个人不在现场的时候,用便利贴和护腕替代也可以,但替代品的效应有限。亚青赛的时候她能不能来现场?”
周渡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她在恢复期。免疫抑制剂还在吃。国际旅行——可能不行。”
沈彻点了点头。他没有说“那可惜了”或者“你可以的”,他只是说了一个数据:“你的关键球命中率,在接到她消息之后的半小时内会提高五点八个百分点。这个效应窗口期很短,但在亚青赛这种一场定胜负的赛制里,足够用了。”
“所以?”
“所以亚青赛期间,保持手机畅通。”
五月的第一个周末,陆知行在他家的客厅里请宋荔吃了一顿饭。这是他父亲签下骨髓捐献同意书时提的条件,他一直没有忘记。只是之前宋荔的身体状态不适合外出就餐,所以一直拖到现在。他在三周前就开始准备了——不是准备饭菜,是准备一份“家庭聚餐风险评估表”。里面包括但不限于:宋荔目前的免疫力水平对应的食品安全等级(所有食材必须全熟,生冷食物一律排除);她正在服用的免疫抑制剂可能与哪些食物成分发生相互作用(西柚排除,高钾食物控制量,高糖食物减少);她上次血常规的白细胞数值(提示感染风险仍然存在,所有餐具使用前需用开水烫过);就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话题(建议避免提及疾病本身,避免任何形式的同情表达,避免“你看起来气色真好”等主观判断句式)。
他把这份评估表打印了三份,一份给了父亲,一份给了母亲,一份自己留底。他的母亲接过表格之后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之后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知行,妈妈做了二十二年饭,从来没有人在家里吃饭之前给我发一份风险评估报告。”
“这是为了确保——”
“我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母亲打断他,把表格放在厨房的台面上,“你放心。你妈虽然不懂什么叫风险评估,但我知道怎么做饭。”
五月的第二个周六,宋荔敲响了陆知行家的门。她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细瘦的小臂上几条已经褪成淡粉色的手术疤痕。她的头发长到了肩膀,在脑后扎了一个低马尾,白色的马尾垂在肩胛骨之间的位置,发梢微卷,是新生头发的自然弧度。她手里拎着一盒水果——不是超市买的果篮,是小姨从菜市场挑的新鲜草莓,装在竹编的小篮子里,用保鲜膜包着。
陆知行的母亲开的门。她是一个矮小精瘦的女人,头发剪得很短,花白了一半,穿着一条碎花围裙。她看到宋荔的第一眼,愣了一瞬。不是因为她的白头发和红眼睛——她知道这个女孩是白化症患者。是因为她的表情。宋荔站在门口,微微鞠了一躬,说“阿姨好”。她的语气很平静,不卑微,不讨好,也不紧张。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第一次来同学家做客,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没有任何局促感。
“进来坐。”陆知行的母亲侧身让开路,“饭马上好。”
宋荔换了拖鞋,走进客厅。陆知行家的客厅不大,家具都是十几年前的老款式,但收拾得一尘不染。沙发旁边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排排书,按颜色和大小排列,每本书的书脊都在同一条线上。墙上挂着一幅十字绣,绣的是“家和万事兴”五个字,针脚细密整齐。宋荔注意到电视柜上放着一排相框,最中间的那张是陆知行小时候的照片——大概四五岁,戴着跟他现在一模一样的银框眼镜,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百科全书,对着镜头没有任何表情。她看了那张照片很久,然后转头看着正在给她倒水的陆知行。
“你从小就不笑。”
“笑是一种社会化的表情表达,幼年期的笑主要出现在与照顾者的互动中。我小时候拍照时,通常是一个人,没有照顾者在场诱导笑容。所以不笑是合理的。”陆知行把水杯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杯子里是温水,杯壁上贴着一张便利贴,写着“已消毒”。
宋荔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温刚好,不凉不烫。她环顾客厅,看到了沙发上放着一本翻开的笔记本,上面写满了她的名字——不是那种少女漫画里的涂鸦,是一张表格,横轴是日期,纵轴是步数,曲线从去年九月的零步一路上升到今天的将近三千步。
“你把步数表打印出来了。”她说。
“是的。因为你今天来家里做客,我想让你看到你的步数曲线。”
“为什么要让我看?”
“因为数据可视化可以增强正向反馈。你看到曲线的上升趋势,会更有动力继续走路。”
宋荔看着那根缓慢而坚定地往右上角攀升的曲线。从零到三千步,她用了八个月。八个月,从ICU里浑身插满管子的昏迷状态,走到现在——能独立坐高铁,能背着书包去上学,能在周末到同学家做客。每一步都在这个表格里,没有被遗忘。她的手指轻轻划过那条曲线的最高点,指尖停在今天的日期上。
“陆知行,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你一直在记录我的数据。你的记录本身会不会也在改变我的数据?”
陆知行沉默了一会儿。“你是说——观察者效应。”
“对。你观察我,我就更努力地走路。因为我知道你会看到。”
“这确实存在。”陆知行说,“但这不是干扰变量。这就是实验的一部分。”
厨房的门打开了,陆知行的母亲端着两盘菜走出来。一盘清蒸鲈鱼,一盘蒜蓉西兰花,都是冒着热气的家常菜。陆知行的父亲跟在后面,端着一大碗西红柿蛋汤,汤面上飘着细碎的葱花。他把汤放在餐桌正中间,然后转过身,朝宋荔伸出手。
“你好。我是陆知行的父亲。欢迎来家里做客。”
宋荔站起来跟他握了手。他的手很瘦,骨节突出,跟她爸爸的手是同一个类型——常年拿粉笔或者拧扳手的手。她忽然想起自己的父亲。如果他还活着,大概也是这样的手。
他们四个人在餐桌旁边坐下。陆知行的母亲不停地给宋荔夹菜,每夹一次都说一句“多吃点,这个有营养”。宋荔每道菜都尝了,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她的咀嚼肌也在术后萎缩过一段时间,虽然现在已经恢复了很多,但她还是习惯细嚼慢咽。
“你们学校——”陆知行的父亲开口,然后停了一下,似乎在想措辞,“知行说你现在恢复得不错。”
“是的。血常规在持续改善,体力也在恢复。目前每天可以正常上课,体育课暂时申请了免修。”
“课程跟得上吗?”
“跟得上。他给我抄了笔记。”宋荔看了一眼陆知行。陆知行正在低头吃饭,筷子夹起一朵西兰花,在空中停了零点几秒,然后放进嘴里。
“你以后打算考什么大学?”父亲问。
“生物系。”宋荔说,没有犹豫。
“生物系?”
“对。遗传学方向。我有一些基因上的问题——不是问题,是特性。”她纠正了自己的措辞,“白化症、血液病,这些都是基因层面的。我想搞清楚它们。”
陆知行的父亲放下筷子,看着她。他的眼神跟他儿子很像——平静、审慎、不透露出任何多余的情绪。但他摘下眼镜擦了擦,这个动作大概花了十秒钟。这十秒钟里,餐桌上没有人说话。然后他重新戴上眼镜。
“知行说你是他最欣赏的同学。”他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了。”
宋荔低下头,夹了一块鱼肉。鱼肉很嫩,筷子夹起来的时候断成了两半,她把那一半夹进碗里,配了一口米饭。米饭是陆知行的母亲特意蒸软了的,比正常的米饭更软更糯,几乎接近粥的口感。她想起来陆知行的风险评估表里大概也包含了“米粒硬度”这一项,心里轻轻动了一下。
吃完饭之后,宋荔帮着收拾了碗筷。陆知行的母亲不让她洗碗,但她还是站在厨房门口把洗好的碗接过来擦干。陆知行站在她旁边,把擦干净的碗一个一个放进消毒柜里。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像是做过很多遍。
“陆知行。”
“嗯?”
“你家饭很好吃。”
“我妈做饭的水准在平均水平以上。根据我的观察,今天她超常发挥了。大概率是因为紧张。”
“你妈会紧张?”
“会。她紧张的时候会多放盐。但今天没有。说明她在控制。”
宋荔把最后一个碗递给他,用抹布擦了擦手。她转头看着客厅墙上那幅十字绣,“家和万事兴”,针脚细密整齐。她忽然想起自己的妈妈。妈妈不会绣十字绣,妈妈只会缝歪耳朵兔子。两只兔子,一只旧的在她自己枕头旁边,一只更旧的在周渡的运动包里。两只都是歪耳朵,两只都是红色纽扣,两只都是丑得认认真真。
“陆知行,你妈妈有没有给你缝过东西?”
“缝过袜子。上小学的时候。后来就不缝了,因为我自己学会了缝。”
“你会缝东西?”
“会。基本的生活技能我都掌握。但我的针脚不是很齐。”
宋荔看着他的侧脸。他说话的时候还是看着消毒柜里的碗筷,手指在触摸屏上按着消毒程序。他大概不会想到,她说“生物系”的时候,他父亲摘下眼镜擦了十秒钟。他也不会想到,他母亲今天炒菜的时候少放了盐。
“你的针脚不齐,”宋荔说,“但你缝的东西比任何人都牢。”
陆知行的手指在触摸屏上停了一瞬。他没有回答。但消毒柜启动的嗡鸣声在这一刻响了起来,盖过了所有的沉默。
六月中旬,C省青年队的训练基地里,周渡在力量房里完成了最后一次卧推。一百二十公斤,比之前涨了十公斤。他把杠铃放回架子上,坐起来喘气。汗水从额头上淌下来,滴在地板上。他拿起毛巾擦了擦脸,然后拿起手机。
宋荔发了一条朋友圈。自从陆知行说“你要是发朋友圈我会点赞”之后,她开始偶尔发朋友圈了。频率不高,大概一周一两次,发的内容大多毫无意义——窗台上的白掌开了新花、银杏树的叶子又长大了一点、今天在学校食堂吃到了一个长得很像兔子的馒头。每一条下面,陆知行都是第一个点赞的,周渡通常排在第二或第三。
今天的朋友圈是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双运动鞋,白色的,被放在一个体重秤旁边。鞋底朝上,拼在一起,组成一个歪歪扭扭的“S+L”。配的文字是:“新鞋。今天穿它去了学校操场,走了三圈。”
周渡把这张照片存进了手机相册里。然后他打开微信,给宋荔发了一条消息。
“三圈是多少步?”
回复在二十秒后到达。
“一千二百步。其中四百步是快走。主治医师说可以开始慢跑了。”
周渡看着“慢跑”两个字,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从胸腔里涌上来,堵在喉咙口。他见过她扶着输液架在走廊里一步一步挪的样子,见过她剃光头之后坐在病床上手里攥着一把断发的样子,见过她手术后第一次站起来膝盖发抖差点摔倒的样子。现在是“慢跑”。不是走,是跑。是她的骨髓在造出足够多的红细胞,是她的心脏有足够的力量把血液泵到双腿,是她的肺在呼吸的时候不再需要氧气面罩。是一千二百步。
他打字:“等我打完亚青赛,回来跟你一起跑。”
宋荔秒回:“你跑不过我。”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走了一年才学会跑的。我比任何跑者都更会坚持。”
周渡看着这行字,靠在力量房的墙上,把手机贴在额头上。墙上的镜子里映出他的样子——浑身的汗,左手腕上那个磨得几乎看不清刺绣的护腕,和一张又黑又瘦但眼睛很亮的脸。走廊里沈彻喊他去开会,他把手机从额头上拿下来,最后看了一眼屏幕上那句话。
然后他站起来,推开了力量房的门。走廊外面的阳光强烈而炽热,六月的蝉鸣从操场边的梧桐树上灌下来,震耳欲聋。
亚青赛是在七月。U19国家队在七月初飞往举办地,一座热带城市,空气里弥漫着海水的咸味和热带植物的甜腻气息。比赛场馆是当地最大的室内体育馆,能容纳一万两千人。小组赛打了两场,周渡都是替补出场,场均上场时间不到十五分钟。主教练的打法偏保守,把更多的出场时间给了经验更丰富的老队员。周渡没有说什么,每场比赛上场之后就拼命跑动、防守、抢篮板,把有限的十五分钟打出无限的密度。沈彻在每场比赛之后给他做数据分析,结论都是同一个:你的效率比首发得分后卫高出至少十个百分点。但首发的资历比他老,这是没办法的事。
第三场小组赛,周渡在下半场被换上场的时候,比分已经落后了十五分。对方的得分后卫是一个身体天赋极其变态的混血球员,身高两米零一,臂展接近两米一,弹跳惊人。他上半场就把C省队的首发后卫打了个对穿,单节砍下二十分。主教练终于把周渡换上了场。
周渡跑上球场的时候,摸了摸左手腕上的护腕。那行白线刺绣已经磨得几乎完全消失了,“打篮球别受伤”七个字现在只能勉强分辨出“打”和“不”两个字,其余的都只剩下零星的线头。他把护腕转了转,站到了对方得分后卫面前。
第一节他上场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进攻,是防守。对方得分后卫在三分线外接球,周渡贴上去,膝盖弯曲,重心放低,手臂张开。他比对方矮了将近十厘米,臂展短了至少十五厘米,但他的横向移动速度比对方快。对方做了一个假动作想突破,周渡的侧滑步提前踩到了位。对方被迫传球。下一回合,对方得分后卫又在底线接到球,这一次他选择背身单打,两米零一的身高和一百公斤的体重往篮下硬凿。周渡被他一步一步顶到篮下,在对方起身投篮的瞬间,周渡跳起来——不是封盖,他封不到那么高的出手点——他在对方起跳之前的那一瞬间把球从对方手里拍掉了。抢断。他把球传给队友,然后弯下腰喘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进攻回合,周渡在三分线外接球。对方得分后卫扑上来防守,巨大的身高臂展优势把周渡的出手空间压得很小。周渡没有硬投,他做了一个假动作,把对方重心晃起来,然后运一步突破,在罚球线内一步的位置急停跳投。球进了。
整个下半场,周渡几乎像一块胶布一样贴在对方得分后卫身上。对方在下半场只拿了九分,其中仅有四分是在周渡的防守下得的。而周渡自己在进攻端拿下了十六分、五次助攻、三次抢断。终场哨响的时候,C省队输掉了比赛——分差在最后时刻被缩小到只剩两分,但最终还是输了。
周渡站在球场上,双手撑着膝盖,汗水从脸上滴到木地板上。他没有哭。他只是站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球鞋的鞋底。鞋底已经磨得看不清字了,但“S+L”的印记还是隐约可见——两个字母嵌在橡胶纹路里,拼在一起像一个无声的标记。
更衣室里,队友们都沉默着。有人把毛巾盖在脸上,有人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主教练走进来,跟每个人都说了一句话。走到周渡面前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你今天下半场的表现,是我执教U19以来见过的最好的外线防守表现之一。对方那个得分后卫,去年U18锦标赛的MVP,下半场被你防得命中率不到百分之三十。”
周渡抬起头。“但我们输了。”
“输了是输了。但你在场上的时候,对方得分比我方少了十一分。这是正负值。正负值不会骗人。”
“那有什么用。”
“有用。”主教练看着他,“亚青赛之后国家队要重新选拔。教练组的眼睛不瞎。你做得好,就会被人看到。今天你已经被人看到了。”
周渡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把护腕摘下来,翻了个面重新戴上。那行已经磨得几乎消失的白线刺绣朝里贴着他的脉搏。他站起来,从运动包里掏出手机,给宋荔发了一条消息。
“输了。但下半场打出了最好的防守。”
消息发出去了。已读。回复在十秒后到达,只有一行字。
“有谁说你做得好吗?”
“有。”
“那你没有输。”
周渡看着这行字,坐在更衣室的角落里,把手机放在膝盖上。更衣室里队友们还在陆陆续续地走出去,大巴车在体育馆外面等着。他把护腕重新转了一圈,然后站起来,背着运动包走出了更衣室。走廊外面,那个U19教练组的成员站在那里,靠着墙,手里拿着一份训练数据表。他抬头看到周渡,朝周渡招了招手。
“周渡,过来一下。”
周渡走过去。教练把训练数据表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上面一行数字。
“这场你的防守效率值排在全队第一,全场正负值排在全队第一。你下半场的表现,”他顿了顿,“让我想起一个退役了的球员。他的名字我就不说了,说了你也不认识。但我想告诉你,他有和你一样的特质。”
“什么特质?”
“他不是场上最高的、最快的、最强壮的。但他是唯一一个在落后二十分的时候还在拼命回防的人。”教练把数据表收起来,站起来拍了拍周渡的肩膀,“你也是这种人。不要浪费了。”
教练走了。周渡站在原地,看着空荡荡的走廊。路灯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长长的光影。他把护腕摘下来,低头看着里面那行已经几乎看不见的白线刺绣。然后他又把护腕戴回去,那行字的最后一个字——“受伤”的“受”——还缺着最后一捺。他伸出右手拇指,在护腕表面轻轻划了一下,像是要把那一捺补上。
但他没有补。她绣的字,缺了一笔也是她绣的。
然后他转身走向大巴车,踏进七月的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