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城计》月光小掬

24、战（六）

　　艾克神父是法国人，在“一二八”抗战的时候，因为冒险出入战区，救护伤兵、难民，在闸北区被飞弹击伤，失去了右臂，从此成为了“独臂神父”。他身材高大，脸上布满岁月的沟壑，当他微笑的时候，这些沟壑便加深了，仿佛对每一个人诉说着幸福总是在岁月的洗礼中才越发显得珍贵。战争暴发以后，他作为上海红十字总会的副主席，本着人道主义和天主教义最先提出了在上海市内划分安全区域以收容难民。1937年11月9日，上海南市难民区建立，成千上万的难民从四面八方涌入了人民路附近的南市，住进了那些早在战前就离开上海或是在战中能够逃入法租界的人们空出来的房子里，城隍庙的大殿上分发着雪白的大米，豫园的九曲桥蜿蜒得不再是风景，而是领馒头的难民队伍，不远处的老关帝庙前，每天清晨都可以领到热腾腾的米粥。
　　梧桐路的老天主教堂增设了难童学校，使得这场乱世中求生的无声战争变得更加天真和充满希望，更不必谈残老院，图书馆和绣场。上海滩总有她奇妙的地方，仿佛只要向她伸出手来，她就有力量从泥泞中扬起美丽的头，奋力呼吸。杜青鸿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已因为他在租界的地位和帮派中的号召力而成为了几乎所有慈善团体的组织者或挂名组织者，他还是以他自己的习惯从不承诺任何事，完成了再说或是完成了也不说。他不停地运用他的关系和他的应变能力做着沟通，他知道这是他留在这里必须要做的事。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他正要坐车赶往天主教堂的难童学校，一个伙计跑过来通知他，他的一艘泊在十六铺码头上的商船载了满满的货物，一出港就被日本人的军舰炸沉了，他沉默地坐在别克车的后座里，只在想一件事，日本人果然是无所顾及也不重承诺的，这次是货船，下次呢？他吩咐司机把车开到码头，这个司机沉稳地开着车子穿过了日本人那些耀武扬危的封锁线，载着杜青鸿来到了十六铺码头前。杜青鸿遥望着混浊的江水和泊在江面上的那些虎视眈眈的日本舰队，眼底泛起凶狠的血潮，仿佛一切又回到了那个他失去父亲的夜晚，他咬紧了牙关，然后吩咐手下把所有堆在货仓里的德国人的货物全都倒进黄埔江。
　　第二天，德国人因为自己的货物被日本军舰击沉大为不满，强烈地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又拿出了日本与租界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要求日方予以赔偿。日方一头雾水，虽然觉得事有蹊跷，但也无话可说，只有约束自己的舰队不得在租界码头上任意妄为，维持着江边的自由与宁静。
　　天主教堂边的难童学校里，千余名学生散居于七个收容所。杜青鸿为独臂神父引见了上海教育司司长和几位记者，请他带路参观苦难中的天主的方舟，他思考只有当难童学校存在的现实被西方的媒体报导，它才有机会长时间生存下去。金发碧眼的记者们非常惊奇，连声称道太不可思议了。
　　秋末上海微湿的空气中，暑热依旧毒辣，杜青鸿走在队伍的最后，刻意地与一行人保持着距离，忽然，他从简陋的隔板和布幔的缝隙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无法置近地走上前细看，阳光中已有些许憔悴的面容依然带着惊人的美丽。那一刻他顿时觉得血液冲入了自己的大脑，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画面。他曾想一切随它去，战争，死亡……他都可以承担，，可是他的妻子，应该在所有的苦难之外。他呆了几秒钟，仿佛被上海最美丽的女子在这间上海最简陋的房子里闪现的圣母一般的光芒刺中了，可是几秒钟后他还是冲了进去，抓着她的手臂把她拉出了那间教室，这时黑板上还留着她刚刚写下的两行粉笔字。
　　“放开我。”看清了他的面容，她脸上惊慌的表情变得愤怒。
　　“我说过我不许你出现在这里。”他气得全身颤抖，眼中的她几天不见已瘦了整整一圈儿，“你还是在惩罚我吗？够了！我跟你说够了！”他扯着她向他的车子走去，低低地咆哮着。
　　“你让我做我喜欢做的事！”她也大叫，声音尖锐无比地迅速压倒了他的咆哮。
　　他整个人僵住，他几乎是拎着他的小妻子，再走几步，他就可以把她推上车，然后把她带走，离这里远远的，用尽所有的办法再也不让她靠近一步。可是她的叫喊让他呆住了。
　　沧凉而空旷的广场上，空气中凝结着微带水意的尘埃，背后的天主教堂如在灰暗的云层中飘浮。
　　“芙蓉……，够了。”他喃喃地说，“要怎样？一定要我死吗？”
　　孟芙蓉楞住了，居然是在这里吗？在这个简陋肮脏而危险的地方翻起那些沉旧的她几乎已忘记的过去。为什么他不明白，她这么做不再是要和他嘟气，她只是被这场战争的血腥和凄惨击败，她必须要做点什么。
　　她已经不太记得自己为什么恨他了。于是，她凝望着他，然后伸出手来，轻轻地抚着他的脸颊，她的心软得象一泓清水。可是就在这时，天空中几只轰炸机呼啸着低空飞来，无法无天地把炸弹向这片毫无反击能力的大地纷乱洒下。他反应非常灵敏，几分之一秒的刹那间，把她推到地上，用自己的身体护着她，就象七年前他做过的那样，仿佛保护她是他的本能。
　　几分钟的轰炸过后，孟芙蓉挣扎着想要站起身来，却发现杜青鸿已经失去了知觉，他的血汩汩地流淌，渗过她的衣服，一直流到肮脏的地面上去。

　　罗店陷落后，杨凡与军中其余的幸存官兵未经休整即被编入了驻札在大场以西的中央军司令部警备营，此时沪东已是一片焦土，日本人依靠其精良的装备与绝对的制空权抢占了绝大多数的滩头阵地。战到其时，双方都若返回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耳中只听号令，心底单纯得只余阵地。大场以北有一小村名王家边，短短四天之内，阵地五易其主，杀进杀出时一片天空中弥漫得全是血红色的生命，守军第四团的一个营在第四次争夺战中全军覆没，全团如断指般痛入骨髓，拼了性命对抗钢骨战车，终于在四个多小时后终于又夺回了阵地。
　　在这场寸土必争的战争中，日本人的轰炸机几乎成为所有斗争中最终的刽子手，１０月１５日，一百五十架战机狂轰滩头一役的重要军事枢纽大场，直炸得这个小小的城镇如同陷了地狱之中。其后的几个小时里中央军部与阵地失去了联系，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了当时的中央军司令陈城的头上。无力地立在地形图前，他望着这座滩头的最后一个阵地，大场四通八达，如果它已陷落，那么南边的闸北区，北边的走马塘与扈太公路都将被日本人包围，两侧的军队若不撤退，就将面临着被全歼的命运。他很不甘心，便命令杨凡所在的警备营到前线侦察。
　　说是警备营，可是士兵却连百人都不到，杨凡脚力快，最先一个到了大场的近郊，仰头一看只见高处飘洒着一面太阳旗，空气只留下了血腥和焦土的味道，四处寂静如死。他颓然而立，再也不会天真地想以自身之力斩断那面得意洋洋的旗帜。他非常清楚，这个阵地已经沦陷了。