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莱斯特红皮书》Valerian

35、II.-1

　　德国，巴伐利亚州，慕尼黑，下午4点37分。

　　那个侍应生在罗莱的桌子旁弯下腰，假装收拾他的餐盘。“事实上，先生，您完全不必亲自在这里等。”他悄声说，目不斜视地把刀叉收好，擦干净桌面，又伶俐地给罗莱满上一杯柠檬水，“他一出来，我会立即通知您。”
　　“不，我不要咖啡。”银灰眼睛的男人瞥了侍应一眼，漫不经心地回答，他的德语发音不太标准，但至少语法是正确的。“好吧，先生。”侍应眨了眨眼睛，直起身，端着脏盘子转身离开，熟门熟路地在狭窄而拥挤的咖啡馆里左右穿行，像条滑溜溜的鳗鱼。罗莱•杜凡支着下巴，盯着落地窗外的街道发了一会呆，似乎觉得无聊了，他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掏出一本平装小说，翻到折角的一页，专心致志地阅读起来。
　　侍应——他们在慕尼黑的联络人——说得没错，他确实不必像只忧心过度的母鸡一样蹲在慕尼黑这家油腻腻的咖啡馆里等他的“孩子”。这次的任务很简单，而凯文是个很优秀的特工，尽管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工作。凯文•辛普森很有天赋——假如做这一行也能像学钢琴一样讨论天赋的话——罗莱暗自希望能看见他有朝一日接替自己，在西欧分区干出点什么来。至少那孩子的德语要比他的好上很多倍，这种发音僵直的语言总是把他的舌头绕成一个牢牢的死结。
　　他今年29岁，离全职特工的退役年龄还有不长不短的一段距离。但他两年前已经很少接外派任务，多是留在明尼苏达训练那些从军校和普通大学里吸收的新科特工。他不打算在服役时长方面创造传奇，只希望从此不需要在欧洲东跑西窜，劳心对付那一大堆在暗处盯着他的眼睛。工资自然会少一截，但是没关系，他转回文职之后还有往上爬的野心和背景，而且摆脱了横尸苏黎世街头的危险。据说计划与协调司有个内部笑话，“为什么连财政部长在特工面前也变得如此慷慨？那是因为他们通常不会活着回来收支票。”
　　这是个温暖的春日下午，人们走上两个街区就会擦着额头脱下西装外套。沿街停了一串出租车，再过一会，凯文大概会从对面的电讯大楼里走出来，搭上其中一辆。而罗莱也会在几分钟之后收起小说，乘专线巴士到达慕尼黑国际机场。这是粗略的计划，假如一切进展顺利的话。
　　凯文•辛普森已经迟到了两个小时。
　　罗莱试图说服自己不要疑神疑鬼，毕竟特工不是飞机航班，没有固定时刻表，自然也无法讨论迟到早退。然而，从他走进这家小咖啡馆，点了一客鸡肉三文治和炸洋葱圈开始，一种近乎直觉的不祥感就缠住了他，直到现在还是让他背脊发寒。银灰眼睛的男人端起玻璃杯，抿了一口柠檬水，意识到自己没法继续假装悠闲地读完这本随手在机场书店里买的平装小说。他抬手招来侍应，结了账，提起公文包和充当伪装的行李袋，走出了小咖啡馆，几乎是同时，玻璃碎裂的巨响令他下意识地抬头。
　　电讯大楼17层的一扇窗被狠狠撞碎，随同碎玻璃一起下落的还有一个人，仿佛电影里的慢镜头，罗莱看着他无助地坠落，手脚以奇怪的角度摆动着，像个被小女孩随手丢弃的旧玩偶，然后嘭地砸在一辆出租车上，抽搐了几下，不动了。玻璃碎块暴雨一般洒落在他周围。
　　凯文。
　　尖叫声四起。出租车司机奋力踢开变形的车门，连滚带爬地冲了出来，捂着流血的额头大喊大叫。罗莱费力地吞咽了一下，在温暖的阳光里突然地全身冰冷，好像被一桶冰水从头浇到脚。他听见椅子脚在瓷砖地上移动的声音，咖啡馆里的顾客全站了起来，涌到街上，窃窃私语，或者掏出手机报警，一举一动都透着惶惑。
　　银灰眼睛的男人脸色煞白地挤出人群，低头走向巴士站。
　　在回程的飞机上他强迫自己长时间地思考，不仅因为他需要向上头交一份苦涩的报告，更因为凯文是他最喜欢的孩子，不应该被人从十七楼扔下来，摔死在一辆德国计程车上。罗莱用力揉了揉自己的脸，自嘲地笑了，喉咙发紧。不应该？那什么是应该的，难道说每个特工都应该平安地做到退役，月月拿高额退休津贴，然后作为祖父或祖母在儿孙的目光里与世长辞？
　　推着饮品车的乘务员在他身边停下，询问他是否需要任何饮料，罗莱疲倦地摇了摇头，仰躺在座位上，闭起眼睛。
　　这件事里有蹊跷的地方，一定有。
　　他渐渐睡了过去，右手自始至终藏在西装下面，握着他的钢笔，那里面安装着两英寸半长的利刃。

　　* * *
　　美国，弗吉尼亚州，列克星顿。早上6点28分。

　　在闹钟开始大吵大嚷前2分钟，它的主人懒洋洋地伸出手来，按掉了响铃。那个人静静地挣扎了几分钟，才不情不愿地爬起来，抓过整齐叠好在一边的衬衫套上，走进浴室。
　　屋子里还很安静，因此水流的声音相形之下显得过分清晰。穿着白衬衫的青年慢吞吞地刷完牙，擦掉镜子上的雾气，开始用梳子和喷雾罐对付自己乱成一团的金发。他其实长得相当不错，蓝眼睛，漂亮的五官，是那种让人忍不住侧过头多看几眼的类型，但他显然是个单身汉，洗手台上只放着一支牙刷，淋浴间的架子上也只挂着一条毛巾，镜柜里放着维他命和备用的零碎小物件，没有女友遗落下的口红或香水瓶。
　　这位金发的单身汉先生将充当睡衣的旧T恤和短裤丢进了洗衣篮里，换上正装。在国税局工作的缺点是你必须天天用衬衫和西装束缚自己，再在脖子上勒上一条打得规规矩矩的领带，这不是最糟糕的部分，毕竟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也得忍受这一点，糟糕的是你在令人不悦的查税过程中，沐浴着欠税者暴风骤雨一般的冷嘲热讽乃至咒骂时，还得保持这份要命的一丝不苟。
　　差5分钟到7点，金发青年走进厨房，随手把公文包搁到滴水板上。有人比他起得更早，正在看当天的晨报，听见椅子拉开的声音，他把报纸往下移了4英寸，“早安，收税佬。”他说，嘲弄地弯了弯嘴角，“今天要去让谁倒霉？”
　　“我认为这个玩笑已经开够了。”对方冷冷地说，给自己倒了杯咖啡。
　　拿着报纸的男人眯了眯眼睛，兀自笑起来。他看上去有四五十岁，假如说他是那个金发青年的父亲，那么他的儿子丝毫没有遗传他的任何外观特征，例如亚麻色的头发，例如碧绿的瞳色，例如说话时那副精明狡黠的神态。
　　“你的英国腔还是一点都改不了，谁都听得出你是欧洲的移民，包括住在街对面的老太婆。”绿眼睛的男人说，重新把自己的脸藏到报纸后面。
　　“辛普森太太有重听。”
　　“没错，我正想强调这一点。”
　　“噢，廷嘉。”年轻人无奈地笑了笑，倾身往前，压低了声音，“收起你的特工本能吧，有谁会注意哪个雇员说话带着英国口音，哪个没有？‘记住我们现在是遵纪守法的合众国公民，弗吉尼亚的保罗•J•查普曼和他的儿子丹尼尔•F•查普曼。我们从来没离开过美洲，最远只去过蒙特利尔。’这是你自己说的。”
　　报纸抖了抖，“到你发现谁在注意的时候，已经跑不掉了。”
　　年轻人长长地吐了口气，站了起来，抓起滴水板上的公文包，“丹尼尔•查普曼要去上班了，今晚见。”
　　“你的早餐？”
　　“我会在巴士上吃。”年轻人扯下一截保鲜膜，把三文治包了起来。
　　“回来的时候记得买牛奶和花生酱，快没有了。”
　　“是的，先生。”
　　金发青年关上身后的门，深深呼吸。脖子上挂着秒表的格兰特先生看见了他，远远地抬起手来打招呼，他也礼节性地挥了挥手。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当了一辈子蝶泳教练，退休之后每个早晨都会绕着街区慢跑上四五圈。一切正常，没什么需要担心的。这里没有人认识路易•西莱斯特。丹尼尔对自己说，看着退休的蝶泳教练消失在转角。他心不在焉地咬了一口三文治，向巴士站走去。
　　在这一天结束之前，他一直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