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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部 ...

  •   别绪如丝睡不成,那堪孤枕梦边城。因听紫塞三更雨,却忆红楼半夜灯。
      书郑重,恨分明,天将愁味酿多情。起来呵手对题处,偏到鸳鸯两字冰。

      【引子】

      熟悉笔者的人都知道,作为一名热衷神魔鬼怪的甚至有望在这个领域称霸一方的写手,笔者很少尝试与之无关的题材,不仅仅是为了敬业,也是因为不擅长怕砸了招牌。

      所以当笔者落笔书写这篇《劫灰》时,我的男朋友一直大惊小怪地觉得我被什么中日关系工作者的鬼魂附体了。事实上,与其说笔者在书写,不如说是记录。这个故事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虚构性,艺术性,但它本身与现实生活中的原型相似度是如此高,以至于让笔者有一种……记录历史的错觉。

      只不过,笔者所记录的,不是王超迭起大起大落壮志悲歌……与大叙事正相反,这只是一个私人的故事,时间横跨度不长,地点也不过中日两国,而故事情节本身也并没有多么新奇,和众多不入流的三流言情一样,这段爱情本身平常以至于庸俗……唯一让我有信心吸引读者阅读性的地方,在于那个时代,那些人。

      故事发生的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还是重视“政治正确”的时代,第一批赴日留学生出海。

      这个故事来自于笔者的一位要好的女性朋友,她本人的经历也足够写一篇情节曲折的长篇小说,我只需要摘取小小的一部分做出说明,她生在日本,长在中国,中日混血,私生女。

      她的父亲正是那一批留学生中的一人,我在拜读过她父亲的遗稿后决定以此为原型写一篇短篇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日记体。

      这是时代中一部分人的缩影。横渡浩瀚汪洋,两个民族在用仇恨隔绝三十年后再次真实相遇,其带来的震撼与反思甚至存在于多年以后我成长的滨海小城,直到今日。

      一衣带水,大亲大仇。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真实故事中的主人公都在意外中过世,逝者已矣,愿魂安息。

      【壹·别绪如丝】

      ——1982年8月26日天气:多云——

      这篇日记写于海上,风疾船摇晃的厉害,同学们被颠得七荤八素,船长说明天到岸时还有大雨,我都不敢想象他们明天的脸色。当然,我不晕船,作为旅顺口土生土长的一代,自小他们跳河我跳海,经常跟着老爹坐着小马达推动的渔船出海,我要是晕船那就是笑话。

      此程去日本读东京大学的土木工程,虽然对日本这个国家没有半点好感,但在二战后它经济腾飞一跃位居世界第二,这是不争的事实,它在技术上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好吧说实话,最倒霉的是我出生在旅顺,外语学了日语,所以去美利坚的名额占不到,只好被分到了日本。当然日本环境也不错,毕竟文化源自中国,到哪里的适应性必然是要比西方国家强上许多……虽然没好感,但离抗日战争过了很多年了,杀人者也快死光了,不能用有色眼镜去看待外国友人,独立自主爱好和平,只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

      下面提出三个要求:

      1.不能被资本主义世界的糖衣炮弹所诱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习先进科学技术!

      2.坚定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立场,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3.不要过于仇视日本友人。

      ……如果他们是友人的话。

      ——1982年8月28日天气:小雨——

      这是我到达日本的第一天,从东京湾下船,从甲板上能够远远地望见高楼大厦,是真的高,像是一根根插入天空的柱子……或许来个文科生能更好地表达我此刻的心情吧,怎么说?惊讶?羡慕?失落?我到达北京的时候吃惊于它与旅顺全然不同的庄严古雅,而我到达东京的时候,第一眼感受到的,是莫名的苦涩。

      落后二字的意义,那一刻才终于体悟透彻。

      接待我们的不是官员,而是东大的研究生,但看起来不是土木工程系的——因为大部分是女生。我是领队,一开口他们就开始笑,也不知道在笑什么。可能是在北方住惯了,哪怕是女孩子笑起来也是爽朗明快的,到了日本反而不适应这里人捂着嘴明明在偷笑却根本藏不住的笑法,真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

      路上有个女孩子问我日语在哪里学的,我告诉她这是我家乡的老师教我的,他曾经是日本人的翻译,后来被打断了一条腿。听到这里我们一起笑了,她笑起来没有捂着嘴,当然也没有哈哈大笑,只是唇角弯起来一点点,含蓄又好看,像月牙。

      她说,你说日语有很重的关西口音,我们印象里那都是粗鲁的大叔,但是你长得美丽,反差好大。

      这句话她是用中文说的,说到“美丽”两个字让我哭笑不得,但我也不好说什么。她软软糯糯的腔调让我想起北大门口巷子里大娘做的米糕,口感甜软不黏牙,

      我又想起文莹了,她最喜欢吃米糕,每次都求着我偷食堂的包子和大娘换,她吃米糕的时候小虎牙会露在外面,像只小仓鼠,一动一动的很可爱。

      不说她了。

      那个日本女孩子是东大园艺系的研究生,兼任这次中日研究交流的交接员,到了东大以后很多事情找她就可以。真让我怀疑日本政府的诚意,虽然她很漂亮,但她看起来比我还小。

      她叫ふじわらえい,写出来是“藤原莹”,这个名字翻译到中国也这样写。

      她的名字很好听。

      【贰·那堪孤枕】

      ——1982年11月3日天气:小雪——

      东京属于温带季风气候,但海洋性要比北京强得多,平常的时候温和湿润,到了冬天也不像北京城那样干冷。今天醒得早,睡眼朦胧中能看见一线清肃的光束从窗帘缝隙间流泻进来,拉开窗帘的时候,那种微凉的冰雪色照亮了整个屋子,我看见细小的雪花在窗外飘零而下……最近在日本不常说中文,笔上功夫倒是长进了。

      反正,就是这样的微雪的清晨里,藤原莹站在窗户外面一手轻轻敲着窗,一手刮了刮她被冻得微微发红的脸,笑得像个小月牙……而我只穿了一条内裤。

      ……天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奔放,应该捂眼睛吧?应该转身就跑吧?笑什么笑啊?看个p!

      所以我那时候为什么没有立即把窗帘拉上呢?

      ……当然……当然……她这样光明正大地偷窥我的样子还是很好看的,和文莹某个冬日里把脸藏进围巾只留一双眼睛乱看的可爱不一样,藤原莹的漂亮总让我联想起冰雪上凉薄的浮光,她贫血症一样苍白的肤色还有格外漆黑的眼睛,总有种勾人的精怪一样的魅力,只是她平常会笑得一脸温软,总让我忽略她冰雪一样清素的底色。

      只是可惜我在绘画领域只擅长建筑图纸,而不是人像。

      ——1982年12月8日天气:晴——

      教授看了草图以后又开始勾勾画画,这张图参照市政厅的数据前前后后改了三遍,每一遍教授都能给我画上一片泛滥的圈要我重改。如果不是他把宫野同学的草稿撕了三次,我一定会怀疑他是不是对我有国家歧视的倾向。

      毕竟是一幅不可能用于实际建造的作业,在北京的时候虽然要求同样严格,但对于过于琐碎的细节很少如此较真,宫野说我至少要再改两次才能算是完成,而他恐怕要再重画个三四遍才能保全自己的作品……得到被教授画圈的荣幸。

      可怜的宫野同学,土地爷爷保佑他。

      我和藤原莹说起这些事的时候她正在调整她的插花瓶,左手把一支百合向上提拉右手挑选更合适的满天星……大概是满天星吧,或是别的什么草,我对它们从来区分不开,也看不懂藤原莹调整以后的插花瓶到底在艺术上有什么升华效果。

      好在她没有不开心,只是悄声问我,日本人的认真很可怕,对吧?

      我知道她只是在开玩笑,没有任何恶意的比较。

      但还是觉得不自在。

      来这里快三个月了,我习惯了经常说外语,习惯了他们超高的卫生要求,习惯了像他们一样致力于提前腰间盘突出——鞠躬鞠躬再鞠躬。

      想想北京,想想旅顺,和东京比起来,哪怕不用“落后”这样不近人情的词汇,也不得不说是“粗糙”。

      但那里毕竟是我的国家,多强烈的反差比不过思念,思念那片粗糙的不那么干净的大地,那里有我的过去,我的至亲。

      【叁·三更雨】

      ——1983年12月25日天气:雪——

      所谓圣诞节,大概就是……诡异的红色帽子,为了一个晚上砍一棵松树的这样破坏国家共有财产的行为,满大街的圣诞歌还有人山人海的基督教堂。日本对于这种崇洋媚外的行为似乎没有什么异议,而事实上,这应该是一种文化入侵,就像温水煮青蛙,因为过于缓慢又很舒服所以掩藏了它残酷的本质。

      藤原莹不喜欢我的观点,她说高等对低等的取代不叫入侵,只是换代,不能因为泛滥的同情心就忽略了这个世界物竞天择的实质。

      文明也有高下之分么?宗教神圣无神论低等?或者商业文明注定成为世界之王农业文明终究是落后的?谁规定的?

      她说,历史证明,事实如此。

      于是我们吵起来了。

      我的确拿不出多么完备的论证过程,现在想想多是情绪化的反驳,我出生在作为被“时间证明”注定落后的文明里,所以反驳得格外激烈。然而藤原莹是正统的日本女孩,没有任何白种血统,她对自己国家文明的贬低才是我真正不能接受的。

      然而……和一个女孩子吵架实在是……丢人。

      尤其是最后她还哭了,她擦眼睛的时候我后悔到无以复加,但不知道该怎么道歉,只能呆站着,像一只被雷劈了的傻鸟。

      虽然有耍流氓的嫌疑,或许那时候我该抱抱她。

      ……毕竟我在日本的朋友不多。

      ——1984年1月25日天气:阴——

      “稷兄,你是个很善良的人,如果这个世界像你说的那样理所应当的平等,那么很多人就不至于活得如此……痛苦。”

      她念起“稷兄”两个字的时候字正腔圆,是我教的普通话,但还是带了点岛国姑娘的酥软婉转,再没人比她念得更好听了。

      这句话一说完,我就醒了,小冉掀开我的被子让我陪她放鞭炮,门口从下到上排列着三四个和她一样大的小脑袋,齐齐盯着我,满眼都是期许……如果我除了内裤以外穿了别的我一定会笑的。

      已经是大年初一了,比起东京湿冷的环境,我还是更喜欢旅顺温和中带点干燥的气候。或许和气候没关系,我只是喜欢回家的感觉,老旧的木头窗棂比东京宿舍的金属质窗框要顺眼得多,母亲还是那样风风火火地张罗着饭桌,其间我只来得及帮她煎一条鱼,之后因为不小心煎糊了被她赶出了厨房。

      陪小冉放完鞭炮,对街的小二跑过来问我物理题,我给他讲完题开始吃午饭,吃完午饭去张老师家拜年,回来就吃晚饭了,之后有被母亲叫去应付二姑和二姑父……够了够了流水账到此结束。今天就写到这里。

      ……

      ……

      (空了两行,换了铅笔)

      我还记得这句话是圣诞节的时候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我就回国了,到如今正好一个月。

      我们都不是能消费起国际长途的人,我想她并没有生我的气……吧?

      我做梦总是记不住细节,这一次却很清晰。我记得她带着那顶红色的绒绒帽,冷得把手缩在袖子里,鼻头通红像个小熊宝宝,睫毛上沾着细碎的眼泪在寒夜里结成了冰晶,苍白的脸色像是那一晚的冰雪,没有一点热气。她说那句话的时候似乎是真的难过,那种微妙的无望的憧憬太过明显连我都看得出,只是我不懂。

      虽然算是熟识,但认真想来她很少对我讲起她家里的事。

      不知道日本是不是也有重男轻女的文化糟粕。

      我仍然不算多喜欢那个国家,哪怕它干净发达现代化,对我来说仍然比不上在旅顺乱糟糟但很温馨的生活,不管日本多好都不是我家,所以没有什么可思念的。

      ……

      ……

      (再空两行)

      しかし私は彼女を懐かしみます

      (但是我想念她)

      【肆·却忆红楼】

      ——1984年4月3日天气:大雨——

      如果不是热水澡来得及时,我相信现在我一定是个可悲的感冒重症患者,天知道为什么早上出门还是艳阳高照,下午就是一阵延续一个半小时的大暴雨。我和莹当时在千岛之渊看樱花,连避雨的地方都难找,淋了成两只落汤鸡回来——最可笑的是回到学校就已经不下雨了,衣着光鲜的同学看我们的眼神就像看两条流浪狗,刚从雨水里里爬出来还滴滴答答淌着水。

      这是我和她的第一次约会,看樱花开了半晌,一路粉色的春光,但400米的樱花道还没走完……如今樱花历经风吹雨打七零八落,实在不是个多好的预兆。

      还好莹很开心,被淋成落汤鸡她还是很开心,毕竟她是去专门学园艺的,观察千岛之渊的布局对她来说已经是物超所值,更不用说后来“一树风雨半树残花”的美学效果,如果不是我的把她拉走她一定回站在雨里直到昏厥。

      今天还算很开心,是真的开心。

      自从和莹确立关系开始,她本人给我的飘飘忽忽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就像是一缕青烟,她在我身边但我握不住她,好像起一阵风来她就会飘走。直到今天,我们两个人牵着手走在阳光下的时候,她按住我的肩膀借力跳跃的时候,踮着脚尖去触摸樱花树的枝条与花蕾的时候,她仰着脸绕着我兜圈子笑得灿烂到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就像是一直漂浮着飞行的羽毛,终于落到地面,仍然是轻盈的,却让人安心。

      她不是那种阴郁的女孩,但我能感觉到,她今天是真的很开心。在她惯有的温柔婉约背后,这是太少见的……璀璨得一塌糊涂的阳光。有了对比才知道,其实她一直都不是很快乐。

      这对我来说是个意外,毕竟今天我最初只是担心她会带我去靖国神社,而没想到会玩得这么开心。

      ——1984年5月13日天气:晴——

      最悲哀的好天气,就是艳阳天。

      我总是自信于自己对莹的掌控力,她总是安静的,鲜少用太激烈的语气说话,遇见她不同意的事情总是沉默以对不爱反驳……这让我误以为我们的三观就像我想象中那样,很合拍。

      踩到底线的争执太伤感情,我们相处理应远离政治和国家认同,但我总是越线而她总是忍让,得到今天的结果只能说是矛盾积累总爆发的必然。

      从哪里开始吵的?我真的不想去回忆,也不想记述。只记得最激烈处,我问她,知不知道南京在哪里?

      在今天以前,我不曾对她说过这个地方。我知道,中国人对南京有多敏感,日本人对南京就有多漠视,政治宣传使然,成长环境决定,不怪他们。我那时候真是疯了才会用那样嘲讽的语气加重那两个字的读音,是的,我期待她露出茫然无知的表情,期待她听到我的解释之后……震惊?崩溃?或者说死不承认屠杀的真实性?

      这是报复,我知道。

      这深埋于每个中国人心底,那些不曾经历的耻辱与悲痛自小在我们耳边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积压的情绪冲破理智的桎梏,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类似于报复心理。我知道那个时候日本政府封锁信息,那些杀人者在民众心中都是国家的英雄,这种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尽可能地不去谈论……所以我问她的时候的确没带脑子。

      但是她说,我知道。

      她父亲当时还在世,是国内的知名记者,1946年旁听东京审判,两年818场开庭,一场不落。

      “爸爸和我说过很多——证人,证物,机密文件都曾经被摆上法庭,中国人参与感很强,关于中日战争的起始时间,伤亡人数,对平民和投降士兵的杀害是否合理,大屠杀是否真的存在……争执很多,很久。我爸爸说,后来他一直担心他会被政府抓走,因为他知道的实在太多了。”

      “我知道南京大屠杀,主流我们都承认屠杀的存在,只是在人数上……不清楚,当时的判决书写了二十万左右,你们说的是三十万?我爸爸说,那时候说我们的律师放弃了辩护,只能把重点放在最高指挥官应不应该为属下的行为负责这个点上,这件事,不容置疑,没什么可说的。”

      没什么可说的。

      意思是,那又怎样呢?当年的人早就死绝了,迁怒于他们的后代?同族?那还有意义么?

      “让我爸爸记忆最深刻的,是那个时候,那些在战争中操控时局的大人物,无论检查方如何辱骂如何诘问,似乎都没有忏悔的意思。”

      “二十万?三十万?那些数字对于这场战争无关紧要,它或许关系到那个年代每个个体的生死悲欢,但是对于真正的世界格局算什么?对他们来说,人总是要死的,只要能赢,谁在乎那些人究竟死得有多可怜?政治不就是这样的东西?它站得比我们都要高,看不见个体的牺牲只关注背后巨大的利益。”

      “我们真的需要用人性的思维去思考这件事么?决定屠杀的那时候不是作为人来思考的,与如今的日本民众有什么关系?”

      “你们只是在迁怒。”

      迁怒?

      那就算是迁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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