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水兮沧浪石》笔立沧浪

75、创业艰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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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散后，欧阳独离留下来，向郑力耕请示如何写向上级的报告。郑力耕说：“先不写，等讨论确定机构设置、办几个什么研究所以后，再一起写，省委一次批了，我们好行动。”他停了停，又叫欧阳独离坐下，说：“你坐吧。今天的讨论，给岔开了。……”他欲言又止，思忖着。欧阳独离知道他还有话要说，便静静地等待。过了一会，郑力耕才象是无头无脑地说：“唉！我们一些同志呵，包括党内的领导干部喔，在‘左’的轨道上走惯了哇，一时半会儿还转不过弯儿来。中央有政策嘛，……唉！”他欲言又止，但停一会又说：“你呀，不要有什么想法喽，不要受影响。”
　　欧阳独离完全听懂了他的意思，便说：“谢谢院长的信任，我在院里工作是很愉快的。不过，力耕同志，我是不是就在学术办帮忙，其他就不参加了，特别是院里的会，领导班子讨论问题，我……”
　　“你什么？”郑力耕言词颇为严厉，但脸色很和蔼，说：“你什么你？你参加的是讨论工作的会，你作记录、起草报告嘛。讨论人事啦，党的组织问题啦，等等，就不让你参加了。这不是原则嘛？这不是区别嘛？”
　　郑力耕想，看，消极影响产生了吧？他站起身，指着欧阳独离，亲切地说：“你不要顾虑，继续发挥你的积极性。——哦，你去告诉张察金，给我安排车，我去部里。”他想，起用欧阳独离院内有阻力，该去跟部长商量了；又想还得跟人事处打招呼，便加一句：“还有，叫康庄来一趟。”
　　欧阳独离答应一声，便跑去通知张察金派车，有告诉康庄去见院长。张察金玩笑地说：“老头子又面授什么机宜了？”
　　“做我的思想工作。”欧阳独离说。
　　“你别听那些拉拉咕叫！咱们不是改正了嘛！”
　　“郑力耕同志给我讲了。我告诉你，”欧阳独离说：“我告诉你，我早习惯了！这算什么！”
　　“那就好，”张察金说，“哎，对啦，办刊的印刷机、纸张等等问题，我都解决了，联系了。你就放心吧。”
　　“好，”欧阳独离说：“办刊的报告我也已写好了，交给力耕同志了，就等党组讨论通过了。”
　　“好，好好干吧，秀才！”张察金说着，却摇起了头，说：“咳，想当年，劳改那昝，你说你遭那份罪呀！欺侮人，那些个人！”
　　欧阳独离笑了，说：“那时多亏你和康庄的爱护和保护了。”
　　“为革命保护宝贵财产嘛！”张察金开玩笑地说。
　　欧阳独离轻轻推了他一下。

　　欧阳独离以空前的积极性和努力程度，投入到创建研究院的工作中。无论在《塞北日报》，还是在农业局种籽站，他都未曾达到这个程度。这不仅仅是因为客观上需要他这么做，而且，在主观上，他也展现着从未有过的热情和欢快。一方面，他感觉到自己真正解放了，入党了，改正了，被完全信任地使用了；另一方面，在工作中，他没有了任何顾虑，更驱逐了恐惧。——用不着害怕什么“秋后算账”，运动一来，原来的积极工作，真情奉献，都成为居心反党与贼心不死。而且，现在是在一件有意义的创建工作中，“在核心层”尽微薄之力。更令他愉快和欣慰的是，领导和同志们都是那么友善，同心协力。而创业工作也是蒸蒸日上，一天一个样。
　　他在三条重要战线上奔忙。
　　首先是参加研究院的规划蓝图的设计工作和部分计划的具体实现。在这方面，他虽然只是在参加核心层讨论时担任记录，但由于郑力耕院长的信任，他常常被点将，要他“也说说意见”，而当他经过深思熟虑，斗胆言之时，其见解往往得到首肯，其建议也有时被采纳，虽然他不是会议的正式成员。而当起草报告时，对会上诸多意见的整理，他又往往根据意愿，特别是参考有关资料，加以归纳，充实提高，使之更完善、更妥帖；甚至发展、提高了原意，把话说得更内行，更具有“人文社科性”，也更理性化、理论化。这实际上是“材料”提高了讨论所得的“素材”。这一点，理论家和老领导郑力耕是一看就明白，心知肚明的。所以在最后定稿、签发，把欧阳独离找来拿去打字时，常常把材料递给他，便让他坐下随意聊几句。说：“坐坐！咱们聊聊。”他把身子往靠背椅上一靠，显得是借此歇息一会的样子，说：“材料写得不错嘛。到底是在新闻工作岗位上经过培养锻炼的。”稍停，又说：“这整理材料的事，我在延安时期，也没有少干，要说好干，也好干，把大家意见归纳归纳、顺顺词儿，就得了呗。但要说难，也难，——要有创造性，是真难。那得自己有基础，又有储备。”他又停下，习惯地用左手手指头，灵活地轻轻敲桌子，发出不大但有规律的响声。欧阳独离看了，心中想：宋无忌同志是停下来抽烟斗，他是“闲敲桌子”，都是以“动作”来表现思考和帮助思考。
　　郑力耕敲了一小会儿桌子，又说：“难呐，要有创造性！”说完，突然一转话头，问道：“你那些规范化、专业性的术语、用词，挺对路，使材料——请示报告，具有了学术品性和理性水平。你近来学习掌握了不少新知识嘛。”
　　这番平静的叙述，蕴含着称赞与欣赏的意思，这内蕴，这“话外音”，欧阳独离听出来了。而他感觉到，郑力耕最后的话，既是一种称赞，又是一种掌握情况的说明。的确，欧阳独离近来晚上往往阅读材料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和各个研究所，来自中央党校，来自各地研究机构——包括新建立的地方社会科学院、所和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以及一些重要高校的，刊物和内部材料、简报等等。上面充满了新的学术文化信息，传输着大量的新观念、新见解、新学说、新理论，许多震聋发瞆的见解，许多闪光的思想火花，许多冲破旧的思想、理论樊篱的观念、见解、思想，充满了革命性、冲击力和创辟性。反映了全社会尤其是思想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的思想解放的大好形势和勃勃生机。欧阳独离真正是像一张吸墨纸似的，一沾就吸入，就入脑入心并经过自己的消化，理解、掌握，成为自身的思想与文化学术底蕴。这些，在他整理材料时，就发挥了巨大作用了。郑力耕的称赞，是有根据也是了解情况的。他为此感到欣慰和兴奋，从而更增加了积极性和奉献的热情。
　　不过，“写材料”，这还只是他的工作的一小部分，虽然是重中之重。此外，他还为筹备中的院刊进行总体设计和栏目设置，为它组织稿件。他还参与学术办主持、举办的学术活动，帮助编辑《学术信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还参加了人事工作上的选人、调人的事情。
　　这最后一件事，他是“就便”和“被拉入”参加的。因为他与康庄、张察金三人合住一个小套间。原本是康张二人住里屋，外间是办公室、人事处“合署办公”的地方。他来了后，为了省开一间房，也不能为他一人开一间房，康庄就让他在外屋加一张床。但他觉得办公室加个床不雅观，就坚持睡沙发。坚持这样做时，为了说服康张二人，他还说，这，不比睡二十人的大炕强百倍吗？
　　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有人来谈进院工作事，或是考虑是否吸收某个人员时，康庄就免不了“就便”问问他的意见，或者跟他商量，他也就“就便”参与其中了。
　　有一次，中午刚吃过饭，欧阳独离和康、张二人正闲谈间，忽见一个身穿满身油污的劳动服、手提油桶的人，站在门口，问：人文社科研究院是在这里吗？康庄问他，是这里，你有什么事？他说，我要找负责人。张察金看他模样，肯定他是要问干活方面的事，就问：“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那人说，我要来研究院工作。张察金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地场，住招待所，暂时还不需要工人，以后再说吧。那人说，我要搞研究工作！康庄有些忍禁不俊，问道，你是学什么的？来人答道：我叫万思吟，1950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毕业后在驻苏外贸机关工作。1956年回国，1960年下放塞北，在工厂当力工，直到现在。
　　他的回答，使康庄等三人都大吃一惊，同时想，准又是什么冤案牺牲品或是运动中的“对象”。康庄说，那你写份简历吧。来人高兴地走了。他一走，康庄就说：“这个万思吟，咱们要不要？”“要！”张察金和欧阳独离同时答道。“我看也是，”康庄也说：“经济学方面的人不够，力耕同志还想重点建设经济所。”
　　不久，这位万思吟就进院工作了。
　　这件事，引起欧阳独离跟康庄开玩笑说：“我还在人事处走动了！”
　　在这创业期，欧阳独离事涉多头，工作特别多，特别忙，但他心内充满欢欣，感到生活一天一个样，充满生气与生机，真正是参加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

　　5

　　欧阳独离常常想，真正是祸不单行福必双至。对于他来说，新时期以来，已经不是“福双至”，而是连绵不断，赓续接继。张察金给他算了一算，是八大喜事：一，入党；二，回城；三，改正；四，转业——搞喜爱的科研工作；五，出书——鲁迅诗注释出版了；六，《科学社会主义笔记》被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七，女儿玄鸟考上了重点大学；八，妻子殷芳草调回工厂，旋即调市机械局任工程师，她也受压多年，现被启用。
　　怎么就一下子大变？
　　一个星期天，他来到上官元亨家。他们讨论了这个问题。
　　“命运，”沈婉约说：“时来运转，一切就变了！”
　　“这回可不是命运的力量了。”上官元亨说：“我们倒霉时，确实好多情况下，是命运作祟，可现在的好转，而且转得这么好，好事连篇，可是时代变化带来的。”
　　“是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变了，”欧阳独离说：“这些变了，看人的眼光就变了，‘坏人’就变好人了，‘毒草’变‘鲜花’了，‘鬼’就变成人了！”
　　“真是这样，你看你，在研究院多受重用！以前，想都不敢想，……”
　　“搁以前，我根本进不了研究机构。”欧阳独离插言说：“我的头上永远戴着‘白专道路’的紧箍咒。”
　　“我何尝不是？”上官元亨说：“在早，我能当主任吗！”
　　说完，大家都笑了。
　　“现在，□□成了塞北话说的‘香饽饽’了！”沈婉约说。
　　“哈哈哈！”欧阳独离忽然大笑。
　　上官元亨和沈婉约都不胜惊讶，问：“为什么大笑，笑什么？”
　　欧阳独离说：“说起‘香饽饽’，我想起一些事情。现在，不光是在工作上，□□成了‘香饽饽’，在婚姻上也是这样。当年划□□，不是许多人家破人亡吗？所以□□里头不少光棍。这回好了，成‘香饽饽’了，许多女性找上门来了！”
　　上官元亨尤其沈婉约，急着要欧阳独离“讲讲”，好大家高兴。
　　欧阳独离未说先笑，讲开了故事。
　　他说：我们院一个人事，一个办公室，两个负责人，一个是老婆划清界线，□□一定，立马离婚，此人名叫张察金，人们常叫他“保尔”或者是“柯察金”；一个是两人为了保孩子，忍痛不舍“协议离婚”。本含假意，后年头太久，逼假成真，女方为了生活，为了孩子，另嫁了一位夫人亡故的老干部。好啦，现在，这两位可就成了香饽饽了，那康庄，——就是那个管人事的，也就是以后的人事处长，每天接待一位求婚者，有老相识，有新相识，有慕名而来，有的则是朋友给了个信，赶来的。年龄则从与他相仿五十出头的，到三十来岁的，已婚的未婚的都有。来了都自报家门，年龄、籍贯、出身、学历、经历、政治面貌、工作、已婚未婚、有无子女等等，介绍详尽。张察金每回必开康庄玩笑，说：“挑花眼了！注意‘内在’，别叫‘外相’迷了眼！”康庄一向庄重，每回必答曰：“别胡说，这是人生大事，政治性问题，哪会乱来！”最后，他挑了一位机关干部，五十靠边，党员，有一女。两人在招待所举行简单婚礼，家就安在女方的家里。张察金逗他说：“当了倒插门！”
　　张察金则是另一种情形。他物色了一位未曾结过婚的中学老师，三十刚出头，长相一般。张察金说：“招架不住了，门都挤破了，一天来好几个。我看不行，赶紧解决吧。”他原来的爱人能干又漂亮，但反右一来，就翻脸，处分一下来，离婚签字，毫无情意，不久就另攀“高枝”。张察金说，他接受教训，只找平庸之辈，不慕“如花似玉”。他们婚后果然很好，很快要有孩子了。
　　沈婉约听至此，又过到欧阳独离面前，捅捅他，说：“你光说别人，你自己呢？就没有桃色新闻？”
　　“免不了！”上官元亨打边鼓说。
　　“先别说我，还有呢！”欧阳独离说，“有趣极了！”
　　于是，他又讲开了另一个故事。
　　他说的是阮江陵。
　　“这位湘地‘屈子’的遭遇，更有意思。”欧阳独离这样开始。
　　原来，阮江陵于解放前结婚，夫妻关系很好，妻子是一个小学□□。反右过后，妻子带着三个孩子苦度日月。但以后，这位“屈子”又被补定为□□，罪加一等，从劳教所进入监狱，判刑15年。妻子一人在塞北无法生活，只好回到家乡。回乡以后，生活困难，家庭又施加压力，说“他15年出来，你都‘七老八十’了，还能等么？”生活所逼，妻子只好带了孩子另嫁。这样，阮“屈子”出来后，就流落塞北。现在呢，他也是香饽饽，年龄虽然50多，但来找的很多。有趣的是，一次，有位报社编辑，40来岁，离异，她早慕阮“屈子”的名，这回便主动来找。阮江陵没有接受，虽对方一再坚持，阮江陵却一再婉拒，最后这位女编辑竟然从流泪到哭泣，宣布“你不答应我就不走！”果然，她哭一会，说一会，沉默一会，坐着不走，看看到午间了，阮江陵无法，便来“大屋”——就是我和康庄等三人住的房间，搬救兵，说：“快去给我解围！”把情况一诉说，大家乐得开怀大笑。张察金说：“我去！我准叫她立马离开！”阮江陵不同意，说：“你去别搞砸了，人家也是好意，不能伤她的心。”说完，便看看欧阳独离说：“他嘛差不多，轻言细语，文质彬彬的！”张察金哈哈大笑，说：“那就让大秀才去吧！那才有好戏呢！说不准人家又瞄上这个更年轻的白面书生了！”康庄说：“真有这问题。别闹出笑话来！我看，还是我去吧！”阮江陵说：“你行！你当然行！我是怕请不动你。”这样，康庄出马，左劝右劝，才算劝走了。
　　欧阳独离说完，大家笑了一会，上官元亨眯笑着望着欧阳独离说：“你的故事更精彩吧？”
　　“快说说！”沈婉约催促。
　　欧阳独离只好说了。
　　“我也有不少找的，——真是比他们还多。记者、编辑、演员、教师、医生、机关干部都有，也都年轻，不少长得好看的。已婚、未婚的差不多各占一半。不少可说是‘慕名’，有了解情况的还说，在农村入党，现在在研究院‘拿大梁’等等。我一律回答，我有爱人，没有离异，我和我爱人一直同患难，坎坷路上结伴行。我不可能有别的想法！她们都失望而回。有的还留下地址，愿交个朋友。”
　　“那就交个朋友吧！”上官元亨诡秘地笑。
　　欧阳独离说：“那不敢！”
　　沈婉约哈哈大笑。
　　其实这时期的欧阳独离，处于他自己所说的“第三次解放”中，而且是“真正的解放”时期，他的革命热情和献身精神，高度飞扬，他全身心投入工作，并且觉得现在的“工作”与自己的思想、情感、心理，完全契合，不再存在原来做新闻工作时那样，有点儿“身首异处”的味道：一方面很有兴味也甚谙其意义地投入编辑记者工作之中，另一方面，又孜孜以求地读书，搞研究，“白天”、“黑夜”是两个工作日，两个模式。现在好了，两者水乳交融。尤其是，现在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客观物议”，读书本好事，但人们总是以“白专道路”视之；更重要的是，现在那心头的恐惧已经完全没有了。“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真是在完全意义上的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