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宗亲相残，藩王之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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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势利万恶根，子嗣无伦自相争
满目白骨露于野，遍闻千里无雁声
新帝萧椿注重读书，讲学之勤，三六九日，则无不视朝，其余日则虽寒暑之极，不辍经筵，不费时辰。日出坐殿，则讲官立讲，讲迄，又诏大臣各陈时务，又书敬畏二字，赐太傅国老；又以责难陈善四字，赐经筵官；以正己率属四字，赐六部尚书。虚心好问，而圣学日进于高明，下怀尽达，而庶政无不修。
种种迹象，似乎都已言明，萧椿乃是儒臣们期盼已久的明君。就连距离京师千里之遥的云州，曾道也击节而叹：“圣年才及加冠，而君德已著如此。若于后日长进不已，则四海万姓之得受其福。”
可惜，老天不庇，祖宗不佑，这萧椿登基刚满一载，才把龙椅坐热乎，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藩王叛乱，后世称为“七王之乱”。
萧椿初闻消息，只反复地翻着折子，良久之后，方才摇了摇头，重重地叹了口气。
他比谁都明白，神宗当了几十年皇帝，甚是昏庸，欠了国家太多的孽债。而他，这个继任者，不得不给已经蹬腿咽气的爹收摊子、擦屁股。
唉声叹气后，萧椿也拿定了主意——讨伐逆贼。
然而他没想到是这场动荡竟历时五年，耗财颇巨，损兵大半，参与的皇室宗亲，王公大臣难以计数，牵扯甚广，主谋的七位亲王更是自己的叔辈手足，乃靖王俣(神宗胞弟，萧椿之叔)，逸王偐（神宗异母弟，萧椿之叔），徐王枢（神宗次子），景王棣（神宗第三子），肃王杞（神宗第六子），康王植（神宗第七子），祁王桁（神宗第十子）。
《齐史》记载：“自永宁元年秋始，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公族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枭夷之刑，群王被囚槛之困，妃主有离绝之哀，农户无安居之业，商贾乏贩卖之市”，可见七王之乱，给萧齐皇室、公侯世家、农家耕户、贩夫走卒都带来了深重灾难。
而引发这场祸事的两大主要原因，当归咎于神宗萧倜在继位人选上的摇摆不定和大齐王朝长期积累的藩镇问题。
一方面，据宗室史料统计，神宗在位三十余年，后宫妃嫔竟逾八千，其中有封号者三百一十七人。如此多的妻妾，必定带来丰荫的子嗣。《神宗本纪》曾明确记载，“帝幸诸妃，得三十一子。除七子早夭，三子病故，余二十一长成。后十二人封王，五人赐郡王，四人进国公”，故而神宗不缺能承嗣的儿子，相反，他更棘手于立谁为太子。
按照祖宗法度，立嫡立长，即神宗皇后向氏之子萧椿当为皇太子。可偏偏神宗不喜皇后，时有废其之心，只因向氏家族世袭镇国公，手握兵权，党羽遍布，不可轻动，这才作罢。自古母凭子贵，子以母荣，皇后不得圣意，皇八子椿自然也未得皇帝宠爱，父子情份淡薄。
圣上不喜嫡子，自然就将目光放在了诸多庶子身上，尤其溺爱黎皇贵妃所生二子，即景王棣、肃王杞。如此一来，嫡庶之争在所难免。
更恼人的是神宗母亲王太后也来横插一杠子，因甚怜爱幼子俣，便时常在神宗面前啜泣，希望神宗能立靖王（萧俣）为皇太弟，在其千秋万岁之后承继帝位。神宗被母亲念叨烦了，一日醉酒后，竟也荒唐答应，结果次日醒来，后悔不已，忙下诏说是醉话，做不得数，又赐下三车宝物，宽慰靖王。堂堂皇帝居然出尔反尔，也是贻笑于天下。
然“传位于弟”的闹剧虽被有意盖过，可也掀起了偌大波澜，给了靖王不小的刺激，让其羞恨之余，也谋生了窥视九鼎之心，为日后犯上作乱埋下祸因。
鉴于种种缘由，终神宗一朝，三十余年，皇帝、宗亲、大臣都在为国本之争算计，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拉帮结派，互相攻讦，形成不死不休之局面。直到神宗病危，在皇后竭力筹划，向氏一族的鼎力扶持下，皇子椿（初封和王）才被匆匆册立，成为名正言顺的新君。
储君乃国之根本，宜早立，迟则生变。神宗盛年之时，不立太子，弥留之际，方定嗣位之人，引得诸王竞相争夺，密谋国器，实罪人矣。
而另一方面，大齐王朝自高祖萧昊始，以史为鉴，认为前朝之灭亡，乃无强盛亲藩之支持屏卫，加之新国甫建，地方原有割据势力尚不稳固，大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之势。权衡利弊，高祖决定分封族人，实施郡国并行，设官在郡县理政，大权集于皇庭；另建藩国，封建子弟，付以精兵，委以重任，为皇家屏藩，拱卫王朝之正统。
于是高祖先一口气将所有的儿子封了王，后又分封了兄弟、侄子，其中年长且会武功的，驻守北方重镇，抵御戎狄；而一些年幼，但文学才情不错的，治理东南腹地，解决财米赋税。
这般，新王朝政权便牢牢掌握在萧氏手中。
但这种封藩建国制度也有极大坏处。藩王国土跨州兼郡，连城数十，操控地方，官僚同制中央，且自为法令，拟于天子，专治异政，不禀京师。加以时日，便演化为威胁朝廷的毒瘤。
在开国之初，高祖、太宗皆是打江山之辈，他们闯过尸山血海，荡平南北群雄，本就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能震慑节制住各诸侯王，保国家安康，百姓富足。可轮到性格宽厚的仁宗执政时，以文治为主，重用士大夫，挟制武将，形成以文御武的局面，虽使王朝经济繁荣，钱库充盈，可也让禁军军备废弛，中央兵力渐弱，各路诸侯慢慢坐大，难以管制。
及至英宗即位，藩王势力猖獗，时常管中央要钱要粮，囤积兵甲，意图不轨。且数位藩王的府邸宅院，吃穿用度，皆仿皇帝，逾制甚多。
太子太傅曹元辉就此奏请英宗：“藩镇独大，削之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万般权衡后，英宗降旨削藩，自势力较弱的周王始，周、代、赵、江、潭诸王先后削夺，代王自焚，余皆废为庶人。这些举措，激反了本就野心勃勃的诸王，以鲁王漳为首的九国诸侯以\"请诛元辉，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
柔仁文弱的英宗，初闻兵乱，惶恐至极，不知所措。左相袁英晟秘密觐见，借机进言：“九国造反不足为患，目的在于杀曹元辉，恢复原有封地待遇，倘若陛下肯杀之，派使者宣旨赦免九国，再给予重赏安抚，即可消除叛乱，兵不血刃。"英宗默然良久，终听信谗言，决意以太傅之命换取诸侯退兵，遂下诏，将曹元辉车裂于东市。
可惜一代名臣，为国尽忠，殚精竭虑，最后却惨死人主之手。
然曹元辉虽死，九国未罢干戈，气焰日甚，鲁王漳还狂言要江山易主。叛军一路西进，占领豫州，剑指京师。至此，英宗幡然醒悟，痛下决心，以武力镇压诸王。
他依靠太宗、仁宗苦心经营，积累下的丰盈国库，备足钱粮，命大将军向衡与兵部侍郎周政光为正副统帅，率师出征。此二人皆为良将，深谙用兵之道，以精骑断绝叛军的粮道，出奇制胜，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大破叛军。
鲁王漳兵败被擒，后凌迟于市口，满门抄斩。其余八王皆自杀，九国封号被废，朝廷重置州县，新遣官吏整改。
此后，英宗下令，剥夺所有诸侯任免封国官吏和征收赋税之权。藩王不能自治其国，无权过问政事，只可按朝廷规定之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郡县一律由朝廷命官治理，辖制于中央。
这些制度的颁布，沉重地打击了割据势力，加强了齐朝中央集权，使诸侯王们开始老老实实地做窝在封国作“大地主”。可惜的是，英宗性子羸弱，耳根子软，禁不住宗亲的哭诉哀求，又看在彼此同源的份上，最终还是允许藩王们自建亲兵卫队，人数不得逾五千。
而这一规定，恰恰给后世子孙的治国理政带来巨大忧患。
英宗崩，神宗立，几不理国家之事，大权旁落，奸党遍布朝野，地方蠢蠢欲动。神宗喜好奇花异石，各地王侯大献殷勤，百般搜罗，献于皇帝，待其一高兴，自然赏地赏权，赐钱赐粮，给以诸多便宜，纯皇帝时期节制地方之策被破坏殆尽。另外，神宗还大肆封子孙为王，多者食邑万户，少者亦有千户，沉重的赋税压得州县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更为致命的是，神宗宠爱景王、肃王、康王，竟下旨扩诸子域，囊括多郡，几近一州，增其亲卫逾万人，赐铁矿银矿开采之权。
这道道诏令，复给了王侯统治之权，地方与中央渐成对抗之势。
如此，内乱祸根已经埋下，日益膨大，后在永宁年间一并爆发。
永宁元年，萧椿为稳定时局，安抚诸王，多有封赏，未加赐罪，朝廷明面上较为平静，可暗地却波涛汹涌。靖王俣知初年为夺大位，辇白金巨万，遍赂朝贵，拉拢人心，又时常出入太后寝宫，诋毁皇子，更与奸宦佞臣密谋废后，暗杀和王（即后来即位的萧椿），与向氏一族仇深似海，难以共存。若待新帝根基稳固，反攻倒算，自身难保，朝夕之间可沦为阶下囚。
即是如此，不如先发制人！
嗟乎，前人作孽，后人遭殃。可怜萧椿生不逢时，初登大宝，就摊上了这等祸事。
作者有话说
第5章 宗亲相残，藩王之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