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之科举逆袭录》无话不说12399

78、番外 李玉可自述

　　我生在腊月，梅花开得最好的时节。父亲说：“就叫玉可吧，玉汝于成，可堪大任。”

　　父亲是大理寺少卿李肃，掌刑名律法。别人家闺阁摆绣架，我书房挂《大明律》；别家小姐学琴棋书画，我学的是《洗冤录》与《问刑条例》。

　　十岁那年，我问父亲：“女子又不能断案，学这些何用？”

　　父亲正在批案卷，头也不抬：“律法是规矩。人活世上，懂规矩才能守规矩，守规矩才不会被规矩所伤。”

　　这话我记了一辈子。

　　永昌十七年，我十五岁，及笄礼刚过。母亲开始相看人家，父亲却总说：“不急，玉可的婚事，要找个配得上她这颗心的。”

　　我那时不知心是什么。直到遇见张明义。

　　第一次见他，是在家中的屏风后。

　　父亲宴请同僚，几位大人带了子侄。我奉命在屏风后奉茶，听见一个清朗的声音在论漕运：“……故治漕如治水，堵不如疏。若能在运河沿岸广设常平仓，丰年储粮，灾年放赈，既可平抑粮价，又能备不时之需。”

　　透过屏风缝隙，我看见一个青衫少年，不过十八九岁，眉目清俊，说话时不卑不亢。父亲难得露出赞许神色：“明义此论，颇有见地。”

　　后来知道，他是户部侍郎张翰之子，刚中举人。父亲送客后对我说：“此子可造。可惜……”

　　可惜什么？父亲没说。后来母亲告诉我：张家虽清贵，但张明义年少时是宋城有名的纨绔，近年才收心读书。这样的人，心性能定吗？

　　我不信。我在屏风后看见的那双眼睛，清澈坚定，没有纨绔子弟的浮浪。

　　永昌二十二年冬，他随父亲南下查漕运案。临行前来辞行，父亲不在，母亲让我在花厅见一面——这是破例了。

　　他清瘦了些，眼底有忧色。“此次南下，凶险难测。”他说，“漕运水太深。”

　　他回京不久，张家来提亲。

　　母亲有些犹豫：“张家虽好，但张明义毕竟年少荒唐过。且他如今专注仕途，未必懂得疼人。”

　　父亲却问我：“玉可，你自己怎么想？”

　　我想起那幅漕河图，想起他信中密密麻麻的批注，想起他说“欠我一幅平安归来的图”时的眼神。

　　“女儿愿意。”

　　大婚那日，红烛高照。洞房里，我们相对而坐，像两个初次见面的幕僚。

　　“李小姐……”

　　“该改口了，”我提醒他，“夫君。”

　　他耳根微红：“是。玉可。”

　　合卺酒饮下时，他说：“我会待你好。”

　　我说：“我知道。”

　　因为懂得，所以相信。
　　婚后的日子，是书房里的灯。

　　他每晚处理公文至深夜，我在一旁看案卷。有时他会问我：“玉可，你看这桩田产纠纷，依律当如何判？”

　　我指出律条，他点头：“与我想的一样。”

　　但更多时候，是我们想法不同。一次为漕运损耗的账目，我们争论到三更。我说应按《大明律·户律》定夺，他说旧律不合时宜，当酌情变通。

　　争到激烈处，他忽然笑了：“玉可，你可比大理寺的官员还厉害。”

　　“夫君嫌我多嘴？”

　　“不，”他握住我的手，“我是庆幸。庆幸娶的不是只会绣花的妻子，是能与我并肩看这江山的知己。”

　　承平元年，他外放江州。我随行。那是我第一次离开京城，第一次看见真实的漕河——不是图上线条，是混浊的水、破旧的船、纤夫背上深深的勒痕。

　　他在江州修堤坝、清积案、查贪腐，得罪了不少人。有次他深夜未归，我提着灯去衙门。他伏在案上睡着了，手里还握着笔，案头堆满状纸。

　　我为他披衣时，他醒了，眼神疲惫：“玉可，我做对了吗？动这么多人的利益……”

　　“夫君，”我指着案上的《大明律》，“你依的是这个。只要依着规矩，就不怕。”

　　他靠在我肩上：“幸好有你。”

　　卷七：双身劫（承平二年—三年）

　　怀承志那年，恰逢北疆告急，漕运案发。他忙得脚不沾地，我孕吐得厉害，却不敢让他分心。

　　有次他深夜回府，见我还在书房整理案卷，急道：“你身子重，这些事让下人做。”

　　“下人不懂，”我说，“漕运的账目，一个数字错，可能就漏掉一条蛀虫。”

　　他沉默良久，忽然跪下，头枕在我膝上。这个在外雷厉风行的男人，此刻像个孩子。

　　“玉可，我怕。怕护不住你，护不住孩子，护不住这好不容易才清一点的漕运。”

　　我抚着他的发：“那就更要做下去。现在退了，那些人会笑，会说‘看，张明义果然不行’。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会活在更黑的世道里。”

　　他抬起头，眼中有泪光：“好。我们一起。”

　　承志出生那夜，他正在朝堂上与反对新政的官员激辩。产婆把孩子抱给我看时，窗外传来捷报：新政条款通过了。

　　我抱着孩子，轻声道：“承志，你爹为你争来了一个更清明的世道。”

　　科举案发，他被困贡院时，是我此生最煎熬的三日。

　　母亲急得病倒，父亲暗中奔走，我还要安抚一双儿女。但最痛的是，明知他是冤枉的，却束手无策。

　　直到那夜，浑身湿透的更夫送来血书和密账。赵文远的名字让我一震——那是夫君常提起的故友，竟为送证据生死不明。

　　我立即动用了所有关系：父亲在大理寺的旧部、夫君在户部的亲信、甚至冒险联系了京营的人。但最关键的，是如何把密账送进皇宫。

　　我想到他查崔文焕案时，皇帝赐的“紧急奏事权”。那是保命符，也是催命符——用不好，反会坐实“心虚”。

　　但我了解他。若是他，一定会用。

　　果然，他用了。那夜他进宫后，我抱着承志在佛堂跪了一夜。不是求佛，是告诉自己：若他出事，我要把孩子们养大，要把新政继续下去，要等他回来。

　　天亮时，他回来了。官服皱皱的，但眼睛明亮：“玉可，我们赢了。”

　　我扑进他怀里，才发现自己一直在抖。

　　这十年，我们在京城安了家。

　　他任刑部尚书，修律法；我在府中设了个小书房，帮他将各地新政推行的情况分类整理。来拜访的官员常惊讶：“张夫人也懂这些？”

　　后来他们习惯了，有事甚至会先问我：“夫人，这事尚书大人怎么看？”

　　我会笑：“夫君自有主张。”

　　但夜里，我会把意见写给他。有时他采纳，有时他反驳，我们又在书房争论到深夜。萱儿有次抱怨：“爹娘怎么老在吵架？”

　　承志那时已懂事了：“不是吵架，是……切磋。”

　　是啊，切磋。像两个棋手，在名为“天下”的棋盘上，一步一步，谨慎落子。

　　承平十四年，他主持的漕运新制终于颁行。那晚他喝醉了——很少见他醉。他抱着我说：“玉可，三十年了。从屏风后第一次见你，到今日……这条路，有你陪着，真好。”

　　我说：“不是我陪你，是我们一起走。”

　　他致仕那日，我们在院中赏梅。

　　梅花还是当年的梅花，我们都白了头。他忽然说：“玉可，对不起。”

　　“何出此言？”

　　“你本该是闺阁千金，吟诗作画，安稳一生。却跟了我，担惊受怕，劳心劳力。”

　　我折了枝梅，簪在他鬓边：“那你可错了。若我嫁的是寻常男子，整日家长里短、争风吃醋，那才是虚度此生。”

　　“跟我就不虚度？”

　　“跟你看漕河清、看边关宁、看科举公、看律法明，”我看着他，“这人间，我们亲手让它变好了一点点。这样的日子，千金不换。”

　　他握住我的手。这双手，批过公文，绘过漕图，抱过孩子，也曾在暗夜里与他紧紧相握。

　　夕阳西下，萱儿带着孙辈们来了。满院子笑声。

　　他轻声说：“下辈子，还嫁我吗？”

　　我想了想：“嫁。但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下辈子，换我主外，你主内。我也去当官，你在家带孩子，如何？”

　　他大笑：“好！一言为定。”

　　梅花飘落，落在我们交握的手上。

　　这双手，曾执笔改过漕运的账，曾秉烛修过大周的律，曾教养出清廉的官员，也曾牵出一个人间更好的模样。

　　足够了。

　　今晨梳头，发现又多了几根白发。女儿说：“娘，我帮您染染吧。”

　　我说：“不必。这是陪你爹改天换地的见证，一根也不能少。”

　　镜中的妇人，已不是当年屏风后的少女。但眼睛还是亮的——像他说的，“能看透漕运账目的眼睛”。

　　夫君在书房叫我：“玉可，来看这个。”

　　是赵文远寄来的信，说他清泉镇外立了块无字碑，碑下埋了染血的纤绳。

　　夫君问：“我们要不要也立一块？”

　　我说：“不必。我们立的碑，在漕河新规里，在科举清章里，在律法条文里。那些碑，比石头更久。”

　　他点头，提笔在信末添了一句：“玉可说，碑在人心。”

　　是啊，在人心。

　　在我心里，在夫君心里，在承志、萱儿心里，在所有相信“规矩能战胜贪婪”的人心里。

　　这样的碑，风吹不垮，雨打不烂。

　　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