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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葬礼&新生 ...

  •   四年后,公元1899年12月31日,凌晨6点。

      霞光还在很远的天际,月亮躲迷藏似的藏在乌云后头,北京城却已经热闹起来了。西城车站,楼顶的巨钟敲过六下,灯还未亮,但铁轨上已经传来轰隆轰隆的巨响,搬道工奋力地搬动沉重的铁轨,一辆铁皮车嗡嗡地喷着蒸汽驶了过来,停在漆黑的站台上。

      自从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后,朝廷就一直在大力推广蒸汽车的使用,以北京为圆心往外铺设了许多铁轨支线。但跟四亿庞大的人口比起来,仍旧是杯水车薪,铁路超载已经成为一个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引发激烈讨论的问题。

      但这一次,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在铁皮车厢里挤了一整夜的百姓们却少有抱怨。车厢门打开,大家携老扶幼,依照秩序缓缓步出车厢。新派的青年学生、商贾工人们穿着黑色改良西服、灰色长衫,在左臂上别了一朵白花;年纪大一些的人则按照老式传统,穿着麻衣孝布。

      从大连旅顺赶来北京的钳工田大力一家三口走在人群里,神色低沉肃穆。田大力五岁的儿子睡醒哭了两句,还被父亲一巴掌打在屁股上,喝道:“嚎丧呢?待会有你哭的时候!”田父心疼地上去搂了小孙孙,低声呵斥了儿子两句。他们在北京职业技术学院读书的小儿子田大壮已经在站台边上等候父兄了。

      田氏一家生活在直隶省河间府,这地方穷乡僻壤,地里啥也不长,唯独盛产太监——因为靠近京城又实在太穷,所以养不活孩子的百姓纷纷选择送儿子净身进宫,以至于在晚清宫廷的一万多名太监里竟然有70%都是来自于河间府,包括著名的李莲英、崔玉贵都不例外。

      原本只有两三亩薄田,却生了四个儿子的田家也免不了要走上这条路,但是在田大壮十岁那年,突然爆发的甲午战争改变了他们一家的命运。

      先是一直勒索乡民的周财主因为在战争时期“囤积居奇,哄抬粮价”被朝廷抓了起来。田大壮听说周财主的老婆拿了好多金银财宝出来,四处托人找关系。但据说朝廷上因为以前的西太后叛国,连带着倒了好多大人物,以前罩着周财主的那位某王府的管家也因此被抓。所以失去靠山的周财主最后被判了斩监候,连带那一季的佃租也不用交了,半个河间府的人都拍手称快。

      随即,朝廷又宣布新政改革,一系列轻重工业项目陆续被兴建起来,大兴的电站、通州的纺织、鞍山的钢铁、保定的化工、大连的造船......有的是国有皇营(国家所有、皇室经营),有的是国有官营(国家所有、政府经营),也有私人所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田大壮也听不大懂。

      县官们也不再整天地劝农劝桑、奖励耕织,而是开始鼓励无地少地的百姓外出务工。田大壮的父亲看着家里嗷嗷待哺的四个孩子,咬牙选择放弃祖祖辈辈经营的土地,去大连的船厂做了一名钳工。

      从此一家人虽然聚多离少、背井离乡,但是每个月寄回家的一两银子的工钱却让田家兄弟四人头一回吃顿个饱饭。一年前,田父被晋升为中级钳工,年满十七岁的大哥田大力也踏上父亲的脚步一同到大连做工,这个家庭终于开始有了积蓄。田父更是托工友的关系,把最小的儿子田大壮送进京城职业技术学校,报名去学焊工。这在当时可是需要极大的魄力和远见,才能做出的举动!

      在托人写回来的书信中,田父这样说道:“拿扳手拧螺母是人人都会做的事情,但焊接可是个技术活儿,只有德国师傅才会。我听厂里的大师傅说,皇上花大价钱请德国人来教我们,为的是以后重建北洋水师的时候,能使上我们国产的军舰。孩子学了这个,将来就可以造军舰!他娘,这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机会啊!”

      现在,在北京职业技术学校就读超过一年了的田大壮回想起那封信,还是觉得唏嘘不已。父亲在地里干了三十年的活,一直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只知道春天种玉米、秋天种番薯、下雪前还能收一茬土豆。去了船厂不过两三年,话里话外说的就变成了什么焊接铆接、德产国产、商船军船。

      甲午之后,这样的改变正发生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对于缔造了这一切光绪皇帝和陆海军将士们,全国上下的百姓都怀有极高的敬意。但是如今光绪渐渐淡出朝堂,在海洋战场上以身负重伤全军覆没为代价、扭转了整个战场局势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又于三天前在北京皇家医院逝世。

      丁汝昌在南海海战中身负重伤,身体状态一直很糟糕。他能够活到四年后,已经出乎朝廷上下的预料,更比一众丧生汪洋的同袍幸运许多,但在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百姓们仍旧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

      三天以来,数千名百姓陆续从天津、旅顺甚至更远的盛京赶来,准备在国会大厦前的府前广场参加国葬典礼。田氏一家作为跟海权海疆息息相关的船厂员工,也自愿加入了奔丧大军的一员。

      田大壮正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忽然站台两边的路灯刷地一下亮了起来,浑身缟素的人群从洞开的两扇铁门中涌了出来,路边等着接亲的人一拥而上。一时“爹”“娘”“儿”“孙”的喊声不绝于耳。田大壮也顺利接到了父兄侄儿,被父亲重重地拍打了两下肩膀,田大力亦是重重地跟小弟拥抱,兄弟俩低声攀谈起来。

      车站门口的早市也开了。茶叶蛋、豆浆、馒头和煎饼果子的香气就弥漫在空气中,两旁店铺里均是垂着白纸扎的挽花,卖羊肉汤的摊子旁支了一个“国丧期间,谢绝屠宰,歇业三日”的牌子。一群列车员正抬着蓝布,把原本车站外墙上拉着的“恭贺新历新年”的红色横幅遮盖起来。

      人群缓步迈出车站,军警早已在两旁竖起指路的告示牌,几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手挽白花,沿着道路两旁站着,拿着铁皮裹成的简易喇叭招呼众人:“来参加国葬的军民请往东边走,保持安静,维持秩序。”

      他们都穿着上衣下裤的黑色学生装,肩膀上佩戴一个绣着鹏鸟高飞图样的黄袖章,手挽白花。

      田大壮见了不由肃然起敬,低声向父兄介绍道:“那是燕京大学‘青年自强会’的学生。”

      自从光绪二十四年皇帝宣布改革立宪以来,尽管科举制度还没有被废除,但新式学堂出来的学子和海外留学生取代传统的进士举人,已经是大势所趋。燕京大学的前身是同治年间创办的中国第一间西式学堂——京师同文馆。

      光绪二十一年,皇帝谕旨改京师同文馆为燕京大学。翁同龢、文廷式两代帝师分别担任正副校长,这高得让人瞠目结舌的配置,使得燕大学子一入校门就自动成为皇帝的同门师弟。现在翁、文二人又担任了宪政中国的第一、第二任首相,分别出任保守党和激进党党魁。因此燕京大学又被戏称为“小国务省”。

      现在燕大有两大学生社团——盛宣怀、辜鸿铭等人创办的“青年学生会”政治倾向比较保守,以梁启超为领袖的“青年自强会”则偏激进。两个学生社团每月就当下国家的时政热点问题,选定议题,举行时政辩论赛。因为议题和政治倾向都跟朝堂上的真实情况别无二致,有一次光绪夫妇亲临燕大旁听辩论,载湉便向翁同龢笑称这是“提前上演的议会大战”。

      此事经报纸报道出去,燕京大学在全国人民眼里瞬间变得炙手可热。文廷式大人对门下弟子立下了极为严苛的规矩,燕京大学的学生一进校门开始就要参与各种社会义务工作,从云贵川陕地区支教,到抗灾救灾,随刻谨记身上的责任,时刻维护母校的荣光。

      田父听了亦是肃然起敬,看向那玄底大鹏高飞袖章的目光充满羡慕。自己的小儿子即便从北京职业技术学校毕业,也不过是个小小的焊工罢了,如何能跟这些未来的宰辅相比呢?自己的下一代是不可能了,但是将来自己的小孙孙从小读书识字,未必不能鲤跃龙门、光宗耀祖。

      他们随着人流往前涌去,不断有人从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涌出来,加入送别的队伍。不知不觉,队伍里挑担背筐、行色匆匆的人越来越少,穿着丧服挽花、神情肃穆的人越来越多。有断臂残腿的退役士兵被家人搀扶着加入人潮,青年会的学生在街头路口免费派发白纸糊成的莲花灯给送行的民众。

      田大壮一家跟着人潮也不知走了多久,忽然觉得眼前豁然开阔,前方出现一片青砖铺就的平坦宽阔的大广场,四面被大理石高楼和水泥浇筑的长街环绕。

      它是那样的宽广平坦,以至于只一眼,田家父子就愣在当场,觉得自己就像家乡平原上的一只老鼠那样渺小。它又是那样威严气派,以至于田父这个大字不识的工人也知道自己必定来到了全北京最不得了的地方!

      或许是刚来北京、第一次见到这片广场的时候,也露出了同样的表情,田大壮颇为理解父兄的呆滞,指着广场右侧七层高的大理石建筑介绍道:“那就是国务大厦,是首相和政府官员办公的地方。”

      又指着左边跟国务大厦一样高的建筑说:“那是最高法庭,是法官们审案子的地方。光绪二十一年,三司判处西太后叛国罪名成立的判决书,就供在那里。”

      又指了指身后的九层大楼:“这是议会。是议员们制定法律的地方。”

      最后,指着远处屹立在晨光之中的巍峨雄齐的宫门说:“那是紫禁城,皇上住的地方。”

      “我的佛祖啊!”田父哆嗦着嘴唇,半晌也只吐出这几个字。这个劳苦半生的农村汉子不知道什么叫民族认同感,也不知民族自信为何物,他只是望着这些宏伟的建筑物,情不自禁地湿了眼眶。

      丁汝昌的祭台就摆在广场的正中央,被层层叠叠的鲜花和白烛环绕。军警拉起警戒线,前来默哀的人群排成长队,人流默默从长街前走过,手中皆提着白纸扎成的莲花灯,像一条静默的灯河,在广场四周流动。

      府前大街上亮了整整三个通宵、不堪重负的电灯忽然一下灭了,整个广场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中。人群不由爆发出一阵小小的慌乱,黑暗中有人掉了帽子,有人被后面的人踩了脚,纷纷大声出言惊呼喊叫,进而演变成推搡叫骂。

      眼看局面就要失控,旁边神武门城楼上瞭望台里,负责维护电路的电工方伯良擦擦额上的冷汗,撬开电箱,冒着触电的危险摸黑检查电路。负责安保工作的谭嗣同行走如飞,连声吩咐:“维持秩序,把手上所有警力都撒出去......”

      话音未落,忽然听见下面学生用悲怆的声音高声唱了一句:“在这萧瑟的寒冬,风霜飒飒马悲鸣。”

      这是在当日日本偷袭盛京城得手之后,当时还是北京强学会的燕大师生在悲怆之下,自发创作的爱国歌曲,如今已经登堂入室,在连续四年的口耳相传之中,成为人们的共同记忆。

      会意过来的其他燕大学生赶忙接道:“在这萧瑟的隆冬,兵戈未止夜未明。”

      零零落落的声音逐渐汇聚起来,众人齐声高唱:

      “英勇的人们啊,已聚集在一起

      英明的帝王,勇敢的将领

      贫穷如我,又能怎样帮助你?”

      歌声悲怆哀婉,歌词直白真诚,即便是田家父子这样大字不识的农夫也不由深受感触,下意识放缓了自己的动作。像是奔马被勒住了缰绳,场面顿时变得安静有序起来。

      混在人群中的记者拼命按动快门,想要记录下这珍贵的一幕,但他们手中的老式镁光照相机在照明条件不佳的情况下,怎么也不能正常工作。记者们索性丢开自己手中的纸笔,跟着大声歌唱起来。

      素不相识的人们歌唱,流泪,自发排成巨大的人潮,沿着府前广场流转。

      受邀参加国葬典礼的英国大使朱尔典、美国大使康格、德国大使巴兰德等十三位公使站在神武门城楼左侧的观礼台上看见这一幕,不由同时倒吸一口凉气。

      “这不是葬礼,这是一场示威。”事后,朱尔典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拿破仑的语言成真了,”法国公使则同身边的意大利公使耳语道,“伊藤博文惊醒了这头东方睡狮。”

      正在中俄边境,跟中国军队激烈交战的俄国大使阿列克谢大公脸色铁青,正襟危坐不知在想着些什么。

      在万人齐呼的歌声中,首相文廷式代表政府,海军司令邓世昌代表军方,醇亲王载沣代表皇室,法官严复代表法院,四人一同为丁汝昌扶灵。被鲜花和挽联装点的灵车缓缓从神武门中驶出,上方高悬光绪御笔亲书的挽联——曾执干戈卫社稷,留取丹心照千古。

      在着绕梁的歌声中,光绪夫妇携手登上神武门城楼,但见眼前白色的莲花灯连缀成河,又像水波一样荡漾开去——那是民众们自发在为灵车让出一条道路来。

      看到神武门上燃起火把,皇帝的仪仗出现在城楼上,气氛终于被推到最高潮。万人低头默哀,齐声高唱:

      “如果我是牧人,我献驽马一匹。”

      “如果我是农夫,我献一捧稻米。”

      “如果我是战士,我oh oh oh 奋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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