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我极其功利:计算页数、时间以及阅读速度,结果适得其反,把自己逼得近乎崩溃,每一秒钟都处于精神紧张状态。那个四面封闭的小房间好似残酷的罗马斗兽场,心急的慢性子就像是跛脚却想活命的可怜虫——她坐在那里咬着大拇手指甲恨不能一目十行,不时瞟瞟手机上的倒计时,然后长长出气,拍拍被蹦蹦跳动的心脏震得快速起伏的胸腔,自欺欺人地重复着“It’s Ok. It’s Ok.”。下一秒却像是被针扎了屁股似的猛然从椅子上跳起,掐断那个令人窒息的计时器,刚刚的话也不知道是安慰谁去了。大多数时候训练都是半途而废——或被无休止的“咋办呐咋办呐“打断,或以在屋子里焦急的踱步而结束。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德伯家的苔丝》)让我旺盛的幻想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尽管身体被禁锢于方寸之地,在那片延伸到远方的草场上,我却有马有羊相伴。苔丝忠于内心的爱情选择和坦诚的态度难能可贵,可也正是这份偏执敲响了悲惨结局的丧钟。萧伯纳说:“悲剧就是把美撕碎了给人看“,心会疼是觉得可惜,平静下来更多的,是无奈。多数人下意识持双重标准,讴歌颂扬美好品格的同时却没有给予它们同等程度的宽容,致使其在现实社会中难以有容身之地;这也极易导致像我一样初出茅庐、徘徊在社会大门外的观望者变成胆小鬼——当书本中的理想主义只能在现实世界里壮烈牺牲,在面对”面包还是爱情“的抉择时,为什么不屈从于触得到的温暖呢?
尽管在126年后的今天,大众的接受程度以及人们对问题的认识高度已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个故事却并不过时。1948年的黑白电影《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有一个场景:钢琴家与女孩坐在车厢中聊天,工程师卖力地在幕后蹬着老式自行车一样的机器使画片背景不断更换,营造出火车正驶过瑞士等欧洲国家的错觉。那个固定在原地、丝毫没有半点移动的车厢就像是不断被抨击的虚伪道德,从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到中国的二十一世纪,它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