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妃强国攻略（重生）》柳锁寒烟

71、首相叙职（一）

　　第二天凌晨，北京城的供电仍旧没有恢复。紫禁城里仍旧是漆黑一片。

　　负责维护电路的电工擦擦额上的冷汗，在殿外垂手道：“娘娘，这不是电路原因。应该是大兴电站那边出了问题，切断了全城的供电。臣这就派人去催促电站，让他们尽快恢复供电。”

　　“无碍，今年城外又建了那些厂房，你就是把刀架在电厂的脖子上，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若桐捧着黄铜小手炉，拢着一件绿呢斗篷从内室出来，笑道：“总闸一拉，皇帝家里也得跟着停电。这可真是立宪时代头一件人人平等的事了。”

　　她和文廷式师徒二人见礼，分主宾落座。女侍从官们手持烛台鱼贯而入，就像之前四百年里的每一个清晨，像万历接见张居正、康熙宣见张廷玉的时候一样，紫禁城又重新沐浴在一片温暖明亮的烛光当中。

　　与前代君王会见重臣时候不同的是，文廷式穿了一身笔挺的银灰色西装，端庄的法式叠袖用袖扣扣得整整齐齐，胸前别了一支黑漆钢笔。笔上用精细的烫银浮雕刻画着甲午海战中定远号撞击日舰高千穗的那历史画面。这是内阁高官的标志，代表他们拥有随时入宫面圣的权利。

　　穿了这样一身极为正式的行头，文廷式将手中书写着新一任内阁成员的牛皮文件夹放在桌上，轻轻推给若桐。

　　自从光绪二十四年立宪以来，天下政务三分。立法权归于议会，行政权归于政府，司法权归于法院。

　　1986年，翁同龢当选为第一任首相，受光绪委任组建内阁。除了文廷式、张謇仍旧担任重要职位外，杨秀深、梁启超、谭嗣同等资历不足的新党骨干，都被分配到长沙、上海、广州等重要埠口城市历练。

　　如今四年过去，翁同龢因病卸任。文廷式当选首相，成为议会和政府的首脑，并且按照宪法规定，向君主提交新一届内阁成员的名单。

　　若桐方接过名单，看到抬头第一行就是“外务省兼改革委司长，梁启超，原任上海道台”。她不禁秀眉一挑，看向文廷式：“嗯，真是一个情理之外意料之中的名字啊。”

　　“先生不觉得他太年轻了吗？”若桐笑道，“以小梁先生的年纪，我还以为您会希望他做中国第一任民选首相。”

　　目前政府虽然宣布立宪，但四万万以务农为生的百姓仍旧受制于传统地主贵族，如果此时开始民选，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佃农们势必只能将选票投给本地的地主豪绅，这无异于将甲午战争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最最顽固落后的反动地主。

　　所以目前中国政坛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不像其他国家的工厂主商人那样怒气冲冲地吼着要“限制君权，民主选举”，反而跟光绪夫妇眉来眼去，盼着皇帝多专政几年，以便任命重工商的人做首相。

　　甲午战争胜利之后，立宪改革就成了政府的头等大事。文廷式就是从“改革委司长”的职位升任为首相，如今他举荐梁启超出任这一职位，显然是有意让后者接替自己位子。

　　若桐不由在心里扒拉着算盘算年纪：“首相任期为五年，最多连任两届。十年后您卸任的时候，小梁先生也才三十四岁，干到他卸任也才四十四岁。这么早就登临顶峰，不会觉得日后的日子很无趣吗？”

　　“我并非质疑卓如的能力，但论政绩，如今政府中比他成就高的大有人在。”

　　例如正在广州主持禁烟的谭嗣同。鸦片流毒之广，害人之深，后世的人都有所耳闻。以前清政府不是没打击过烟土，但主持禁烟的地方官员多是像林则徐那样粗暴地将市面上的鸦片收缴之后一焚了之；面对和鸦片贩子勾结起来种植罂/粟谋利的愚昧百姓，更是只能以砍头抄家来威胁。

　　谭嗣同却认识到“治烟之本在于治穷”。烟草种植屡禁不绝，主要是因为偏远地区的百姓穷困潦倒，即便知道种植的是毒/品，也只能先饮鸩止渴、图个温饱。所以他到任广州就一面发展工商业，增加就业机会；一面大力推广替代种植。用毒性更低的烟草取代鸦/片，不仅能够救治千万深陷地狱的烟民，同时也创造了税收、保护民族财富不被英法的鸦/片贩子窃取。

　　这篇折子刷新了若桐对谭嗣同的认识。真实历史上，论文才、思想深度和对民主启蒙的贡献，谭嗣同不如康有为、梁启超。若桐感激他，更多是因为他在有机会逃走的情况下孤身返回北京城营救光绪。

　　但现在看来，谭嗣同并不缺少谋略，只不过是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才没有用武之地罢了。如今若桐大权在握，自然愿意给前世的恩人一个施展的机会。

　　“先生有没有考虑让谭大人继任，而后再传给小梁大人呢？”若桐沉吟道，“论资排辈虽然经常为人诟病，但每个人都有上升空间，其实是很平稳的权利交接方式。”

　　“复生是坚盾，但却不是利刃！”文廷式摇头，无比坚定地说，“娘娘您恰好说反了，有道是‘先破而后立’。梁启超继我上任，能够破旧立新。谭嗣同再接他的任，可以稳重守成。这样中国应当能平稳渡过未来三十年的改革期。”

　　“再说三十四岁也算不得年轻了，”文廷式摊手笑道，“仅仅十三年前，在光绪十二年的一众新科进士中，臣是第一个穿西服、学外语的人，当时人人都道臣是‘新党’、‘激进派’。可现在走在燕大校园里，竟然已经开始有学生问我‘文大人，你为何还留着辫子，你是不是保守党’了！”

　　若桐微微点头，向他伸出手来：“好吧，如果这是您和议会的意思，我没有意见。皇室永远支持政府的决定。”

　　光绪十五年初见的时候，若桐也是这样向他伸手，当时文廷式恪守君臣礼仪，没有握手行礼。此时终于拉起她的手，轻轻交握：“说起卓如，我还有一件小事要求娘娘——此次他从上海调任回京，给我这个当老师的带回来一点子‘惊喜’，还要求娘娘帮忙善后呢。”

　　若桐与文廷式议事完毕回到寝殿的时候，明黄的帐子仍旧密密地掩着，载湉穿着月白寝衣，仍旧合目安睡。

　　自从光绪二十四年立宪以来，中国形成了天下政务三分，珍妃代表皇室出席各种典礼及外交场合，皇帝赋闲在家养狗钓鱼带孩子的奇特政治格局。

　　倒不是载湉有心躲懒、不想上班（当然这也是原因之一），而是赢得了六十年来第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他如今在民间威望直追唐宗宋祖，歌功颂德的戏文肉麻得连他自己也听不下去。

　　现在中国受过民主教育的人屈指可数，愚忠愚孝的官员民众却有如过江之鲫。只要他在下议院议事大厅里开口，必然是全场肃立洗耳恭听，连一个敢坐着跟皇帝说话的人都没有，更不要提什么自由发言，什么民主选举，什么共同决策......

　　反观珍妃，虽然是皇室成员，但跟皇帝本人相比还是差之甚远，所以大臣们反而敢当着她的面吵得面红耳赤。

　　为此，文廷式有一句很精妙的总结：皇上说的永远是对的，所以我们一般不让他说话。

　　这句话后来被载入燕京大学编撰的近代史，成为开启立宪时代的标志之一。然后载湉就成了那个“因为说话太管用了，所以被迫闭嘴”的倒霉皇帝。乙丑年《大宪章》发表之后，他将政权托付给政府，皇权移交给爱妃，除了仍旧亲自担任最高元帅、统领海陆两军之外，不再干涉其他政务，提前实现了年少时“永远不上朝、睡到自然醒”的愿望。

　　“都这个点了，怎么不叫醒皇上？”若桐问。

　　宫女们上前接过她的斗篷，掸去肩头雪珠，奉上热茶，白青答道：“原是醒着的。后来巴雅尔大人来了，说起昨晚送张嫣姑娘回家的事。听那意思竟然是要推掉这门亲事。皇上气得又睡去了。”

　　“哦，他们怎么说的？”

　　“巴雅尔大人说东北苦寒，张姑娘娇生惯养，恐怕受不了随军驻扎的苦。皇上就问他‘你怎么知道人家娇生惯养？人家十八岁就去德国念书，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文学系，跟你还算半个校友’。”

　　“两个人磨了一早上，最后巴雅尔大人说‘文学固然有它的作用，但如今国家百业待兴，各行各业急需人才，而外汇紧张、留学名额有限，张謇大人既然选择送爱女出国，还是该让她学习工程、化学、纺织一类实用的专业’。皇上就生起气来，撵了大人回去。”

　　？找老婆还得专业对口才能领证是吧

　　文学不实用，非得“生化环材”才能报国？

　　包办婚姻都拯救不了你这种钢铁直男啊喂！

　　若桐听得满头黑线，问：“那嫣儿人呢？”

　　“请了一日假，”白青笑道，“说是梁启超大人今日在燕大公开授课，讲《明治维新之得失》，她随燕京女校的同学去听课。我们都猜，是害臊不敢进宫罢。”

　　若桐不由笑了，上去推了推丈夫：“好了，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仔细睡出病来。”

　　载湉听见她和白青说话，早就醒了，此时不由睁眼抱怨：“都怪你，非得讲什么民/主自由。人家成亲都是二八之龄，他连二十八之龄都过了，还由着性子来！依朕看，这事儿就应该封建地办、专制地办！”

　　“专制什么呀。我看巴雅尔说得挺有道理的。他们一个喜文一个喜武，除了都在德国念过书，家世、性格、爱好都相去甚远，就算成了也是一对怨侣。您就别在这儿乱点鸳鸯谱了。”若桐从宫女手中接过中衣，伺候他穿上，“腿还疼吗？上午太医可来瞧过了。”

　　“哼。不疼也给气出病来了。”载湉翻身坐起，麻利地蹬上靴子，“你找个空见一见张謇，说点好话。别亲事结不成，反倒让财政和陆军闹出嫌隙来。”

　　“谁敢？”若桐眉毛一竖，“文先生和我，断不能容下因私废公的事！”又转头问白青：“霍普人呢，叫他过来用膳。”

　　“还叫呢。今儿个晋皇贵妃过生日，你姐姐早两日就派了人过来传话，接他去园子里玩了。”载湉笑道，“亏你还是当额娘的，儿子丢了你都不知道。”

　　“丢了正好，免得操心。”

　　二人说笑着，宫女们已经在外间摆了一桌午膳。

　　慈禧时代，皇帝、皇后和太后用膳，都是摆上“天”、“地”、“人”满满三桌，光是勃勃就有十几种。减膳是国有大灾、悔过罪几的表现，所以这三桌菜吃不完也要摆着撑场面。

　　甲午战胜之后，皇室终于有了不需要靠衣食住行的排场来撑脸面的底气。皇帝终于过上了吃小灶还可以点菜的生活，小日子十分美满。

　　载湉见她放着满桌的瓜果鱼肉不用，只是就着乌鸡松茸汤忙忙地吃了几口饭，不由问道：“下午有事？”

　　“临时出了点事，您下午有安排吗，一起去？”

　　“本来是有的。张之洞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昆曲班子，请了朕去听戏，可朕.......”

　　载湉说着像是回忆起了什么痛苦的经历，露出犹豫的神色：“上回他请朕听戏，也是昆腔，唱的一本《黛玉葬花》。里头有一句唱词不知是‘牡丹谢，芍药怕，海棠惊’还是‘牡丹谢芍药，怕海棠惊’？就这么一处断句的小争议，他跟翁师傅拌起嘴来，吵了得有半个时辰。”

　　若桐不由掩嘴而笑。

　　甲午战后，朝廷乘大胜之威开始收拢地方的权利。原本的天下九大总督都被以各种理由“升迁调任”。深谙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权势仅在李鸿章之下的两江总督“香帅”张之洞，主动放弃了武汉的土皇帝，回京做了一任内阁工业部总长，今年刚随翁同龢一起告老卸任。

　　载湉十分高兴，赐予他正一品太子太保的虚衔，高额养老金（汉阳铁厂的股份）。文廷式也闻弦歌知雅意，大力提拔“武汉系”的官员。张之洞的爱将辜鸿铭，马上就要接任新政府的教育总长一职，成为内阁的第六号人物了。

　　双方眉来眼去，关系十分融洽，“中央集权党”和“地方派”的矛盾迅速消弭于无形。可是以皇帝的年纪，要与这群退休老头一起发展业余爱好着实有点困难了。

　　若桐想了想又说：“那还有海军的邓世昌大人呢？丁大人辞世，海军的一干将领回京城吊唁。大家聚在一起无事可做，也是徒增伤悲。不如在枫山别馆设宴，让他们陪您打会斯诺克？”

　　斯诺克就是后世台球的别称。新政实行以来，各地都在提倡“开新风、办新校、倡导西式礼仪”。台球这种“谋略与力量兼备”的室内运动迅速风靡全国，成为包括皇帝在内的年轻人的共同爱好。

　　“再不要提‘斯诺克’三个字。”

　　载湉连连摆手笑道：“你知道上回北洋水师的这群人陪朕打斯诺克是什么结果吗？邓世昌算一个，原先靖远号大副、现在大连造船厂的厂长陈策算一个，以前来远号的管代、如今大连海军学院的院长邱宝仁算一个。三个人轮流放水，还不到一个时辰，朕就连赢了6把。”

　　若桐大笑：“那看来今天您只有跟我走了，只可惜也不是什么有趣的事。”

　　“去哪儿？”

　　“燕京大学，给中/国/未/来的首相大人撑腰、压场子。”

　　“不去！”载湉听了事情的原委，眉毛一挑，断然拒绝，“他梁启超既然有标新立异的勇气，就该自己挨骂。拉上你做挡箭牌算怎么回事？”

　　若桐安抚地拍拍他的手：“改/革也是一场战争，梁启超就是我的将军。将军在前面冲锋陷阵，我们在后方帮忙分担一点舆论压力不是理所应当的事吗？您不爱去，就在家歇着，等我晚上回来咱们再说话儿。”

　　“罢了罢了。服了你了。”载湉显然被这句“咱们说话儿”捋顺了毛，脸上露出愉快的神情，“好好用膳，你把这些都吃完了，朕就给他梁某人一个面子。”说罢抄起筷子，给她夹了满满一碟子的菜。

　　若桐不由笑了：“好，您待会还是像以前那样，只管装高冷，什么话都不要说，放着我来对付那些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